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8 次 更新时间:2011-10-15 22: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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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  

  

  中国改革始于让有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那么为何共同富裕要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呢?另外,一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又如何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呢?

  

  为何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这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的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私利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正是利己之心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发展,由此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如果压制和试图改变这种本性都是无益和愚蠢的,因为它只会阻止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么人类的利己行为和动力又如何可以带动公益和转变为利他呢?这主要在于人类行为有一种交换的倾向,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为了通过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必须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换是平等的,除非一方是傻瓜或者一方是骗子和强盗,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平等的交换使个人的私欲与利他和公益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正是因为如此,个人的努力将为整个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人们将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况,同时也改善他人的境况。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就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那么一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如何带动共同富裕呢?

  

  如何共同富裕?目前中国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首先富起来的人交更多的税,捐更多的款,即把富人的财富分一部分给穷人,另一种观点认为首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做好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制造更好更廉价的商品,同时增加出口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以此达到国家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比较两种观点,显然后者更加理性。首先,共同富裕不是剥夺剥夺者,即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或者向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或者让富人捐款,以此达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这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道路,由此中国可能回到30年前普遍贫穷和普遍平等的社会状态。其二,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应该建立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为什么30年前中国改革目标是发展,而不是共同富裕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穷,只能够做到共同贫穷,不可能共同富裕,而30年后因为中国发展了,所以共同富裕成为了中国转型或第二次改革的目标。除此之外,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有效把握两大比例的基础上,一是社会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即前者要大于后者,二是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即前者大于后者,唯有如此,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其三,共同富裕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体现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并成为社会的主体,体现于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的形成,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依赖于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制造业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的不断创新和管理,企业家就目前中国而言就是那些已经首先富起来的人。现代国家财富主要是由企业家和现代企业创造的,没有企业家,就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就没有国家财富,就没有中产阶级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相对稳定和富裕的橄榄形社会状态也就不可能存在。对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目前的状况,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包,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失去生存的基础,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社会处于动荡的边缘。最后,共同富裕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它需要政府的推动,首先政府应该作为制定者,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公平机制,中国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富起来,无疑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勤奋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但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没有当时政府对他们的优惠政策,他们是不可能首先富起来的。同样如何让大部分人富起来也需要政府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应该做到机会均等,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到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其次,政府应该作为裁判者,对市场运行加以监督,确保竞争的公平与规范。其三,政府应该作为参与者,加强和完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推动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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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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