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五五”时期，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激活内需潜力、优化社会结构的关键任务。我国已形成超4亿人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仍面临收入结构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弱等重点难点问题。对此，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夯实群体扩容提质基础；优化收入结构；破除城乡区域流动壁垒，拓宽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消除群体发展后顾之忧，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关键词：共同富裕 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十五五”时期，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结构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是收入处于社会中间水平、具备稳定消费能力与财富积累基础、社会诉求偏向稳定与发展的群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3]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形成较大规模，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群体构成日趋多样化，其持续壮大与结构优化，正为构建橄榄型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总量稳步扩大

总体规模庞大。2018年，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的三口之家，界定为中等收入家庭。据此测算，我国有1.4亿左右的家庭、超过4亿人口达到这一标准[4]。这一规模不仅远超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超过欧盟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总和，是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强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贡献了近50%的居民消费支出，支撑着汽车、教育、文旅等中高端消费领域的增长。稳定的就业状态与合理的财富积累，使其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

占比持续提升，适配经济转型。以2000年—2021年为考察期，使用城乡加权数据计算，可看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扩大，且增长速度明显。按绝对标准计算，2000年仅9.78%的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到2021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38.86%，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5]。这一变化主要是受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等因素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10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3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也突破1万美元。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向中间集中，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

扩容潜力显著。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50%—75%的平均水平，但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共同富裕步伐节奏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潜力显著。2022年—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5%，收入增长部分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6]。作为农村增收主力的农民工群体，2024年月均收入4961元，比2023年增加181元，增长3.8%，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扩容对象[7]。这些变化体现出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经济增长所展现的包容性增长特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重要目标，结合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期，从当前约4亿人起步，预计“十五五”期间规模将向6亿人迈进，2035年有望达8亿人，持续扩容将推动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进一步成型，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筑牢根基。

结构有待优化

城乡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从城乡分布看，仍呈“城镇主导”格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城镇，农村居民大多收入还不高，意味着这是“扩中”的重点。从区域分布看，约有60%中等收入群体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0%，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2024年，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42.9%，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约为52%；2021年—2024年，中部、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均达6.6%[8]；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成为区域层面“扩中”的薄弱环节。

“底部”占比偏高。一是内部结构呈现“倒T型”特征。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处于中等收入群体“底部”的占比超60%，占比偏高。二是收入结构单一。中等收入群体对工资性收入依赖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看出，2024年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为56.5%[9]，2025年前三季度升至57.4%[10]，多样增收渠道匮乏。三是收入稳定性不足。受产业调整、经济波动等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易出现收入阶段性回落，抗风险能力较弱，巩固群体规模、增强收入稳定性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增收能力和渠道仍有短板。技能储备成为收入进阶关键。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11]；但中等收入群体技能占比与高收入群体差距显著，高技能人才薪酬增速领跑，中等收入群体中基础技能从业者收入易受行业波动影响。农民工群体技能提升受限。“十四五”期间累计超3100万人次的农民工接受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2]，但技能证书持有率仍较低，直接制约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增量的潜力释放。

持续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

“十五五”时期，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支撑内需扩容、增强发展韧性的关键抓手。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

收入分配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其一，收入分配差距仍处关注区间。202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6，虽较2012年小幅下降，但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根本原因。其二，多维分化特征显著。城乡层面，2024年城乡收入比为2.34：1，绝对差额为31069元[13]；区域层面，东部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东北地区的1.45倍，区域扩容相对不平衡；行业层面，城镇非私营单位金融业与住宿餐饮业平均工资差距达3.35倍，行业收入差距抬高部分从业者增收门槛[14]。其三，增收进阶难度不均。农村居民、中西部地区及传统行业从业者因工资基数、收入增速偏低，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难度高于城镇、东部地区及高收入行业从业者。

收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收入来源高度集中于工资性收入。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56.5%，中等收入家庭该比例普遍超60%，工薪家庭更是高达75%以上，对工资性收入依赖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二是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且分布不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速仅2.2%，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8.3%，与发达国家40%以上的占比差距显著；农民工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3%[15]，主要依赖储蓄利息，缺乏多样增收渠道。三是收入结构单一导致群体稳定性不足。2024年，中间及中间偏上收入组中约3%的群体，因行业调整出现收入波动，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从业者占比超50%，进一步加剧群体收入不稳定性。

增收通道有待进一步拓展。首先，农村增收渠道相对单一且新业态支撑基础尚显薄弱。2024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3.9%，主要依赖传统种养殖业，受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大；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带动作用相对有限，从事相关服务业的农民工收入增速低于制造业。其次，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增长的均衡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传统产业领域具有深厚基础，而高质量就业岗位的供给结构，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相关岗位的比重，相较东部地区尚有提升空间；东北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的基数仍有提升空间，对区域居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基础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夯实。再次，劳动力市场流动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增收潜能的充分释放。数据显示，2024年，在外出农民工中，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达38.3%[16]，但户籍、社保转移等问题导致其收入与东部城镇职工相比有一定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但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面临较高门槛，劳动力高效转移梗阻未完全打通。

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一，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通过人社部基金支出与参保人数测算，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月均3825元[17]，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为246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绝对差距达3579元，远高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34：1）。第二，公共服务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差异，对发展的均衡性产生了影响，其合理布局有待进一步加强。教育公共服务方面，202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中1.54万所，城区、镇区和乡村高中学校数量分别占53.22%、41.06%和5.73%[18]，区域分布差距较大。医疗公共服务方面，县域医院诊疗能力相对不足，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医疗支出占比高，增加生活不确定性。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提升期。其在城乡、区域间的覆盖与供给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预期与获得感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关系到收入流动通道的畅通，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围需着力夯实的基础环节。

“十五五”时期稳步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建议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夯实群体扩容提质基础。一是健全初次分配机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健全工资增长、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及集体协商机制，弘扬勤劳致富精神。强化垄断监管，规范金融、能源等行业收入，清理不合理福利，缩小行业企业差距。健全劳动、技术、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分配机制，保障要素主体平等参与，激发创新活力。二是强化再分配调节。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机制：优化个税税制，完善和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健全全民社保体系，加大低收入群体兜底保障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保障科研人员、技术工人等要素收益，推动创新要素深度参与分配。三是激活第三次分配潜能。落实慈善税收优惠，健全捐赠激励机制，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公益慈善，发挥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

优化收入结构。首先，构建多维度增收体系。打破收入来源单一瓶颈，通过简化审批、加大创业贷款支持，鼓励居民创业增加经营性收入；健全产权保护机制，支持房屋租赁、股权分红等财产性收入渠道，推动农村土地、宅基地流转，盘活资产。持续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化、法治化环境，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助企稳岗，完善要素按贡献分配制度，实现企业发展与就业增收良性互动。其次，强化重点群体增收支撑。针对传统制造业工人等“基础型”群体，建立行业预警与技能培训联动机制，提升抗风险能力。加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落实普惠金融、税费缓缴等政策，破除准入壁垒。建立信用评价体系畅通融资渠道，助力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带动从业者稳定增收。再次，激活新业态增收潜力。支持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发展，布局产业载体创造高质量岗位。打造“数字技能+行业应用”培训体系，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让新业态从业者共享发展红利。

破除城乡区域流动壁垒，拓宽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其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锚定“三农”工作重心，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协同发展，培育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富民产业。搭建跨区域劳务协作平台，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转移一人、增收一户”。其二，以区域协调发展破解不平衡难题。加大对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与产业转移支持，完善税收优惠、土地保障等配套政策。依托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增长极，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机制，在产业协作、人才交流、技术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以产业链联动带动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提升。其三，以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激活增收潜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宽城镇落户限制，稳步推进进城落户人员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建立职业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机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提升低收入群体数字技能与专业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消除群体发展后顾之忧。一是健全全周期社保体系。聚焦“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目标，完善社保衔接机制，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范围，推行“个人身份参保”便利服务。对低收入群体实行缴费补贴，稳步提高社保待遇。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简化备案流程，切实缩小城乡及群体间社保差距，织密保障网。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以教育、医疗为重点，建立优质资源“下沉”机制，通过“城乡学校共同体”“县域医共体”带动农村、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升级；强化县域医院诊疗能力，推动分级诊疗，减轻农村居民就医负担，夯实增收能力基础。三是降低重点民生领域成本，有效减轻群众生活负担。住房方面完善保障性住房供给，推进“租购同权”，保障租房者权益；教育领域落实“双减”政策，规范校外培训收费；医疗行业深化药品耗材集采，严控虚高价格，优化医保报销目录。通过精准减负，优化居民支出结构，增强可支配收入积累能力。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收入分配基地副主任刘二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