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钢:何为“社会转型”?——站在卡尔博兰尼的立场上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6 次 更新时间:2011-11-06 00: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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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钢  

  

  提要:卡尔•博兰尼所提出的“转型”概念是指社会对逐渐“摆脱嵌入”的自我调节市场经济所做的反应。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是这一反应的基本特征。因此,“社会转型”并不是社会适应市场经济扩张的被动调整,而是社会及其组织在市场经济扩张中通过“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对其进行控制和驾驭的过程。

  关键词: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 嵌入 双向运动 反向运动

  

  What Karl Polanyi meant by the concept of “transformation” is the responses made by society to the gradual “dis-embedding” of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from society. The “double movement”, namely,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elf-protection movement of society against such expansion on the other, characterizes the essence of these responses. What the term “social transformation” means, therefore, is not the negative adjustment of society in it’s adaptation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but a process of “countermovement” through which the society and it’s organizations can control and rein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习惯地把目前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称为“社会转型”,但也有人把我们当下的关于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称为“经济转轨”;不过更多情况下,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两者的区别,甚至交替使用两个概念。显然,这两个概念背后都是“市场经济”这个核心概念,只不过后者只是单独指“经济”,即从原先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前者指的则是“社会”,或者说是因“经济转轨”引起的社会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转型”被严格定义为由“经济转轨”引起的两种“非传统的”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即所谓“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有学者甚至把对这种“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界定为继“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第三种发展社会学”[1]。但是,如果我们把市场化的“经济转轨”视为一种根据某种不可抗拒的逻辑而展开的必然过程,把“社会转型”看成对这一“必然过程”无可奈何的顺应,或者被动的调整,那么我们就真的有可能会面临社会危机。

  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去追问,虽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概念了。事实上,在我们头脑中已经差不多定格了的“市场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们一直没讲清楚、也可能根本就不想讲清楚的一个“游戏”的名称,但我们在这局游戏中却一直把它当成了一场旨在“民族复兴的革命”,而且不断地在付出真实的代价。按照卡尔•博兰尼的说法,纯粹的市场经济是要求整个社会实体俯就于市场规律,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与人类、自然的对抗。所幸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还只是一种虚构,但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我们必须知道这种“虚构”的实际后果可能会是什么?

  真诚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的一个“游戏”,根据这些假设,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秩序只有通过价格才能得到保证。这个“游戏”的基础就是一个单纯受市场自我调节、控制和指导的经济体系。它的基本假设是人类都是为追求最大利益(“效用”)而行动的。它假设市场中标有特定价格的产品(包括服务)的供应与在该价格之下的需求相等。它还假定货币具有赋予持有者购买力的功能。于是,生产受着价格的控制,因为引导生产的利润是以价格为基础的;产品的分配也依赖于价格,因为价格构成了收入,并且正是通过这些收入,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分配到社会成员的手中。

  经济学有一种非常“形式”的逻辑。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假设”上,即假设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相反,它的假设在一般“实在”中近乎荒唐!但是,这种近乎荒唐的假设不但是能够被证明的,而且,是被根据这些假设而行动的结果证明的。举个例子说明:如果某人在股票市场上闭着眼睛随手点一只股票说:“它一定涨!”谁都会觉得荒唐。但是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他并都去买这只股票,那它哪有不涨的理由!所以,关键不在于“假设”是否荒唐(譬如,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而在于大家是否都根据这个荒唐的假设去行动,结果,假设被证明是可能的。

  我们也许会想,没可能大家都相信荒唐吧?不一定。我们思维习惯中常有这种把不可能的东西当成理由的“定势”。比如,我们教育孩子不要采公园里的花,说“如果大家都去采,那么哪里还会有公园?”这没错。儿子老大不小了,还不谈恋爱、不结婚,当妈的就会说“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样,这社会怎么得了?”这也没错。但是,事实上是不存在“如果大家都……”这种可能性的,即使我们经常把它当作“理由”。

  经济学的“游戏”趣味就在于:如果大家都“相信”了它的假设按这种假设去行动,那么“市场经济”也就确立了。这就如同“如果大家都去买,这股票就一定涨”。例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依赖于人的“交易、贸易和以物易物的倾向”(这个词组后来就被“经济人”概念所替代)。“劳动分工有那么多的优点,但要追根究底起来,它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为普遍富裕创造机会,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并不以这种广泛的效用为目标,而是由于人性的倾向而缓慢、逐步形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亚当•斯密)。然而,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这种“人类倾向”几乎不可能在任何看的见的共同体生活中有规模的显现;一百年后,工业体系在这个星球的主要部分轰轰烈烈地展开,无论在实际上还是理论上,这一“特殊倾向”却暗示了人类已经完全被它的经济行为所支配,如果不是也被它的政治的、理智的和精神的事业所支配。(Polanyi,1957,43)

  当然,如同“游戏”这般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纯粹市场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必须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必须来源于这种销售,而且不许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如此“自我调节”,就连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也知道,那不过是个“神话”。因为,这种要求太“苛刻”,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

  然而,现实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市场经济”,那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学的解释很简单:理论上简洁明了的逻辑,是现实发展的理想标尺。坚持市场逻辑的正确性和彻底性,意味着需要在现实中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当然,这种话只是自欺欺人。先不说逻辑与现实的关系绝非简单地从逻辑到现实的推论关系,即便就是一套简洁明了的逻辑如何可能被实践(不是证明,而是“开始”或“尝试”),这本身就不是经济学逻辑自身所能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如何发生的社会现实问题。

  博兰尼指出,经济这个术语包含两层含义:形式含义(formal meaning)和实质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前者源于逻辑,后者源于事实。换言之,经济的形式含义源于“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的逻辑特征,“它指的是这样一个确定的选择状态,即因为手段不足而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使用之间进行选择。”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他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博兰尼,1968)。人类为了得到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与其周围(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发生相互的作用,即进行“交换”。因此,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实在含义都是能够从它们连结人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得到解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只是单纯从人类的物质活动中产生的,只有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各种关系的相对性“存在”,才是在实在的意义上可定义的。

  在博兰尼看来,经济的两层含义之间的区别,就像是罗盘上的两个极端。但是,由于19世纪以来的经济形态日益趋向市场定价体系,于是,经济的实质含义与形式含义混淆了,成了一个复合概念。他说,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都接受了这个概念,而门格尔、马克斯•韦伯、帕森斯则都没能认识到区分这两种含义对社会学的重要性,尽管“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在其各自研究人类社会经济体制的领域中,除了要面对市场,还要面对许多各种各样的制度,人类的谋生手段恰恰就嵌入于这些制度之中”(博兰尼,1968)。

  经济分析是将形式经济应用于普遍化定价市场的结果,即假定一切商品都在市场上买卖,一切收入形式都源于销售产品和服务;具有广泛用途的货币因其购买力而成为获取手段,从而满足需要的过程就成为分配手段的过程。这样,经济体就必然由因为手段不足所导致的选择来决定,选择的条件和结果就可以按照价格形式来计量了。整个经济体就是选择行为的结果,支配这种行为的规则是普遍的,但它适用于特定经济体的程度,则取决于经济体实际不上是否是这些行为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博兰尼并没有打算“不合时宜”地反对市场经济,他只是在对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进行冷静慎重地分析后指出了它具有“虚构的”性质。针对这种虚构的市场经济理论,他提出的应对方式是:不能放任市场的任意扩张,必须把市场经济发展限制在社会自我保护的能力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市场扩张程度并不取决于经济的自身发展逻辑,而是取决于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非经济的社会保护性措施和相应的限制条件。

  

  (二)“嵌入”社会的经济活动

  

  实质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经济,是包含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中并受到这些关系制约的经济活动。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具备限制其内部交易活动(经济)的防御能力,因为不受社会控制的经济,最终将成为毁灭社会的可怕力量。而对经济活动的这种控制能力则来自社会共同体本身的性质。

  博兰尼总结了市场经济产生之前的三种基本交易模式,即互惠的(reciprocity)、再分配的(redistribution)和市场交换(market exchange)。“互惠,指的是对称的关联点(correlative point)之间的运动;再分配,指的是接近中心并再次脱离该中心的配置运动;交换,这里指的是市场体制下‘手’与‘手’之间发生的相互运动。于是,互惠假定了各个组群对称安排的背景;再分配所依赖的是组群中某些衡量中心性的存在;为产生整合作用,交换则需要一个市场体系。很显然,不同整合模式设定了明确的制度基础。”(博兰尼,1968)在博兰尼看来,社会(共同体)是经济行为嵌入其中的一种整合的“整体”。“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实际就是社会整合的三种交易模式,因而需要把它们作为一种“连带方式”(transactional mode)来认识。在这里,我们用了日本的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郞的译法,他将transaction译为“连带”而不是译为“交易”(粟本慎一郎,1997,186),因为transaction绝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交换关系,这里面实际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真切地控制着经济交易活动。

  这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交易模式都只是在社会给定的相应结构安排之中才能存在,而不是相反,即所谓由经济行为形成了社会结构安排;社会的结构安排不是由经济行为聚合而成,相反,经济行为必然嵌入于社会的结构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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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理论论丛》第五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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