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事建设与国家安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44 次 更新时间:2001-12-03 10:39:00

进入专题: 徐焰   其他  

徐焰  

  

  时间:2001年11月28(星期三)晚7:00-9:00

  地点:三教107

  主讲人:徐焰教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访问学者)20年来致力于军事历史和战略的研究和教育,在国内外出版十多部专著——《第一次较量》、《金门之战》、《终战实录》等。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团委

  讲座内容: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国防建设和我国安全环境方面的一些情况。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的范畴也在扩大,不光有军事安全,还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从我本人的专业出发,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军事方面的安全,这也是国家安全中第一位的问题,至于经济、金融方面则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要讲我们的国家安全乃至整个国防建设,首先要说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包括军事斗争、军队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等等。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往往也要从历史的延续性开始讲起。

  国防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任何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他们的第一需求都是生存,第二需求是温饱,然后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地提高物质和文化需求。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新世纪的发展蓝图也离不开安全作为保障,不然的话,假如一袭数惊,像美国9·11那样,以后每天都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就不可能安心搞建设。所以新中国从一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始终把国防事业和国家安全事业放在第一位来处理。

  比如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其它工作都可以委托他人来作,像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但有两个事务绝对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来最后决断和处理,那就是军事和外交,而这两项恰恰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问题。从军事问题这方面来讲,毛主席当时指示说,营以上单位的调动都要经过他亲自批准,军事权力要求高度集中:作战的时候各级首长可以有临时决断的权力,但事后要向上级报告,和平时代则营以上的调动全要经过主席批准才行。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体制也还是如此。

  6·4的时候有很多谣言说李鹏调动军队,这不是开玩笑吗,他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军事体制,李鹏肯定一兵一卒都调不动。当时我也听到了这种说法,就觉得非常可笑。因为就我们国家的国家体制来讲,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军事权力和外交权力都绝对是高度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中的。外交问题也是如此,周总理当年有一句名言,“外事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说的很对,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外交工作,无论大事小事还是边防事务,都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决定,实际上到今天也是如此。因为军事和外交问题都是关系到一国国家安全的特殊问题,其他的像驻外大使之类的人都没有权力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体制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同的范例。因为军事问题事关国家安全,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可以放手让下面的人去干。

  上面这些讲的是是我们国家建国后几代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管理体制,下面我们要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讲讲国家安全的内容。主要是战略思想问题上,讲一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变化的过程。

  我先来讲讲新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这个问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50多年来经历了很多次变化。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安全环境的战略判断历来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西方有一句名言,“战略上的错误是不能用战役、战术上的胜利来弥补的。”举个例子来说,日本袭击珍珠港这个事件从战术和战役上来说是个非常出色的大杰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个大错误,是个国际战略上的大错误,造成了它的覆灭。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如此,工厂盖的再好,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搞的再精巧,如果发展战略错了也不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干的再好也不行。要看我们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国防建设,首先就要看发展战略的思路对不对头。我们应该承认,在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也是造成苏联瓦解等很多一系列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说来,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很多国家都只遵循过去的本本,即遵循列宁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那些概念,用它们来指导战争结束几十年以后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例如前苏联长时间准备跟资本主义进行总决战,将国民经济长时间纳入军事轨道,究其理论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列宁原来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当然这其中也有后来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突破本本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战争和和平问题有过自己的判断,在这方面有很大成绩,但是也有过深刻的教训。应该说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个问题才形成一个新的、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国家近20年来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上能够始终遵循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建国后我们国家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周边所受的威胁很大,第二大特点是自身太弱。美国就不同了,它的两洋屏障是很安全的,南北两边相邻的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都很弱,所以美国的安全环境很好。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历来不太好,周围强国甚多,俄罗斯自身还比较强大,中国则很弱。

  针对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决定在战略上要“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于“一边倒”的问题,后人在这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很有争议:这种战略到底对不对,应不应该一边倒?在当时来讲这样做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说过,“到底是主动地倒还是被动地倒”,“主动地倒”和“被动地倒”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张自忠的建议是干脆在美苏之间实行中立,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采取中立政策搞不好两头都沾不上。“被动地倒”就是指在美国跟我们对立的情况下不得不被动地倒向苏联,那样不就更糟糕了吗?与其“被动地倒”,还不如“主动地倒”,首先倒向苏联。而且在当时来讲有一个历史的惯性——从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成了起,苏联就一直支持中国革命,而美国则始终是压制、反对中国革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实行“一边倒”的策略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身力量太弱。1949年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产值在世界上排名第26位。建国初期整个国家的钢产量只有15万吨,连铆钉子都不够。那时候咱们的工业产值连葡萄牙都不如,到1957年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才刚好赶上比利时,现在看来觉得很可怜,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的工业产值才发展到世界第7位。

  所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经曲折这是事实,而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不容否认的,如果还说中外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正因为我国当时所处的安全环境如此,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又太弱,所以建国后毛主席就提出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国防工业,而重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基础;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对的,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讲,“现在中国的战略形势应该是将来向前望去是一片烟筒”。当然如果现在我们说北京天安门前远望去一片烟筒,那污染就十分可怕了,但是在当时天安门是个垃圾场,什么也没有,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还是很有雄心壮志的。就像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要去减肥的,那时候没有工业,所以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减少污染。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对当时世界大战可能性的判断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即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两重性,认为如作好工作可以避免。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这种判断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战略都是准备打核大战,我们国家又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华东沿海的情况也很紧张。这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对中国周围环境的分析、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刚一建国中央就作出了决定,认为恢复国民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现在有人讲十一应三中全会上我们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际上是恢复到建国初的思想,49年、50年的时候中央就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时候中国大力裁减军队,刚建国的时候军队总数是550万人,1950年中央决定要裁减军队,分两步走:第一年内减到400万,两年到三年内减到280万人。可是这时候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被迫出兵了,就不能再裁减了。但直到这时候毛泽东仍然坚持用两点论的方法来看待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我们要力争和平,但也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出兵朝鲜时中国就做了两手准备,准备大打,打烂了重新建设,但主要的立足点还是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会大打,要不然中国就不会出兵了。

  所以到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10月份毛泽东打秋季攻势的时候就认为可以放心了,他说,“马上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52年年初中央就决定要恢复精简和复原,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们国家就决定回到精简、复原制,军队要减一半。最后减一半没有实现,但是52年在一年之内从最高额626万人减到450万人,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是48%,到53年降到了33%。那时候即使打仗也要千方百计赶快挤出钱来搞建设,而且我们估计世界大战还是打不起来。50年代后期是我们国家军队数量最少的时期。朝鲜战场停战后,从53年到58年我们搞了三次大裁减,总兵力到58年降到解放以后全国最低的水平,有237万人,比现在还低,现在我们还要250万人呢。59年的时候,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总比例也降到了4%,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10%左右,60年降到了9%,这个比例比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低得多。

  虽然从战略上估计大战是打不起来,但是当时中国还是抱着两点论的观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50年代我们认为有能力向中国发动进攻的国家只有美国,而海空军方面是中国的弱项,不能跟美国抗衡,主要得靠陆军进行国土防御。所以当时也作了一些准备,从52年到56年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其中东部是战略重点。什么叫积极防御呢,就是说不能坐着等着挨打,不能像萨达姆那样坐守工事,被动挨打。以前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如此,坐在工事里等着别人来打,再坚固的工事也要完蛋。中国人历来讲积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就是攻势防御,在战略上居守势,具体战斗上则要居攻势,要采取主动、先发制人。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从战略上来说我们是防御,但是要采取首要、打出国门、积极进攻,这才叫积极防御,才能争取主动,要像萨达姆那样坐在工事里等着人家来炸就愚蠢之至了。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空军是国土防空结构的建设,不具备远程攻击能力。海军力量只能是沿岸防御,连近海防御都办不到,不如快艇跑出去二、三十海里就不行了,也没有什么大舰。所以50年代我们确定的积极防御方针主要是路上防御,根据工业重心的不同情况来采取对策,总的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北顶南放”。 什么是“北顶南放”呢?以舟山群岛为界,舟山群岛以北属于北部,像上海、东北、华北等,都是工业重心,这些地方是不能放弃的,一定要顶住。万一对方登陆过来怎么办?不能让他们建立一个像诺曼第登陆那样的基地,必须一开始就把他们消灭。“南放”是指舟山群岛以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因为这儿没有什么工业,如果敌人登陆的话,无非就是少收点公粮而已,而且还便于诱敌歼灭。所以毛泽东当时对南方各省根本就不要求修工事。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是以华北和东北为建设重点。当时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国家工业建设骨干156项,最终落实的有154项,这些重点项目基本上没有一个在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在一五、二五期间一个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准备放弃这些地区。有些人抱怨我们国家五、六十年代在东南沿海不搞建设,可这是因为当时国家的战略方针如此,到八十年代年代以后我们就把建设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也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建设环境,战略方针变了。当然,战略方针在当时不是公开的。我们的战略思想可以公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徐焰   其他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16.html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