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他们都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6 次 更新时间:2011-10-20 21: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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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  

  

  "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这样说。从公报里的这段话来看,他们直到现在还是"谬论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那套思维模式,以为自己不断说了别人就会信,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已三十三年,中国人的视野已开阔,旧的把戏已骗不了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到现在,有三位影响较大的领袖,他们是陈独秀、毛泽东和邓小平,但他们都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文化一直是每个民族的精神,它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起着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各类生活方式,它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文化是多层次的,粗略划分应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文化层次,即生活方式、习惯、风俗等,它的适用领域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第二个层次是制度文化,它的适用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第三个层次是精神层次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体系、科学研究、思想理论与信仰等,它的适用范围是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判断、行为准则、知识修养、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等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和"仁"。

  孟子是儒家学说的最大发展者,他提倡义和仁政等等。中国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从诸子百家到琴棋书画、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华诗词 、中国戏剧、

  中国建筑、 汉字汉语 、传统中医 、民间工艺 、中华武术 、民风民俗、 饮食厨艺 、传说神话、传统音乐和中国对联,等等都包含于其中。但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

  中共的领袖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陈独秀是从头到脚的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文化外衣,外表上看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实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中国文化糟粕部分的继承者,他主要继承中国文化糟粕部分。

  

  

   陈独秀基本上是个变色龙,其思想一生多变,他十七岁中秀才后,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变为"康党"。后又受革命派的影响

  ,由"康党"变为"乱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他创办《新青年》,猛烈地批判传统政治、道德、文学,不遗余力地提倡新文化运动,最后在苏联人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在苏联人的操纵下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第一个领袖,抗战期间又成了托派。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轫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思想从"民主"到"专制" 和"社会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运动递嬗演进的轨迹。

   "五四"运动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的文化批判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价值系统。陈氏对孔教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儒家纲常礼教的伦理和儒教"定为一尊"的思想。陈氏认为,孔儒的精华在于礼教,建基于孔子礼教精神的儒家三纲学说是中国伦理政治的本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片面强加为臣、为子、为妻者以"忠"、"孝"、"节"之义务,从而使其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因而三纲学说所倡的"忠"、"孝"、"节",严重阻碍了个体独立人格的生长。这种道德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旧道德,传统中国的纲常、风俗、政治、法律皆源此而生。总之,"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第565页)

  在陈独秀看来,儒学于中国社会的另一弊害是其"定于一尊"的思想。"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而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再答常乃德》,《独秀文存》,649页)

  陈独秀对孔教的看法,总体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水火不容。陈从政治、经济、道德诸层面,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现代社会以"实利"为本位,其基本特征是"植产兴业","分工合力"和"尊重个人生产力"。而儒家伦理的重义轻利和孝悌之道则是与现代经济生活相冲突的,"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独秀文存》,第19页)

  在陈独秀那里,"新"与"旧"文化之间被划了一道鸿沟。他认为,"新"和"旧",是水火不相容的。"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第152页)因而他坚决反对"西方科学、中国道德"的"新旧调和论"。

  陈独秀把儒学批判作为价值重估的伦理革命和文化批判的契机,对儒家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等级制的本质,儒教"学尚一尊"的思想,以及孔子之道与现代文明社会相冲突的宗法封建性质,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应该说,陈氏的儒学批判确实揭示了儒学价值系统负面的流弊,以及它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陈氏的孔教批判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精神,但是,陈独秀的反孔也反映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理论偏失。陈氏的反传统主义对儒学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以偏概全的化约主义逻辑和形式主义的否定态度。陈氏认为,儒学不仅已形成系统,而且已丧失了改革更新的内在潜力,因而对其必须"根本排斥之"。

  陈独秀反传统主义的失误之处,在于其"传统"(孔教)与"现代"的形式主义二分法。他在"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之间划了一道绝然分裂的鸿沟,而把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视为一个"除旧布新"和"舍中取西"的"欧化"过程。他不懂得,现代化是一个"变革"和"承续"相统一的过程,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体。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自有其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传统的源泉,而"外发型"的中国现代化也同样有待于本土传统的改造更新。这是陈独秀所不曾虑及的,他把"现代化"仅仅视为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过程,而并没有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现代化之"中西新旧"的复杂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陈的激进反传统主义与其说是其建设性的文化设计,毋宁说是其破坏性的变革策略。陈氏从未思考过,对儒学无需整体破除也可以进行改变其基本性质的改造。因而,陈氏关于儒学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的结论是笼统而武断的。其实,儒家伦理大体有"精神超越性伦理"(如"仁"、"义"、"智")和"社会约束性伦理"(如"礼"、"三纲")两类,前者不乏普遍的道德价值,后者则既含有一般的社会规范,又包括宗法社会特定的纲常秩序。况且儒学并不限于伦理,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中也不乏适合"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因素。实际上,儒学之于中国现代化和基督教之于欧洲现代化,不乏相似之处。陈氏的现代化方案诚然简单: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然而陈氏不曾虑及的是,摧毁儒教只能导致中国的文化失范,而这种丧失文化有机生长能力的文化失范,现代化的大厦决不可能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五四"以后,陈氏改变了其不谈政治、专事启蒙的初衷,承认政治问题关乎民族存亡的根本,从而将视野从文化转向了政治。这一思想转变使陈氏在五四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不容忽视的是,陈独秀的改宗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价值选

  择的合乎逻辑的归宿。如前所述,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大同理想和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具有整体主义价值倾向和寻求科学与人文之整合的陈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理论魅力。陈氏相信,"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第373页)唯物史观使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是循着渔猎社会、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之序而次第演进的。(参阅《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87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科学的"、"客观的"和"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它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空想"、"主观"的伦理社会主义。他认为,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中国若步欧美、日本之后尘而走资本主义的错路,势必前途险恶而重蹈西方工业主义的覆辙。实业落后的中国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中国的工业化欲避免西方工业主义的险途,唯有走社会主义之路。

  

  

  毛泽东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利用中国文化的,他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文化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似性的东西就搬过来用,对能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加以利用,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不管正确或真实与否都不去理会,这能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吗?

  毛从小就博览群书,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和近代时政著作,奠定了他谙熟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他还精通古代诗词,特别喜欢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不少诗词曲赋能背诵。对历代古文和古典小说,还有笔记小说和其他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杂书,他不仅广为博览,还能对许多名著娓娓道来,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他懂中国文化但不信中国文化只信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后,他就让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文化的外衣,以此来欺骗中国人,这应该不是中国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吧?

   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作为整风运动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虽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但它的灵魂不是中国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形式。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毛泽东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整风运动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实事求是"的新界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创造民族形式方面,为中共树立了榜样。毛泽东运用传统文化说明的问题和展现的民族形式异常丰富、多姿多彩,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外表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毛泽东就是这样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穿上中国服装但骨子里充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毒素。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他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与时俱进的表述这一特点,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比如,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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