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中国为朝鲜战争一共支付了多少军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2 次 更新时间:2011-11-06 13: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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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  

  

   [导读]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还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战时牺牲15万多人。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整整60年前,即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东邻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给半岛的南北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者从1950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对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朝鲜政府一直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那场战争统称为“朝鲜战争”,而韩国方面出于自尊则称为“韩国战争”(后来亦有称“6•25战争”或简称“韩战”)。朝鲜战场的参战各方对战争有不同称谓,主要是因为参与此战的目标有重大差异。

   对中国人而言,只是在每年10月25日这个志愿军参战日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邻邦并“保家卫国”,对此前四个月的战事国内战史书中往往一带而过,因为有许多忌讳之事不便深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档案解密,国内许多人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并不等同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自然更应该只纪念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的“10•25”。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是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叫嚷要“北进统一”,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要实现“祖国解放”。现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炒作“在朝鲜谁打响第一枪”,其实自1948年末苏军撤出朝鲜和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后,对峙的北南双方相互之间便枪声不断,三八线两边的战斗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营级规模,最终演变为力量处于强势的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谋求实现统一。

   回顾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和内战,恰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划界而治,双方各自的占领区内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鲜的政府,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美苏撤军后的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相争的影响。

   美国鉴于李承晚政权的军事力量弱于北方,反对其“北进”而要求取守势。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对朝鲜人民军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并未干涉态度才有所改变。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基本立场讲话”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到菲律宾,未提到南朝鲜和台湾。据当年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篇讲话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1月30日这天,斯大林致金日成的电报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斯大林等人对美国反应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战略错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高层马上为“丢失中国”发生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并在积极寻找干涉朝鲜、台湾的行动借口。

   对朝鲜内战前的战略决心,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说明,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又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向毛泽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并说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斯大林虽在电报中说了一句应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泽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四十多年后,当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这样写道:“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这句话虽简短,却大有深意。当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处理文电特别是同苏联往来的电报,不过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不便多谈这段史实。1989年他曾向笔者详细叙述过此事的来龙去脉。1992年他在向旅美大陆学者陈兼口述回忆录时,也说明战争爆发后朝方才来了一名校官通报情况(此回忆录在美国已经以英文出版)。

   当然,朝鲜爆发内战属于其本国的内政,美国却操纵联合国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笔者在参加一些国际研讨时同美国学者就朝鲜战争的许多事实能一致认定,不过经常对战争开始时的一个用词发生争执。美国人总是用北方“入侵”(invade),本人则坚持不能用此词,只能说6月25日当天“内战开始”。这一个用词之争,其实关乎到战争的性质。因为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朝鲜南北两方从来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双方无论是谁先采取行动,都不能称为“侵略”。如同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样,不能说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乘机占领台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才是名符其实的侵略。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使战争的性质迅速起了变化:对美国来说是一场侵朝战争,整个朝鲜战争也由其本国内战变成一场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局部战争。以国际准则来看,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无疑是造成战争扩大的原因,自然是这场国际冲突的罪魁。从斗争策略角度看,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有严重的判断错误,而交战者又只考虑自身而未多考虑外部因素。

   朝鲜内战演变成这样一种严重的结果,是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入现代局部战争的后果(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晚年在回忆中也认为是朝鲜把苏联拖进去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有同样的观点),到头来又加剧了冷战。美国以“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起盟国组成国际反共阵线,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对新中国的危害则更为严重。面对美国出兵朝鲜,斯大林当即表示了退缩,撤退在朝军事顾问。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却倾力南进,企图在美军未到达时解放全朝鲜,结果在洛东江前线受阻僵持50天,美军又于9月15日在其后方仁川登陆。9月下旬战局恶化时,金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表示不能出兵,要他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国出兵,并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最后落实为按“出厂价五折”对华计费)。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扑来,此时新中国已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若在朝鲜问题上再次示弱,美国势必得寸进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恶劣,国内反动气焰也会增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以其独有的魄力显示了“补天”之功,以出兵参战的方式扭转危局,达成了当时情况下对新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历史证明“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使美国格外重视远东局势的变化,力图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在改变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试探无效后,美国高层在1949年便开始筹划出兵干涉台湾,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其下定最后决心,只待一个借口。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军事干预朝鲜,同时出兵台湾并大力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完全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又针对其荒谬借口批驳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美军入侵台海,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使东北工业基地受到威胁,刚刚解放并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没有反应。面对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出现的威胁,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选择了合适的反击地点。当时中国因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正如在中国从朝鲜撤军前夕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面对美国入侵中国领土台湾,新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反击,中共中央却考虑到国内的极端困难局面,进行对美作战准备时还是力争避免直接入朝参战。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面对朝鲜危在旦夕,十几天内中共中央又开会反复讨论,多数人列举种种困难而不主张出兵,苏联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也一再退缩(开始称三个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机不能过鸭绿江)。毛泽东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地思考,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经最后权衡利害还是确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敢于出兵同美国进行较量,既体现了非凡的胆略,在战场范围、出兵时机和参战方式又表现出极其谨慎、量力而行的科学态度。中国参战之前先发出“不能坐视不理”的预先警告,出兵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时,同时规定不在朝鲜以外攻击美军,并以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出兵,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国内和平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些有高度策略性的措施,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力争的是“朝鲜战争地方化”即不要扩大。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也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因此总统杜鲁门很快将主张对华开战的麦克阿瑟撤职。事实证明,新中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达到既援助兄弟邻邦又保证国内安全的作战目的。毛泽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虽有代价,收益却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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