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0 次 更新时间:2011-08-18 15: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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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本书的主题旨在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梦想,乃是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这个强国梦,经过一个半世纪几代中国人的卓绝奋斗,几经波折,在今天似乎已经实现了。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愿望,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2010年上海世博会,好戏不断,真是一派盛世景象。

  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开始衰退,中国继续高速发展,一下子让全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说,中国现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准备,我们自己更缺乏准备。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它从哪里来,又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让全世界都非常迷惑不解。

  要了解中国往哪里去,首先要知道是中国从哪里来。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实际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在现代中国大部分岁月,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富强压倒了文明。而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如何实现一种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道路。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是歌德所描绘的近代人所特有的浮士德精神。这种致富的欲望和永不满足的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了这个世纪之交,竟然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最为强烈。过去的中国人作为孔子的后代,作为重义轻利的儒教徒,虽然不看轻物质和民生,但并不认为富裕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富裕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个人生活的小康,有恒产者只是为了有恒心,成就个人的德性。金钱是重要的,但有比钱更重要的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脱胎换骨,不再讲和谐,而是讲竞争,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国强兵的理论,信奉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的?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原来的学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老师大清帝国,原因是他们早一步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败。于是到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不到数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上上下下为之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通过竞争,民族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拥有了这些力,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晚清的著名士大夫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是军事,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从晚清经过中华民国一直到今天,虽然历次朝代文明的目标有变,但对富强的追求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革”的重要动因。

  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想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晚清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论强权》,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之公理也,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套观念从晚清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中国人一直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权力和权利。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但中国在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就越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越多。晚清以后的竞争,便成为争夺特权和强权的竞争,人人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所以在中国,开车的不会让走路的,因为开车阶级自认为比行人高人一等,拥有特权,岂有上等人为下等人让路之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却越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船坚炮利,看重的是物。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过去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的竞争力。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归结为最有竞争能力的人。所以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像古典的大学与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和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如同一位欧洲思想史家所概括的,可以归结为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 无论是上一个世纪之交,还是这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弥漫的,就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进而要富强,改变个人的命运,成为能力超群之人,同时改变国家的落后挨打局面,在世界上拥有生存和竞争能力。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发现西方强盛的秘密,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然而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个层次是维新运动追求的国民竞争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管理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只是富强的一部分。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工具秘诀。这种讲究效率与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追求富强,都要往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和军队,乃至工厂、商社、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组织。两个世纪之交的制度改革,绝大部分都不涉及文明或价值问题,改革只为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制度改革。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相权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伴随着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清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是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比较强调西方自由文明的这一面,而新左派更多批评西方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性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民主的文明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的,用强权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所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去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也是这套逻辑。他们将美国看做是最主要的外敌,中国现在就不要讲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说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中国不高兴》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他们是西方人的优等生,他们抛弃的是近代西方中的文明,学到的却是最糟糕的野蛮那部分。在近代西方,野蛮性还有文明的价值制约,不得不有所忌惮。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鼓吹“持剑经商”。假如真有一天,中国压倒了西方,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被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精神征服!假如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但我们不要忘记了,焚书坑儒、法家治国的秦朝可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啊。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也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为什么短命?因为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很尖刻,大意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一片乱象,是一个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就是谁的天下。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在晚清的时候就注意到中国文明走的是下坡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鼻祖,他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曾国藩用人,不仅看能力还要看德性。到了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到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为张之洞做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这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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