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库纳:卖国爱国 滑稽的脸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7 次 更新时间:2011-11-24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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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库纳  

舆论杀人,汉奸帽子乱飞,言战者爱国,言和者卖国,实为民间脸谱文化之缪。

中国民众之文化,是写意文化,情绪化,脸谱化,缺乏科学与实证精神,褒者褒死,贬者贬死。实事求是对中国人最难的。文与言脱离,说与做脱离。神仙化、妖魔化,缺乏人性分析。

言战言和,盖决定于时势和英雄所见。很多情况下,言和未必不爱国,比如当下,又比如蒋介石之不到最后关头不抵抗之策略、比如毛泽东批评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比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轻言开战,符合当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最近几件吸引眼球的事。

中国的民间左派对右派报以粗口,甚至暴力威胁。一时间,舆论界多了新兴修辞,像“三妈教授” 、“火烧汉奸媒体”。

11月7日,左派学者孔庆东在微博上自曝辱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三个“妈的”,成了大众的新话题。十天后,左派以新的方式示威――“乌有之乡”的数名支持者合资买了数百份《南方周末》点火焚烧,并拍照存证晒于网上,以示与“敌人”不共戴天。有网友戏评:“前天还有人纳闷儿,孔庆东是不是拿了南方报的钱了?豁出来被万众X妈也要为南方报做广告。从阴谋论的观点儿出发,烧烧报纸也是好广告呀。不管怎么折腾,报纸的前途肯定是江河日下啦。美国人为了阴谋颠覆神州,竟然搞出个互联网来,我建议毛左们干脆烧电脑,我还建议电脑厂家专门生产‘汉奸’牌儿电脑,肯定有毛左们买来烧,商机无限啊。”

再往前,有半吊子艺术家抵制美国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孔教授痛骂美国文化侵略,看美国电影的人“没长脑子”“不爱国”。

当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公映的时候,几位极左专家,聚在北大资源楼里,声讨"汉奸"李安、张爱玲。他们俨然以弱者向强势挑战的姿态,抱怨主流媒体不给他们说话的阵地,剥夺他们发言的自由。他们的观影室左右墙上均高悬文革期间的最高指示,墙壁后面挂着格瓦拉的宣传画。他们要把《色?戒》定性为"汉奸电影",并用文革的语言来评价:"思想性有害的东西,艺术形式又很完美,结合在一起危害就更大。"他们指责张爱玲要变成汉奸,李安变本加厉,广电总局帮他给掩饰。甚至恨恨地说:"最让人气愤的是中国当下的这种风气,从有关部门的审查,一直到网上和纸媒,还有平常听到的这些议论,主流都是叫好声,我觉得这样的民族真是一个没救的民族。"这些知识分子甚至联想到张爱玲的长相,说张爱玲是个丑女,而郑苹如(王佳芝原型)漂亮,所以张爱玲是汉奸,郑苹如是英雄。

于是他们中有人提到茅于轼反对"抵制日货",是汉奸;历史学家袁伟时,是汉奸;学者朱学勤,主张要认同先进的文明,是汉奸;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西方的崛起,是靠制度不是掠夺,是汉奸。

“汉奸”帽子如此滥贱,“爱国英雄”的称号也就一文不值了——骂骂“汉奸”,烧烧报纸、砸砸墓碑,都成了“民族英雄”。如此之脸谱化,放到现实中,往往是反的。

回想历史,脸谱文化也让大众犯了很多错误。

民国两位张姓的民族英雄、大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张自忠,皆因全面抗战之前言和,被舆论污为“汉奸”。这就是无知之文人误导民众使然。

张学良至死念念不忘当时《大公报》的一篇设身处地为他“辩护”社论。其中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不抵抗)。这就是形势使然,换了其他爱国的英雄,也会从大局出发不抵抗。这只是判断失误。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张学良还当是与以往冲突没什么分别的一般性事件。

所以,晚年张学良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赵四风流朱五狂”。这首诗是马君武于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题为《哀沈阳》的“感时近作”,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巳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个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张学良给他们主的婚。她小的时候,张学良就认得她,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女友甚多的张学良甚至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朱五跟赵四小姐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俩是同学,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这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一次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边。这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马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酒,我谢谢你啦,你把我变成名人啦!”马君武抬头一看,朱五就站在他面前,惊得他拔腿就走……

而张自忠更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产生的第一个“汉奸”。“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我军战事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退,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奉命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沉默寡言的张自忠流着泪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全国舆论都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张逆自忠”,报纸上的大字标题也饱含着人身污辱:《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等。 报纸骂他,连部下都瞧不起他。一位部下以讥讽的口吻对他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当张自忠在济南求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亲耳在门外听到韩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三年后,张自忠战死沙场,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蒋介石为他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延安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

再往前追溯,曹汝霖和梅思平的人生经历,更是这种脸谱文化的一大反讽。

五四运动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因负责一些向日本转让权益的事务,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五四”当天,学生火烧赵家楼曹宅。

这个大“卖国贼”,却在后来抗战中保持了民族气节。

42岁离开官场的曹汝霖热衷于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为防止棉衣被冒领,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相比之下,当年的北大爱国学生、参与火烧赵家楼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铁杆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 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历史和现实之间,脸谱和真实之间,就是这样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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