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9月16日经济观察报·书评沙龙“二十一世纪初的民主困局：衰退还是转向”整理而成

　　 刘苏里：我介绍一下几位嘉宾。我突然想起来，他们都是70后，周濂老师是74年，他最大，是政治哲学家；包刚升是政治科学家；施展老师是政治思想史家——他是给他们两个写传的，他本来主要是给周濂写传，但是保不齐刚升老师也会发明理论，比如“发展的悖论”就是他发明的。这三位都是当今中国政治学界当红的中生代青年学家者。正好今天包刚升的作品——一本政治科学领域的著作出版。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差别在于，科学是偏实证的，解决实然问题或者他面对的是实然问题，而周濂老师主要考虑幸福、大家为什么要过得好或者怎么过得不好。施展老师去年年底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出版《枢纽：3000年的中国》，周濂老师今年出了《正义与幸福》一书。他们几位在半年多时间里正好出了几本新作。今天机会很难得，把他们三个凑在一起，来讨论一本有关民主的著作。我已经不知道上一本中国学者写的论民主的书是哪一年出版的，我怀疑是《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是近十年前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包刚升老师是当代很重要的政治科学学者，而且主要研究民主理论、民主的实践，从民主转型到民主巩固、一直到民主崩溃。他上一本关于民主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研究民主的崩溃。今天这个场合，民主崩溃这件事大家可以敞开说。

　　 让我们欢迎三位。《民主的逻辑》我看完以后，发现有一些重要的章节在杂志上发表过，还有报纸上的文章，算是学术专著和学术普及之间的一本书。我们经常读到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只有专家才读的专著，要么是普及类的学术著作，而关于民主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更少了。刚升这本书在这个时代还能够出版，也是不容易，下面有请刚升。

民主转型的习惯性失败

　　 包刚升：谢谢苏里老师，谢谢《经济观察报》主办这样一个活动。《经济观察报》跟我提出来，包老师，我们是不是在北京搞一场这样的活动。我想当然地以为，既然讲我的书，我就是主角，但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一个配角。我想，今天很多人也是冲着其他几位学者来的。这里有我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就鼎鼎有名的、万圣书园创办人、著名文化人刘苏里先生，他是主持人。我还看到了周濂老师的名字。周濂老师说过很多名人名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周濂老师有一个大的粉丝群体。我还看到施展老师的名字。施展老师在过去一年里火箭般地崛起，成为中国70后标杆性的学者之一。据我所知，目前中国最火的音频学习平台“得到”上面，施展老师课程的学员数量名列人文社科类学者的第一名，有十几万学员在听他讲课。所以，我想我今天是不是只是一个配角？今天在座的同学们、同仁们还有各界的朋友可能主要是冲着其他三位学人来的。当然，既然我来了，还是先讲讲，因为这个活动毕竟是以我这本新书《民主的逻辑》为由头。

　　 我看到，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20年前，我跟大家一样是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大学读书，时间是1995—1999年。尽管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但我也读了很多政治学的书籍。当时，国内出版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具有标杆意义的书，比如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就是当时翻译出版的。我当时还读了一些其他很多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写的书。当时，有一位非常当红的学者在北大开讲座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今天还记得，大意是“民主好，自由好，人家有，我也要”。

　　 左起：包刚升、周濂、施展、刘苏里

　　 但我后来读的书越来越多，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一个问题在我心中开始慢慢浮现出来。我们一直都说“民主好，自由好”，也就说说自由民主政体要优于别的政体，但是，为什么不少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会遇到重大困难呢？拿近代中国来说，从1911、1912年到1915、1916年，中国首次创建共和政体的努力就遇到了重大困难。既然如此，民主真的是一种好制度吗？民主既然那么好，为什么民主转型不一定就能成功呢？

　　 在座比较年长的朋友可能都有点苏联情结，苏联过去一直是中国的老大哥。所以，1991年苏联开始转型的时候，当时国内学界还有一些讨论，类似刘苏里老师这个年龄的这代学人中有一种乐观预期，认为苏联会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康庄大道。但是，俄罗斯的实际转型过程却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不是大家都说民主好、自由好吗？为什么俄罗斯曾经试图建立的这套新政体并没有运转起来？相反，俄罗斯的转型走向了一个我们一开始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

　　 再看看中国周边一些地方，比如泰国。泰国作为一个新兴民主转型国家，似乎陷入了某种政治不稳定的周期而不能自拔。过去十几年，泰国不停地搞选举，然后是败选一方不停地上街游行示威，甚至导致首都公共秩序瘫痪，最后就是军方出来干政，也就是军事政变。看到这样的国际新闻，即使在座很年轻的朋友也会觉得，这种后发国家的民主转型其实并不容易。民主体制不断地建立起来，不断地搞选举，又不断地崩溃，然后再不断地进行新的民主化尝试。在座的一些朋友可能还关注最近十年中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中间最经典的案例是埃及，埃及在转型之前由政治强人穆巴拉克统治，在经历短暂的民主转型之后，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又回到了另一位政治强人的统治。这又是为什么？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读了很多民主哲学、民主理论的书，但都没有解决我的一个问题：既然民主是好的，但是现实中为什么经常不能有效运转？民主政体为什么不一定能成为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提供政治稳定、能够提供善治以及能够提供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最重要的是，在一些国家，民主政体这套制度本身能否延续下去、能否得到强化和巩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自从回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就习惯于从这样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我要回答的，不是民主的哲学问题，而是民主的经验问题。或者说，民主政体在一个国家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民主政体在一些国家容易遭到挫败？

　　 所以，我的研究路径是从哲学到实证，从理念到经验，我希望能在实证或经验的世界里把民主这回事说清楚，这是我的基本关切。理解了这个问题的起点，在座各位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要在民主议题上做那么多的比较历史分析或跨国比较研究。我明年还计划出版一部新书，比较了70多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从宪法设计和政治制度视角来比较，这些国家为什么有的更容易成功，有的不太容易成功。我的数据是，从1974年以来，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大约有30%是比较成功的，30%则遭到了民主化的挫败，还有40%处在中间状态。各位理解了我的问题意识以后，就更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写这一类的学术专著。

　　 苏里老师昨天深夜发来微信说，刚升，你说你这部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你这个书跟别的书有什么不同吗？以民主为题的书不是已经有很多了吗？这个问题似乎把我难倒了，我想了想，然后向苏里老师报告：这大概是国内第一部以经验视角来考察民主的民主通识。的确，关于民主哲学和民主思想的书，国内已经出版了很多，而这可能是这部书与众不同的地方。

　　 开场白的最后，我简单说一下这本书的由来。其实，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讲出来的。2016年，上海有一个机构邀请我说，包老师，我们这里有一些工商界人士，他们对很多基本的政治学问题感兴趣，你能不能以民主为题，来给我们开几场专题讲座？正是因为这样的邀请，我就做了六场演讲，每场演讲时间长达三个小时，大概持续了6周时间。

　　 在演讲之前，我就做了一个规划：怎么能够让一个外行、特别是一个高级外行，能够愿意来听、想听你要讲的东西。很多高级外行在理解能力、知识水平上是很高的，所以你不能讲点最简单的东西，不能讲点ABC，因为这不能满足他们，但是，你又不能讲像我们学者所习惯的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关注的那些精细问题，因为讲那些内容的话，就没有人感兴趣了。所以，我要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6场演讲的录音稿，经过反复地整理和修订，成果就是这本书。这就是《民主的逻辑》一书的由来。谢谢大家！

二十一世纪民主制度的新挑战：认同与身份之惑

　　 周濂：首先恭喜刚升兄又出了新书，这些年来他是国内民主理论最重要的批发商，我特别佩服刚升兄，笔耕不辍，在目前环境下能够一直坚持以民主为题出书，这是很需要勇气的。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还笑称今天这个场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唱衰美国”和“唱衰民主”。事实上我对这本书最后一章特别感兴趣，因为民主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民主的未来到底怎么样？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为之心忧的问题。

　　 我愿意抛砖引玉，试着分析一下刚升兄提出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导致的政治分歧这个问题，请教在座的三位同仁。

　　 我们都知道，这在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刚升在书中区分了“忠诚的反对派”和“不忠诚的反对派”。所谓“忠诚的反对派”，意思是虽然反对现政府或者具体的政策，但对宪法、立国精神和国体有基本的认同。“不忠诚的反对派”则是对宪法、立国精神乃至国体都不认同。我认为目前美国的确存在着一部分不忠诚的反对派。

　　 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因族群和宗教所导致的政治分歧呢？刚升认为，逻辑上存在三种可能的解决之道，第一是同化策略，第二是文化多元主义，第三是回到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立场。

　　 刚升认为，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多，同化策略面临巨大的困难。我认同这个判断，事实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大熔炉”的说法已经不成立了，因为美国已经是一个分裂社会，这个特征到21世纪就愈发地明显。

刚升在书中提到的第二个策略是文化多元主义的策略。这里要对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alism)做严格的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