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中华民族是停滞和倒退还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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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  

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骨节眼的时候,往往会有各种势力出现企图按照各自的想法或者设法使历史停滞或者扭转历史车轮或者推动历史前进。世界历史没有例外,中国历史也很定会如此。当今中国就处在这样的历史骨节眼上,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中华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集一党制政治、半市场半垄断经济和一元论文化于一体,在这种模式下,各级领导手中握有的公权受不到有效的制衡,使到官场腐败不堪,买官卖官和官商勾结搜刮民脂民膏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模式下,各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利用权势使到自己及其子女和亲属发了财形成了权贵资本;在这种模式下,各级高官通过人事安排使自己的子女和亲属掌控了垄断性国有企业,使到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成为市场的垄断力量;在这种模式下,有良心的异议人士成为被迫害、被关押、被精神病的对象,使到社会对一党专政、对官场腐败、对黑社会敢怒不敢言。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上,中华民族是继续维持目前的局面还是往后退或向前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派大多已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拥有权势与资本,这些人不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利益上都主张稳定,主张原地踏步,“一切为了稳定”成了他们的话语,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势和利益,他们不愿意历史往后退也不愿意历史往前走。从对重庆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来看,也就是他们不愿往后退,比如,退倒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上去;从他们对中共内外主张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击来看,他们不愿意往前走,比如,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去。他们现在正准备召开“十八大”,这个“十八大”就是在寻找主张基本上维持现状的一批人来接班以保持这些既得利益者永享改革成果。

对这种种情况和安排有两种人极力反对:一是主张向后退的人,另一种是主张向前走的人。这两种人其实都看到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危机,但对造成这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根源认识不同,开具的“药方”也不相同。

在中国,目前主张向后退的势力有两股:一是毛主义人士,通称为“毛左”,另一是复古主义者。毛主义人士的主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派是一致的,都是主张一党专政和文化一元化,这样的结果无非就是政治上的迫害、肃整、屠杀和大量的文字狱的再次出现,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镇反”“反右”“文革”就是这一结果的极端表现。但在经济建设上却有十分的不同,毛主义人士主张有计划的公有经济。如果按照毛主义人士的主张去做,那么,首先就要剥夺资产者的私有财产收归到毛主义人士领导的国家所有,要真的这么做的话中国又要大规模的杀人,怪不得毛主义人士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力推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是现在中国的有产者也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傻瓜资产阶级,你毛派要杀他们,他们也会联合起来杀你们,他们有钱有资源,拥有巨大的物质力量,联合起来也很容易。如果按毛主义人士的主张去做将会是相互杀伐、暴力流血不可避免,国将会是永无宁日。即使就算毛派成功地完成了杀戮,建立起了有计划的公有经济,但这种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严重,经济难于持续,经济不能有效发展,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解决不了,又要来改革开放,一夜之间又要回到“解放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经济崩溃就是改革原因就在于此。所以,退回到毛泽东时代根本就行不通!

复古主义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派,他们认为,古代中华的道统、王道、仁政、三纲、五常、四维、孝道、德主刑辅、夏夷之辨、天下主义、世界大同等等是最好的,所以中国不是要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要退回到汉唐时代,全面复古。应该说,这些人看到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和灿烂,但是,他们不知道时代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华文化虽然辉煌灿烂,然而中华文化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形态上的文化,这种文化很适合于农业社会,所以,我们拥有这样的文明与文化,我们的祖先才得以建立起不朽的功勋,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都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可是,现代的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毕竟是工业文明,适合于农业文明形态的中华文化从整体上已不适合于工业文明,虽然中华文化里的超时代精神,比如,“仁义”这一中华道统、“勤政爱民”这一中华仁政、“仁义礼智信”这一中华五常、“礼义廉耻”这一中华四维以及中华孝道和世界大同等等,都适合于任何时代,我们应该继承这些精华,但是,工业文明形态更需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而这些已成为普世价值的新精神正是中华文化所缺的,所以,我们应该向前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吸收普世价值,发展和创造出适合于工业文明形态的中华现代文化,而不是仅仅复古和躺在古人怀抱中不愿意前进。

不论是毛主义人士的复辟还是复古主义者的全面复古,在当今的中国已经行不通了,对旧时代的怀念是可以的,但是真的要退回去,就不是好玩的了。系统主义哲学的演化优化律告诉我们,世界是前进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向前而不是向后的。我们不应怀念旧时代就认为历史要倒退了,不愿意继续向前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能为之,即使为之了也绝对不能长久。原地踏步不行,后退也不行,就只有前进了,那么,怎样前进呢?全盘西方化派主张照搬西方文明,照抄西方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高于中华文明,要前进只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派别主要包括基督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等。

基督教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基督教化,令人震惊。主张中国基督化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上帝存在与否,几千年来都无法确定,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上帝存在与否无法确定,但耶稣是假神我绝对敢给予肯定,伊斯兰教信徒也只是把他当成先知而不是神,从古到今的犹太人没有几个认为他是神的。对存在与否不能确信的上帝和对假神耶稣都确信不疑,这不是十分荒唐吗?再者,实行基督教一“教”化,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不是带来思想僵化就是带来政治或思想迫害;同时,基督教一“教”化的要求也是反动的,人类进化往往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的发展,而绝不是相反,而一些基督教徒却要反其向而行之,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还有,基督教一“教”化其实质也就是专制主义,今天呼吁中国基督教化其实质就是企图建立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国家。从古至今的历史显示,在专制之下,文化是一元的。一元文化显示出来的精神是霸道、专横、野蛮、专制,这种文化表现出来的结果是审判异端、文字迫害。当代,我国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文化多元化,而不是去呼吁或争取什么基督教一“教”化,“文化多元”很重要的一条是“宗教多元”。况且,基督教是古文化而不是什么现代文化,要求现代中国人全盘基督教化也不是什么前进,也是一种复古主义,不过,这个“古”不是中国的“古”而是犹太的“古”。所以,中国万万不能基督教化。

自由主义者主张中华自由主义化,应该说,自由主义有许多现代性的好东西,比如,主张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多党民主制度、权力分立与制衡、地方自治、法治,文化上的多元化和自由争鸣,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些东西为中华文化所没有,中国要前进必须学习这些文明成果。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但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应该说,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总的是好的,有经济竞争和清晰的产权界定,但是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十三亿六千万人口,各省发展也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并非全面的私有化和不干预市场就能全面解决问题的。我的意见是,该实行私有化的领域就坚决实行私有化,该公有化的领域就坚决公有化,经济要市场化但反对社会市场化,同时,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必须保留的。同时,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也不适应中国,自由主义对善是个人自由选择,中国文化要求行善积德,中国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一中华五常和“礼义廉耻”这一中华四维是我国道德的根本。所以,自由主义并不全部适用于我国,自由主义化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化,应该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在政治上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为中华文明和文化所没有,中国要向现代转型必须吸收这些普世价值。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主张的也很符合中国这样情况复杂的巨型国家。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高福利和结果平等不适合中国的现代情况,我国人口多,经济相对落后,人均资源少,民主化后也只能实行适度的福利政策不可能实行高福利政策,结果平等主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实际上也是乌托邦,根据系统主义哲学的层次原理,人的智慧、能力和品德等是不相同的,人们应该主要追求机会、尊严、在权利上与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追求结果平等,那样只会导向绝对平均主义。当然,虽然结果不要悬殊太大,但也不可能一样。 虽然这与孔子的“不患寡只患不均”思想相吻合但是历史证明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实行不了。所以,主张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化在很多方面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中国全盘西化,不论是基督教化还是自由主义化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化,对中国来说都是危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任何全盘照搬外来的东西都是行不通的,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照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千千万万种灾难。这样的教训必须记取,这是教条主义的危害,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全部教条主义照搬。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必须有条件地学,应该学习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应该学习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全盘西化。要知道文明和文化是有个性的、有民族性的和有区域性的,它们跟自然科学技术不同,后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前者不是,前者几乎是有个性的,比如,持枪文化是美国的品牌,并非被世界所赞同,中华孝道这一道德伦理精华是中国文明的品牌,也并非为世界所接受。当然,文化的个性也不能排除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优秀文化中的普适性,比如,“仁义”这一伟大中华道统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些西方的文化精华,都是超时代精神和都是普世价值。我们要学习的是外国文化中的超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而不必全盘外国化当然也包括不必全盘西化。

我们中华民族不是要原地踏步更不是要倒退而是要前进、前进、再前进!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绝对不是全盘西化,我们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六千万人口的巨型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肩负着实现世界大同这一人类特殊使命,我们无限光荣的祖先有无穷的创造性和智慧,建立过无比强大的国家,近代与现代的我们因为丧失了历史前进方向的判断能力致使我们落伍了,我们虽然落伍了,但是我们已经觉醒,我们的无穷智慧已经焕发,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必须创造,而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化是照抄,复古主义化也是照抄,全盘西化也是照抄。这是弱者和愚者的表现,不是强者和智者的表现。凡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化、复古主义化和全盘西化的人都是没有创造性的人,他们不可能创造出独特的东西,他们都不是思想家,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人除了吴思、高行健之外都是在不断照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抄,比如陈独秀和毛泽东等,就是从中华古代文化中抄,比如,现代儒者蒋庆或和秋风等,或是从西方文化中抄,比如,胡适和刘晓波等。文章抄容易写出漂亮文章就难了,因为这需要创造。中华民族要前进需要的就是这种创造。

当然,创造不是凭空而来,需要继承,中华民族要继承的首先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精华,即超时代精神,比如,中华道统仁义、中华五常仁义礼智信、中华四维礼义廉耻、中华孝道、中华仁政,等等,并要在目前最有深度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与现代中国和世界文明对接。其次,我们要学习西方文化中被世界所共同认同的部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虽然产生于西方但现在已属于全人类的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是完全能够与普世价值对接的。我在《中华道统不容中断》(爱思想网)一文中就试图进行对接过,我说:“我国从黄帝建国以来就以“仁义”治天下,五千多年来,“仁义”已成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主线、主要精神、根本精神。这也就成为了中国的道统。“仁义”发展到孔孟时代,孔子和孟子便将其系统化。仁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孟子常讲的“仁政”。仁政在我国古代主要体现为爱民。现时代,我们也当然应讲仁政,但是,我们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时,不要忘了,我们讲的仁政就不止是爱民了,而应该是尊重(基本自由,加进)和保卫人权。这就是现代的仁政!”“从汉代开始我国主要通过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实践仁政政治,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在不同君王的监督下,我国仁政的实行情况是不相同的。一个朝代出现明君治理的时候,确实做到了仁政爱民,庸君、平君治理时期次之,暴君统治时期则无仁政可言。因为君主制是人治模式,不同的君王其治理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由于在我国历史上众多君王实行仁政,所以我国历史上只要是统一时期,几乎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就有如今天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一样。应该说,在农业文明状态之下,君主制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当时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时期都采用君主制。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之前的君主专制,其政治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是以对于多数人自由的严加限制和对少数人自由的特殊保护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的,其政治制度建设的方向就是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异及由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具有法的合理性。然而,现代政治文明以"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形式,否定和取代了以往社会统治权的获得主要凭借血统、身份、权势或前任指定的人治方式,而强调公意、民主选举及法律程序在权力交替中的意义,所以,君主制已经不符合现代工业社会。在工业文明中更多的是强调保障人权,而保障人权是现代仁政的最根本的体现。现代文明以民主政治为其核心内容,将发扬民主、实行法治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将自由、公平和效益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以逐步完善民主制度和扩大公民的自由范围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现时代,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权,其他的制度不能够,一党专政制度更不能够。”这是理论上的对接,还需要在实践中试行。

我们继承了中华文化的超时代精神我们就有了中华之根,我们学习和吸收了普世价值我们就有了进入世界文明的通行证,这对中华前进构建现代文明和文化就有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中华民族还更需要创造。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中华现代文化,没有中华现代文化谈不上自由和强大。我们已知,人类文化发展,已经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和系统主义4个阶段。神学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充满想象、虚构和反逻辑性,形而上学阶段的特点是思辨性,科学阶段的特点是实证性与证伪性。系统主义阶段的特点是既包含了合理的想象性与思辨性,也包含了实证性与科学性,具有综合的特点,同时更注重系统性。我在《自由、强大与中华民族自信心》一文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从近代以来,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已经孕育而生。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以往的一切哲学对系统自组织的复杂性几乎都没有论及,所以,以往哲学的结论已经没有了深度或过了时,现在需要的是更有深度的系统主义哲学。系统主义哲学主要是根据我们对哲学的本质认识来考察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从而是对当代哲学理论所进行的一种丰富和发展,系统主义哲学是基本上已获得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系统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系统主义哲学是哲学中的哲学,从系统科学与系统主义哲学构建完成之日起,人们就应该运用这样的科学与哲学作为标准来检查以往的一切科学与文化,凡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与系统科学及系统主义哲学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都必须要加以否定掉。”“通观人类文化史,我们得知,任何文化贡献都是在哲学指导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而得出的系统见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在最有深度的哲学已经产生的今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机遇,因为现在虽然有了系统科学和系统主义哲学,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法律等领域运用系统主义哲学进行指导的新的系统性的研究才刚开始,所以,我们完全有时间来把握这个机会。如果把握住了这个历史性机遇中华民族就能有许多首创性的贡献,中华现代文化的构建就不会有问题了。”

中华民族进行创造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了,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拥抱它吧!中华民族不是需要停滞和倒退而是需要前进,很显然,中华民族前进有赖于继承中华古文化的超时代精神,有赖于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更有赖于我们中华民族进行创造,创造就是智慧的表现就是优秀的体现就是强大和自由的动力。未来三十年内,中华要从地区强国进入世界强国进而进入世界超强国家的行列并构建完成中华现代文明更是需要创造而不是照抄,马列主义化是照抄我们不必做“马奴”,复古主义化也是照抄我们也不必做“古奴”,全盘西化更是照抄我们更不必做“洋奴”,我们要前进但我们也要做我们中华自己——一个能够创造、认同创造、喜欢创造和善于创造的伟大中华!

20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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