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01页。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206 207页。
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章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 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1页。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见唐纵日记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 203、209页。。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在唐纵的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在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出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抗日战史（晋南会战）》，1981年，第7页。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
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99页。
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日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考虑到如此要求八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对于徐永昌的意见，蒋亦认为有理，因此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说明照此意见交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不过，蒋介石内心还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因此他仍旧提出，刘为章转达时要加上“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他显然认为这样讲会更有“激将”的作用。《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中对其授意刘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没有记载。了解蒋记事习惯者都很清楚，蒋对自己认为重要且颇感得意之举，一向是有闻必录的。蒋对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证他本人这时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谋远虑，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因而有意不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有关蒋将中条山之役与中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时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唯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因无法让步，自然视为要挟，但因无可奈何，故颇感无奈，只好“淡然处之”。
10日，刘斐（为章）再向周恩来转达蒋、徐商量好的意见，请中共郑重考虑，周恩来此次作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因此，蒋介石在次日马上接见了周恩来，用恳切的言词委婉地表示说：“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他并且具体说明了八路军可以配合的作战方法和具体方向，称：“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很显然，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回应非常兴奋，他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特别记下了这一情况，还特别写道：“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表示击敌，余仍以诚挚待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由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条山根据地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大举进攻，眼看中条山不保的情况下，蒋病急乱投医地想到了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军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结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局面。简单地说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鸟”，或借机“消耗其实力”，或借机“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恐怕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
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共革命最后的本钱。在他看来，如果贸然将这几万部队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在与优势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也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口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伤亡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战役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了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因为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两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而且，日军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
1940年10月底，即“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又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根据日方资料考证，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
对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并不很赞同，只是出于击破国民党骂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宣传的目的，配合前总在公开讲演中表示过肯定。但随着1940年11 12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动、“百团大战”显露出来的问题，再加上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和国共关系恶化的情况，毛泽东随后不止一次地对“百团大战”提出过批评。尤其是1941年春开始，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部队受到过多的损失，并引来日军异常残酷的大扫荡，各个根据地严重缩小，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军事上的预见性及其策略的意义。前总朱德和彭德怀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陆续作了自我批评。
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行动，都很难、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发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依据当时的电报可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毛泽东的回答是很策略与灵活的，其答复是：“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这里答“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云云，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是为抗战而求助于中共，自诩抗战最彻底的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拒绝的道理与可能；二是国民党“游而不击”的批评以及苏日条约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简单地因不信任国民党而忽略国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毛回电的核心之点，是在四项要求上，并非在“不成问题”上。
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谈话情况，称刘为章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刘为章的话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当即愤然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
这里，“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进一步印证了毛前日回电的关键所在。
注意到国民党的“激将法”，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敌）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毛泽东在电报指示中说明：“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在这里，“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是毛泽东这时对“不成问题”的“配合作战”的具体考虑。当然，毛并不反对采取一定的作战行动，但他明显不主张部队向外采取进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条山战役的作战行动，而是特别说明，这种配合应“按当地情况许可”，以“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为条件。只是“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所谓接近豫陕地区，指的是晋西南，即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以东的区域。要求部队在这个地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与其说是配合中条山战役，不如说是毛注意到日军有渡河攻陕的危险，因而要求注意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和巩固。
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彭德怀，也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由于卫立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因此，毛泽东专门针对卫电指示彭德怀，告诉彭如何妥善应对。他要求彭在回复卫立煌时，应“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在这里，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泽东“配合”的主要着眼点，可以准备作战，但作战目的为的是巩固自身根据地，在其他区域虽也可一并做一计划告诉卫，事实上却“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这一天及11日，周恩来接连来电汇报刘为章及蒋介石谈话内容。同时，周亦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劝告，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说非如此不能争取民心，且如此还可乘机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毛泽东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预，更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 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考虑到不打一下不能平息各方疑问，毛泽东这一天首次提出了针对中条山战役作一配合的建议。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但他的关注点也仍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有关。他说明：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飞机亦有增加，并备有皮船多只，扬言渡河，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转移中。故“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这个时候，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批评质疑已经沸沸扬扬，毛泽东因此特别注意到加强宣传策略的运用了。他专门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请“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他同时也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058页。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5月16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
电报称：“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等指示称：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特别附上了周恩来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正是在此方针下，华北八路军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机配合友军作战。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有组织的抵抗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八路军虽有一部之配合计划，但并未实际发生战役配合的作用。
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国民党方面自然会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因此除多发战报、着力影响舆论外，并不为所动。
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 220页；《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 649页。
结语
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 如日本攻苏 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 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 653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 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
来源: 《读史求实》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