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 次 更新时间:2011-10-26 20:17:01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五族共和  

常安 (进入专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从此宣告结束。而就在这份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这也被认为是五族共和说正式提出的最早时间,而五族共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孙中山以及辛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民族治理方面的基本宪政制度架构。

  但实际上,五族共和说的提出,与其说是孙中山个人民族观与宪政观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更不如说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在如何思考乱世危局中的国家宪政制度建构与民族治理转型这一问题上进行的思想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结果;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可谓非常短暂,另外由于受制于财力、内部组织架构等原因政令不畅、举步维艰,所以其所主张的五族共和更多的是一种政纲宣示的作用。因此,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命派在民族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例如,早在1907年,在革命派的论战对手杨度的大作《金铁主义》中,"五族合一"、"五族一家"等字眼即已频频出现,革命派包括孙中山本人则在早期由于排满的政治宣传而鼓吹汉族单一建国论,但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化,革命者们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状况也随之深化,原来论争对手所主张的多族建国论转而被其吸收,五族共和论由此正式诞生。

  清末民族观论争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观变迁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民族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重点,相关的理论成果也颇为丰硕,如对论争中一些关键人物的民族观的个案分析,对清末排满思潮的理论渊源、具体论争、政治实践的系统梳理,包括一些民族关系史方面的通史著作,也对清末沸沸扬扬的民族观论争不惜笔墨。1这些研究对清末民族观论争渊源流变作了极为详尽的梳理,无疑是极为可贵的。但清末民族观论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或者民族学的话题,同时也应是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史尤其是清末宪政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清末民族观论争的焦点,即到底是单一汉族建国还是五族建国为例,建国一词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宪政意蕴。而单一建国还是五族建国,同样关涉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构成问题。单一建国论者主张排满,其理由是满清统治者是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革命;五族建国者则认为当时边疆形势极为危急,少数民族地区又都不了解共和制度,所以即使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和保存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也应当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也即是说,即使是清末宪政思潮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君宪共和之争,其背后也涉及民族观的问题。

  因此,在这里,宪政、建国与民族,实际上是彼此交错、相互勾连的,首先,在特定的宪法政治时代,宪政,已经不仅仅是对既有宪法文本的一种解释和奉行,而是对国家基本政治框架的一种整体性重塑,而在清末,则是完成从古典王朝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虽然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当时均不具有统治权进而在清末立宪中也不具备领导或者参与作用,但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一直在对中国的国家建设进行持续不懈的求索和努力,而且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自觉"2,在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同样也有着自己清晰的政治蓝图和现实的宪政努力,即到底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无论是立宪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家还是革命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诉求,都不啻为对既有政治制度的一种根本性变革。

  当时西方"每个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建国思潮的传入,使得孙中山等革命者相信,只有以汉族为民族单位的民族国家构造,才能完成国家稳固、强盛的目标;再加上满清统治者的腐朽统治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之别观得以重新强化,排满和建立汉族国家,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最直接的政治诉求。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则认为应区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在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边疆危机之下,只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合四万万人之力,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狭隘的种族革命只会自伤元气。3所以,当时的民族观论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论争,或是承平年代的一般民族治理争议,而是关涉到整个宪政领域中最严肃的主题--建国。

  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式政治策略,到"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之五族共和说的正式提出,革命党人这种民族观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路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五族共和这一民国时期重要思潮的思想渊源,正是清末民族观论争等宪政论战交锋的结果。清末的民族观论争,涵盖了宪政、建国、民族观等多种元素,具有显明的宪政思想史意蕴;再加上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说在宪政领域的相关具体实践,五族共和也因此被认为"不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更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一环"4

  

  一、救亡图存与民族建国主义

  

  近代中国,用李鸿章的说法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使得一向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割地、赔款,接踵而至,中国陷入了制度、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意识,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的驻日公使郑孝胥,在两年前还嘲笑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但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就在日记中写下了"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5 举国上下陷入一种天崩地陷、忧郁激愤的氛围之中。

  也正是1895年,从英伦归来的严复,将西方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并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告,指出达氏书中,独二篇为尤著,其一为争自存,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6。同时,针对有人认为"今夫异族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亡国灭种是杞人忧天的观点时,严复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也"7,所以,中国亡国亡种的危机不是内部的族群冲突,而是与外部的白种抗争以自存,只有内部合群成国,才能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立于自存之地。严复这种同种、合群、建国以自存的观点,是当时其在西方耳濡目染了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竞争之后的一种模糊的民族建国观,而在这种模糊的民族建国观中,西方Vs中国的这种殖民Vs争自存斗争被解读为白种Vs作为黄种的"满、蒙、汉"的种族民族主义式对立,也正因为如此,当后来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后,被渲染成为东方黄种小国战胜西方白种大国的、中国也可由此效仿的理想图景。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两个全新词汇,并根据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进化理论指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8 此后,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又指出,"欧洲之所以发达,世界之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而成...驯而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故今日欲抵挡列强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9,明确提出运用民族主义,整合全国之人力、物力,对抗列强入侵,进而自存自强的策略。同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氏历数西方诸贤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的历史,并从西方诸民族国家各自人口剧增、世界资源又有限、所以民族主义必然变异为民族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世界大势出发,指出在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扩张面前,"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10

  除了梁启超,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被西方民族建国的相关学说、实践所吸引,如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1期上刊登的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中就写到,"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政治界。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建国家之故也。",11即中国国力之不振,其原因不在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在于中国自身未能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该作者另外一篇文章《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中,作者指出,欧人近百年来主义最大最要者,为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与民族之国家,至于民族之国家的具体体现,则与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所论大致相同。12另外如余一的《民族主义论》中,也鼓吹,"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首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3

  所以,就当时梁启超等人对于西方民族主义相关理论、实践的认识而言,首先,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为西方近世最有影响之主义,"顺兹者兴、逆兹者亡";其次,对于民族主义,用梁氏《新民说》中界定为"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即民族建国;再次,这种民族建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单一建国,即民族主义"所以有大力者",在于欧洲封建末期,"民求自立而先自团,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前者如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与崛起,后者如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分分合合,同时"拿破仑之所以取败者,由欲强合无数异种异言异教异习之民族,而成一绝大帝国也"。另外,由上述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对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实践的介绍中,他们更为青睐的是德国、意大利的民族建国实践,梁启超本人更对马志尼、加富尔、加力波第向往不已而撰有《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某种程度上,这自于德国、意大利均是由四分五裂的邦国而迅速统一崛起进而实现图存富强的目标有关。也许,在彼时彼刻,如何寻觅最快救亡图存的方略,是当时仁人志士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这似乎有病急乱投医的感觉,且常被缺乏同情理解的后人斥之为"宪政工具主义",但寻求富强本身,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思考对象,无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单一建国还是五族建国?

  

  1.单一建国与五族建国: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歧

  西方近代民族建国理论为视为寻求富强的良方引入了中国,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时的统治者清王朝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也很有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在前引雨尘子文《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中,作者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呜呼,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论,所称为列祖列宗者,讴歌而扬颂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而爱之?既无历史之观念,则何从而起感情,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14,作者将中国积贫积弱的缘由,归咎于满州贵族与汉人非同一个族群,这与传统排满理论中的夷夏之辩说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例如,当时排满风潮的主将章太炎就坦言,原来的华夷之辩"却没什么学理",自己是"自从甲午之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5。这收拾进来的学理,无疑指的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民族建国理论,以其文《正仇满论》为例,章太炎将满洲五百万人统治汉族四万万人与奥地利统治匈牙利、土耳其统治东罗马相提并论,且声称"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宴处于域内"16,已非简单的对明太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夷之辨号召的重复,而是旨在摒弃满族、由汉族单一建国的民族建国理论。

  正是这种西方民族主义与排满思潮的合流,使得本就处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面临极其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同时,过于强调汉族单一建国,也很容易使本就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挑唆离间之下的边疆分裂势力得到口实。所以,到了1903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引介者,梁启超本人,则开始力倡"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即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17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氏首先介绍了伯伦知理关于国民与民族区别的论断,即民族为民族沿革所生之结果,具有其始也同居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支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等八大特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五族共和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待整理目录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611.html
文章来源:经略第九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