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边缘人的问题意识与政治普遍性的诉求

——以迈斯特的保守主义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4 次 更新时间:2011-11-25 1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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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天则所向大家汇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一部分。迈斯特这个人物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对他足够熟悉,因为这个人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太高的知名度。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守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在国内,就保守主义或反革命的政治思想这个阵营来说,更加著名的是埃德蒙•柏克。柏克在他的那本著作《法国革命论》中曾经1791年就预言了法国的革命最终会以一个强人的登场,把所有人压服而告终。他的预言在1799年拿破仑上台之后获得了验证,并且这个预言被后人称作是政治史上最为精准的预言之一。实际上,还有一个预言比这个更加精准,这个预言甚至预言了法国的王党最先被哪两个城市承认,这是迈斯特做出的预言。迈斯特在他1793年的一本著作《论法国》当中预言了很有可能南部的波尔多和里昂等会是最先承认法国国王复辟的几个城市。这个预言的准确度甚至让人感到更加惊异。为什么迈斯特的这种思想会有如此诡异的结果,但是在现今他却湮没无闻了呢?按照我个人对迈斯特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理解,这与迈斯特这个人特定的问题意识相关,他这个特定的意识源出于我今天要提到的边缘人这种特定身份。以这个问题意识出发,迈斯特得出了一些否弃民族国家正当性的政治理论,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看来便是存疑的,在今天更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今天民族国家是我们赖以形成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前提之一,所以后来迈斯特的声名就被逐渐地湮灭了。但是迈斯特这种独特的问题意识以及在他的问题意识之上提出的对政治普遍性的诉求的一些主张,对我们今天反思中国问题可能也会有所启发和帮助。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分为这样几个部分:首先,我一会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迈斯特的生平,以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第二个部分,我来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是边缘人,边缘人和中心人从政治地理学、政治心理学来看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取向和内在的主张;第三个部分,我来介绍一下迈斯特提出的政治普遍性的主张,他的政治哲学当中的这种时间空间观是怎样展开的,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是怎样一种拒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拒斥;最后一部分,我简单地说一下对迈斯特的研究导致我个人对中国当下的国家建构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反思。

  首先,我来简要介绍一下迈斯特。迈斯特1753年4月1日出生在一个叫尚贝里的城市,它现在隶属萨瓦,法国南方的一个省份。但是在他出生的时候,萨瓦并不是法国的一部分。萨瓦这个地区在中世纪曾经一度是很辉煌的一个地方。在1003年的时候,法国国王旁边还立着一个勃艮第国王,勃艮第的国王鲁道夫三世把萨瓦这个地区赐封给一个人,建立了伯爵国,这个就是萨瓦伯国。萨瓦伯国定都尚贝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迈斯特的出生地,这可以说是萨瓦这个地方最初获得自己政治主体性的一个原点。尚贝里这个地方,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山脚下,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后来萨瓦伯爵又到了山南麓,把皮埃蒙特,也就是后来撒丁王国的主要领土纳入统治,成为自己的主要领地。到1416年,萨瓦伯国被擢升为公国,此时萨瓦伯爵成为萨瓦公爵。到1563年的时候,萨瓦公爵不再继续居住在尚贝里了,他迁徙到皮埃蒙特的都城,就是现在意大利的都灵。在这个过程中,萨瓦就从早期的可以说是后来撒丁王国的前身或发源地,逐渐变成了一个边缘的省份。而萨瓦这个地方从地理上来说,它扼守着阿尔卑斯山口,控制着从意大利本土到整个西欧的商道。在中世纪的时候,控制这种商道可以带来非常多的贸易上的利益,所以萨瓦在中世纪的时候是相当富裕的一个地方。到了1720年的时候,萨瓦公爵又被擢升为撒丁的国王,整个领地发展成为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此时,萨瓦不是作为撒丁王国的一个省份存在,它仍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爵领地存在,但是撒丁国王同时兼任萨瓦的公爵,他一身兼二任,以这种方式作为南边的撒丁和北边的萨瓦地区的联系的一个纽带。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介绍萨瓦地区的历史由来,这是和我马上要说到的迈斯特的边缘身份的属性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再看一下迈斯特一生大致的经过。他在意大利接受耶稣会的多年教育,接受了很多丰富的古典学知识。他的父亲是萨瓦地方的高等法院的参议员,是一个穿袍贵族。所谓穿袍贵族,区别于佩剑贵族,佩剑贵族是那些很牛的早年跟着老国王骑马打天下的人,而穿袍贵族不是那些有战功的,他就是凭着自己经商有了一些钱,用钱买了一个贵族身份。迈斯特的父亲是个穿袍贵族,迈斯特后来继承了他父亲在萨瓦参议会中的职位。但是到了后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大革命爆发之初,迈斯特曾经一度欢饮鼓舞,认为这是在法国尽快推行改革的一个良机,而且迈斯特的家族在法国也有自己的领地,迈斯特一度想去参加竞选法国三级议会的议员。但革命的形式瞬息万变,迈斯特发现这个和自己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大失所望。到了1792年的时候,法国的军队进入了萨瓦,这是法国统治萨瓦的开始,从此萨瓦被当做法国的一部分了。迈斯特被迫逃亡到瑞士的洛桑,在那里做撒丁国王派驻瑞士的外交代表,在那里做各种反革命的外交联络。后来1797年到1802年,迈斯特被召回到撒丁岛做总督。此后不久,1803-1817,他被派往彼得堡,成为撒丁王国常驻俄国的大使。在彼得堡的14年,是他创作的最高峰时期,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817年,他被召回撒丁王国,任撒丁王国的司法大臣,1921年他死在自己的任上。这是迈斯特的生命的一个大致的过程。我刚才花很大精力介绍了几点,比如萨瓦地区的发展历程和他的家族的穿袍贵族的身份,我要从这里面引出迈斯特在身份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独特性,就是他的边缘性身份。

  我把迈斯特的身份大致归结为五重边缘性身份。首先,第一重,迈斯特出生在萨瓦,而萨瓦从来不是说意大利语的地方,它就是说法语的地方,所以迈斯特基本上用法语来写作。尽管说法语,但是它却不在法国的领土当中,即使在路易十四大肆扩张的时代,萨瓦也仍然作为法国之外的一个法语区,此时它的身份仍然有点怪异,这种怪异就使得法国人将这种地方视作无足轻重、却又迟早应当被法国所归化的所在,这就构成迈斯特在身份认同上的一个很大的困境。第二重,萨瓦大公是撒丁王国国王兼任的,某种意义上它与撒丁王国是并生的共同体,但是它却是隔着阿尔卑斯山,在山北。一道山足以构成治理上的巨大的障碍,使得它的治理、人文环境等处在两种不同的世界,同时它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它原来是它的发源地,后来退变成一个它的不重要的边缘地区,这又构成一种边缘性。这两个都是萨瓦的边缘性,而这个边缘性一定会反映在迈斯特自我意识的诞生之中。第三个边缘性就是刚才提到的迈斯特是穿袍贵族出身。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始终处在彼此看不上的关系中。佩剑贵族觉得穿袍贵族就是一个暴发户,没有家世、没有传统、没有礼仪、没有血缘。而在当时佩剑贵族已经衰落了,穿袍贵族需要很有钱才能买到的,他反过来也看不起佩剑贵族。第四重提到迈斯特1792年约等于终身流亡,他回到撒丁不相当于他回到家乡,因为在迈斯特的自我意识中,他的家乡只能是萨瓦,他是萨瓦大公的臣民,他不是撒丁国王的臣民,只不过萨瓦大公和撒丁国王是一个人而已,但这并不代表他也是撒丁王国的一员。最后一重边缘性就是1803年到1817年迈斯特常驻在俄国,他的非常有冲击力的思想都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而俄国这个地方在19世纪初期始终被中欧以西的那些人看成是半野蛮的地区,西欧人始终拒绝承认俄国人是欧洲人。对迈斯特而言,他身处于俄国这样一个环境,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他外在于整个欧洲文明在观察欧洲文明,此时又获得了一种边缘性。我所归纳出的迈斯特身份上的五重边缘性构成了迈斯特独特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带来了他对于现代政治等的独特的解释角度。

  下面进入我要讲的第二部分,究竟什么是边缘性?边缘性会带来怎样的一种不同的问题意识、身份感觉?边缘对应的是中心,中心和边缘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过去是什么样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它是否会产生新的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二部分,就是中心-边缘二元性的辨析。这个部分里面我又区分成两个小部分,一个是中心-边缘的政治地理学,一个是边缘的政治心理学。在这用的中心、边缘这些词都是我在政治学的视野之下运用的。政治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类秩序的一种基本的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方式进行正当性的辩护。它始终要围绕着秩序来展开,秩序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团结在以谁为核心的中央周围。这里面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团结在真正掌握着道德、文明、伦理的制高点的核心的周围,另一个选项是团结在最能打的人周围。这两个选项都能获得某种正当性的辩护,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往往这两个选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是这个中心往往会把自己定义为文明的核心,而且它同时一定也是一个武功的核心,因为只有你武功超绝的时候,你才有能力让你定义的文明活得下去。也就是说,在实践中中心往往是文明和武功一而二、二而一的结构。中心边缘这个东西在最早的古典的帝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在最早的古老的帝国时代,无论是东方的中华帝国,还是西方的罗马帝国,它都有这么一个中心-外围的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分成三层,最里面是中心,向外走到一定地方之后是边疆,边疆再往外是蛮荒地带。蛮荒不是那里没有人,而是那里和文明无关。在古典的帝国的叙事结构中,在它的正当性的辩护中,中心是文明的制高点,是文明向外流的出发点,是人类的道德、伦理等一切维系的所在,也是世界秩序根本用来锚定的地方。最后归结出来,可以说中心是对世界的秩序和伦理给出了根本的规定性。从中心向外走到一定地方之后就到达了边疆,边疆大致是文明到野蛮的过渡地带,边疆要接受中心的教化,但是由于它的文明程度还不够,所以它的教化还没有达到中心的那种水平,但是它毕竟比再远的地方要更文明一些,它构成了文明从中心向外围传播的传播带。而再往外的蛮荒地带肯定也居住着大量的人,但是那些在帝国的政治秩序的正当性辩护看来,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那些是非人类的,是彻底的蛮族,他们等待着中心的教化、启发,等待中心把他们提升到一个人类文明的水准上。

  

  在古典时代,中心的帝国对于文明的定义方式,以及它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定义方式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说的普遍性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它认为我的文明、理想、历史使命最终是要覆及全球的,它一定是超越于单纯的物质性力量的,它是由天意或神给我的一种历史使命、历史担当,最终它要覆及全球。另一方面,在古典帝国时代,一般来说,周边的边疆以及蛮荒地带是认同中心对自己这种道德、伦理、文明的优越性的界定的,就是蛮荒对中心是一种仰慕、向往之情,它很渴望自己先被中心册封、认可,然后逐渐地也努力教化自己,最后成为中心的一部分。古典时代是存在这样一个从中心到边疆到蛮荒的文明上的落差的等高线式的结构。

  古典帝国时候是这样,但是在西欧中世纪有了一个独特的东西,就是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时代。它的封建时代和我们通常在我们中学教科书里面讲的五阶段论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讲的概念基本上是有皇帝有农耕的就是封建,在欧洲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它与我们周代的结构更为近似,一个个多中心的结构,由一个最高层的领主一层层向下分封,然后各种大小领主之间可能也有比较复杂的关系。于是,在这个情况下,中世纪的封建时代是大小领主分布式的存在,和古典帝国不一样,帝国是一个单中心的,由中心向整个世界流溢文明。而到了封建时代,它是多中心式的,一个个大小领主分布式的存在。在这种多中心的结构之下,中心和边缘的这种叙事结构或对世界的理解结构就被消解掉了,因为它是多中心了,从此那种古典意义上的边缘就不存在了。之所以中世纪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蛮族入侵之后西欧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有关,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世纪西欧的这种封建割据的结构到了近代早期开始逐渐被化解掉,最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绝对主义国家在法国的建成。法国国王当时通过各种手段形成他的独特的财政技术,然后用积累来的大量财政手段,用它来换取更加强大的军事能力,用军事能力征服了名义上奉他为宗主实际上则不不听号令的封建主。之后在法兰西这块土地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结构性变化,就是早年的大小封建领主的多中心的结构开始了向巴黎这么一个单中心坍缩的过程。这个坍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带来一个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因为在你的疆土足够大之后形成单中心一定会有某种中心-边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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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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