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知识分子词源学意义——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2 次 更新时间:2011-11-06 00: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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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中国人的习惯,谈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何为“知识分子”?近年来我在几所大学的演讲,也经常被听众问到这一问题。虽然在这一领域已潜心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甚至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在法国L'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其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作家,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部门管理者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量适合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大都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纠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较起萨特来,还是温和得多。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即使讲自由,既不是英国式的“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犹如中国的庄子。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一个东正教的背景,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同时他们又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们完全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的“个性”。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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