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利出一孔导致的逆向淘汰——中国当代社会死结探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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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1

先打一个比方。

你是一个市委书记,你面前站着三个人,都在等待你的裁夺,也就是根据你的标准决定他们在权力阶梯上的位置: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委副书记,所谓一二三把手。当然,这里有一个必备的条件,这就是你的权力本身是不受任何挑战的,唯一制约你的是你的权力来源,也就是更大的权力:省委书记。

这三个都想当县委书记的人是怎样的家伙呢?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百家姓前三个姓来命名他们。赵氏中正耿直,办事讲究原则,倔的就像驴一样,很多时候甚至让你很下不来台;钱氏平庸浅薄,胸无点墨,却精通为人之道,上下关系很好,将你奉若神明;孙氏獐头鼠目,属于鸡鸣狗盗之徒,并且心黑手辣,为私利敢把亲外甥按到水塘里淹死,然后平静地溜达到酒肆吃酒。

现在三个人眼巴巴地看着你,于是你很受用,心里很舒坦,觉得这官没有白当——人来世上走一遭,还有什么凭借一己之念就可以决定别人命运的事更让人心满意足的呢?所以你凝神沉思,目光沉静,正义威严,这是大人物通常都会有的仪态。

大人物表面上超凡入圣,但是算计事情时的心理流程仍旧像“屁民”一样受人性制约,你也一样。比如现在,人性中的自然法则就开始在你心中盘桓,即怎样做才能够达到你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你的大脑机器周密运转:赵氏挺让人堵得慌,很难在一起商量着办事情,把这家伙往后放一放;钱氏倒是挺让舒服的,可这家伙能干事情来吗?出了问题应付不了局面怎么办?也往后放一放;孙氏绝对不行,这个活牲口要是当了县委书记,那个县130万人民基本上就等于坠地狱了,非乱了不可,所以绝对不行……看样子你只能在赵氏和钱氏两个人中间做选择了。

这时候你内心响起一个声音:“老人家,你可要记住,在这三个人唯有孙氏身后有比你还大的背景,要不然他怎么就会被省委书记点名成为候选人了呢?你不提拔他,将来会有麻烦的,万一这厮突然性起,把你老人家也像他亲外甥那样按进水塘给淹死,那可是福尔摩斯转世也破不了案的……”

“是啊!”你在内心回应说,“不提拔赵氏和钱氏,不至于毁坏了洒家的前程,不提拔孙氏,就等于我亲自挖坑把自己活埋了,谁干这样的鸟事?”

于是你气沉丹田,用浑厚的嗓音对三个人说:“这次干部选拔,要严格按照省委组织部的有关文件执行,你们都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相信你们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相信群众,相信组织……”后面的话读者经常可以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上看到,不赘。

结果,獐头鼠目心黑手辣的鸡鸣狗盗之徒孙氏成为了县委书记,平庸浅薄胸无点墨的钱氏成了县长,中正耿直办事讲究原则的赵氏成了这个县权力结构中的第三名:县委副书记。

中国民间有“相由心生”的说法,老百姓就想了,孙氏獐头鼠目,看上去就不是好东西,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了县委书记呢?然而老百姓无权选择谁当谁不当县委书记,所以他们也就是这么想一想,至于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将来会怎么样,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听天由命会导致怎样的状况呢?我们从社会和政治两方面来说:4年以后,这个县发生了3次矿难,死亡69人,没有人受到严格追究;前面说到的“你”(市委书记)的小舅子的三叔的外甥的三大爷开办的化工厂污染了本县那条主要河流,完全丧失灌溉功能;省委书记的公子担任董事长的能源开发公司垄断了本县90%以上的石油、煤炭资源的开采;孙书记的姐夫的妗子的公公的妹妹开办的房地产公司在武警和城管人员强制下拆光了多半个县城和县城周遭的3个村镇,期间造成2人自焚,1个村长被推土机碾死,8人失踪,17人受伤;钱县长完全投靠了孙书记,目前儿子正在将本县全部电信业务纳入到打着国家所有制招牌的私人电信公司;由于向中纪委举报相关罪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赵副书记被人按进水塘,溺亡,县委、县政府以因公殉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目前县、省乃至于全国性报纸、广播、电视都在宣传这位鞠躬尽瘁的人民的好公仆,说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公仆,当地人民才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电视画面上不断出现衣衫褴褛的人民捧着官员“送温暖”送来的食用油和方便面涕泪滂沱地“感谢党!感谢政府!”

权力者对这个比方肯定会大为光火:“陈行之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比方?你给我老实交待,你到底要说什么?!”

请让我解释两句。

2

我不是说我的比方很精当,事实上任何比方都有不那么周全的地方。比如,人来世上走一遭,有各种各样的谋求,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赵氏、钱氏和孙氏那样梦寐以求想当县委书记。我插队时候就立志当一个作家,为此做了艰辛的努力,乃至于除了用文字表达思想之外,甚至书呆子式地丧失了很多生存技能;我一位朋友一辈子都寄托给了把什么东西弄出声音,结果把自己弄得穷困潦倒,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个富人,因为他可以在阴暗逼仄的房间里守着成堆的乐器度过自己的晚年,活得比我快活多了,经常引起我的艳羡;倘若你遇见一个人穷尽一生都在想方设法让猪崽子长出翅膀,想让它像天使那样在天空飞翔,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庄子说得好:“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问题来了:既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那么,当一个人按照他选择的方式准备兴致勃勃地度过一生的时候,他内心的憧憬能否成为现实呢?比如,我能成为一个肩负起文学责任的好作家吗?恨不得用死鱼演奏出乐曲来的朋友,能成为一个杰出的音乐家吗?那个决心把猪崽子变为天使的人,能成为被上帝派遣到人间的使者吗?显然不能简单地回答能或者不能,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才能,是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你的命运。

人的发展愿望停止在它所无力达到的地方,就像一个物体,如果它不具备脱离地球的每秒11.2公里的宇宙速度,那么,即使你把它抛得再高,也终会停滞在地球引力制造的静止点上,然后开始向下坠落。人永远面临这样一种宿命:所有人都想把自己抛得尽可能高,所有人又都无法避开那个静止点,不同的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静止点的高度是不同的。如果说县委书记的静止点是10000米,在穷乡僻壤教书的老师充其量也就是17米的样子,种洋芋的农民有5米么?我看到不了。至于因为强拆而被推土机碾压致死和把自己点燃的人,就其结果来说绝对是负数了,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被抛起来过,一直活在地平面以下。

如果我们把地球引力视为制约人的条件,那么,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限制之外,这种条件在人类群体或者说社会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回答是:社会选择。

说到社会选择很容易使人想到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之说,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自然选择体现的自然法则是优胜劣汰,社会选择固然也有与自然选择类似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社会法则。社会法则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一定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态好结果就好,形态不好结果就不好。

我们现实的形态好还是不好呢?

我不敢妄言,那就暂时回避一下,说一说我们的祖宗吧!

3

春秋战国的政治改革家管仲(?—前645年),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而被称之为“春秋第一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第一可敬可爱的好总理。这位好总理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得到这样高的评价?

管仲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引文自《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意思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控制人民任何谋求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渠道,人民就会像饥饿的羊群一样跟着你,你让他们生,他们就不敢死;你让他们死,他们就不敢活,你这个国家就将江山稳固,无敌于天下。倘若你傻瓜似的让人民有了两条获得利益的渠道,老百姓跟你就会半心半意,你这个国家的权威也就减掉了一半,进行战争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倘若你像更大的傻瓜那样让人民有了获得利益的三条渠道,那么,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兴兵打仗了,没有人会为你卖命的,你肯定会输掉战争。倘若更加不幸,你傻得完全没有了模样,硬是让人民有了获得利益的四条渠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管仲同志直言:愚蠢的东西,你死定了!

如此可怕的结果又隐藏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中呢?

管仲接着解释说:“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图,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引文自《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意思是,历史上有成就的国家领导人都知道想方设法不让人民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产生过高的期冀,总是利用国家掌握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舆论工具,号召人民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待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绝不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还可以这样解释:你若是有很高政治智慧的领导人,就必须严格控制或堵塞人民获利的渠道,形成给与不给、贫困与富足都取决于国家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人民自然会把你拥戴为“明朗的天”上的“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甚至把你视为比爹妈还亲的亲人,诵曰:“母亲给了我的身,你的光辉照我心”,这才是典型的和谐社会。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记取了先祖的这个遗训,把“利出一孔”奉为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管仲思想绵延两千多年而不失其价值,直至今天。

今天怎样了呢?

所谓社会选择,不过是一定形式的社会形态通过政治过程所做出的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无论好坏,都是这种决定的结果。我们见到的结果是:被统治者娴熟使用的“利出一孔”的社会选择机制结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恶果,这就是逆向淘汰,淘汰精英,劣币驱逐良币。显现为现实,就是我们在政治领域看到的,最优秀的人很难上升到社会顶端,卑劣无耻之徒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应当指出,尽管“利出一孔”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它所导致的逆向淘汰却绝不仅限于热心政治、非要当县委书记的赵氏、钱氏和孙氏之类的人,它包括所有社会领域中的所有人群,包括我,包括你,也包括他,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今天,我们的普遍处境是,当你作为个体拼尽全力向最高点奔跑的时候,社会往往会突然作为一种你很难抵御的力量跳出来,拦住你的去路,断喝一声:“你给我呆在这儿!不许动,听见没有?!”于是你就只能呆在那儿了。你呆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比你无耻比你平庸的人跑到前面去,甚至于占据了社会顶端……我们就是把这种现象粗略地称之为“逆向淘汰”或者“淘汰精英”的。你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精英,你只是想活得稍微像一点儿样子,别让自己的儿子瞧不起,稍微有一点儿个人的尊严……自从社会横亘在你面前以后,你就变得精疲力竭,你做不到这一点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有人通过犯罪案件在不同社会人群中的比例论证说,中国官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我不怀疑论证所提供的数字,也不怀疑论证得出的结论,因为它印证了我们对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的感觉。什么感觉呢?贪婪愚昧、人格扭曲、道德堕落的为非作歹之徒,似乎都齐刷刷麇集到了官员队伍之中,这些人构成了一个世界罕见的腌臜人群。一块白薯出现黑斑不要紧,用刀剜去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白薯通体发黑,已经找不到黑斑和其他部位的区别,并且散发出强烈的腐臭味道。《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一节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描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块白薯。

面对此种现实,即使对政治绝不感兴趣的人也会生发出一种政治愤慨:这究竟是他妈怎么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发指的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的事情?!

4

现在我可以“老实交待”通过文章开头那个比方要说什么了。

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只要它的政治过程是非宪政或者说极权专制的,人类中最平庸最卑鄙最堕落的人群就会上升到社会权力的顶端,聚合成为某种权力形态,这种未经人民(以直接选举方式表达)同意的权力形态必然会成为奴役人民的野蛮力量。之所以有人悲痛欲绝地疾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权力的野蛮和骄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力罪恶数千年以来以今日为最。当我们满含义愤眺望已经被掠夺得满目疮痍的祖国山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所有由权力造就的罪恶都与不正常的政治过程有关,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眼前展开的社会罪恶全部来源于这种非法的政治过程导致的权力罪恶。

现在我们要深究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系统的原始动力来源于它的政治文化架构,那么,我们的政治文化究竟从哪些方面促进和保障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占据社会精英位置,进而操控社会、绑架社会、影响社会,把好端端一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纸醉金迷、蝇营狗苟、弱肉强食、狼奔豕突、藏污纳垢、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那些为非作歹之徒为什么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谄上欺下、假公济私、蚕食鲸吞、骄奢淫逸、匿影藏形、倚官仗势、称王称霸、祸国殃民?

这里牵扯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把人类的个体自由概括为“获得正确的发展机会”,而这里说的“正确的发展机会”所强调的,无非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向符合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生活进发的机会,不管什么形式的阻挡都是对自由的妨碍。库利甚至断言:“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可以按照他周围环境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完美与和谐的程度,来确定其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自由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如果具象地观察它,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一部分人的自由常常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恰恰是另一部分人享受自由的条件。就像我开头比方所说,市委书记享有凭借一己之念就可以决定谁来当县委书记的自由,与之相对应,那个县130万人民一定不享有选择由谁来当县委书记的自由,市委书记的自由以人民和所有其他干部的不自由为条件,这就是说,所谓社会选择在这里成为了官员依据个人标准、凭借个人意志所作的选择,这种选择只能是逆向的,精英只能被淘汰。

这正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

任何社会疾病都源于人的发展条件的不完满,一个卑劣之徒并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就那样卑劣的——你很少听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挥舞着拳头对为他接生的医护人员叫嚷:“你刚才弄疼我了,我爸是李刚,回头我他妈让人把你弄死!”但是这个婴儿20年以后却有可能这样做,这是因为社会参与了他的人格塑造,使他成为了卑劣之徒。社会政治文化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的,在政治领域甚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一种政治文化有毒的时候,浸淫其中的人很难避免被感染,用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解释腐败官员为什么会层出不穷了。

那么“利出一孔”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机制对于中国人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意味着整体的不自由——即使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智力,我也能够切实感受到,正是这种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非正义的社会淘汰规则,决定或者说分配给了不同人的不同位置:有的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有垄断部门主管、民主党派负责人、单位领导;也有的成了科学家、伪科学家、专家、“砖家”、教授、“叫兽”;还有的成了农民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自焚者、失踪人员、贩夫走卒;更有的成了黑帮头领、武警公安、城管队员、混混儿、二奶、乞丐、制贩假证的人……等等。

必须注意到,这种强势的社会规则背后往往蕴含着国家意志的推动,某种意义上,淘汰精英并不完全是社会选择,而是国家出于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政治选择,是这种政治选择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社会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动机和功效,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宪政学者,不间断呼吁当局进行宪政改革,发表了很多深有见地的学术著作,到最后却因为所谓出国请假问题遭到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开除,这难道不是政治选择么?政治之所以做这种选择,只是因为这位宪政学者鼓吹了政治不喜欢的东西,如此而已;一个不顾身家性命维护公民权益的律师,却被以“偷税漏税”为由深陷囹圄,这难道不是政治选择么?政治之所以做这种选择,只是因为律师所维护的东西恰恰是政治难以忍受的东西,如此而已;一个怀有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却因为作品对历史与现实做了深刻描述而无法出版,即使出版也很快遭到查禁,由国家豢养的作家协会和文学评论家全部保持着可耻的沉默,这不是政治选择吗?政治之所以做这种选择,只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超越了国家对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定位,发出了人的声音,如此而已;一个耿直正派的人,只是因为耿直正派就无法见容于权力者,无端遭受排斥打击(中国人的经验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以把人逼入绝境),这难道不是政治选择么?政治之所以做这种选择,只是因为这个人的正直品格与权力者的内在本性无法避免冲突,如此而已。

我们的社会就是在这种可怕的逆向淘汰机制中溃败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社会层面的任何道德畸变、良知泯灭和人性扭曲,都源于这种腐朽、没落乃至于反动的政治文化导致的政治过程失范。

5

耐人寻味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用与我上面的表述几近相同的语言描述了“利出一孔”的社会状态——

“一种社会体系,无论它带有社会的特征还是带有社团的特征,如果(或只要)它的规则体系不拒绝任何愿意加入进来的人,而且它事实上也这么做了,那么我们就说这种社会体系是对外部‘开放’的。如果一种社会体系依据它自身的意志和特定的规则把某些人排除在外,或者即使允许他们参与也必须附加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社会体系对外部是‘封闭’的。……某种社会体系在下面这种情形下最有可能成为封闭的体系:它可以给这个体系中的人提供得到满足其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条件和机会,无论这种满足时目标性的还是工具性的,也无论这种满足是通过合作达成的还是通过利益妥协达成的。”(引文自马克斯·韦伯:《开放的和封闭的关系》)

“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以保证体系内群体的垄断优势:1.这种垄断优势可以通过群体内部的竞争而获取;2.可以根据数量和种类进行调控;3.可以分配给个人或者某一部分群体永久性占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这部分群体形成利益同盟关系,(于是,下面这种结局就将变得不可避免:)这个社会体系不但对外部人封闭,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对内部人的封闭。”(引文同上)

在这里,马克斯·韦伯用“社会封闭”这个术语指称了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个社会政治过程,他的意思是,通过这样的社会政治过程,某种社会体系可以通过只让一小部分有资格的圈内人来分享获取资源和机遇的渠道这样的机制,从而达到这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利益最大化。

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样的社会过程通常采取如下做法:挑选出一部分人群以特定的社会的或生理的特征,作为社会排斥的理由。任何群体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起源和宗教——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排斥的目标,只要这些特征能够被那个社会体系统治集团用来达到“特定的”政治或经济的机遇和垄断就可以了。这种垄断是专门针对那些被这个社会体系排斥的群体的,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要在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机遇的供给方面,达成对外部人的封闭。诸如此类的社会政治过程决定着一个社会体系的总体特征,这种特征既是政治的,优势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封闭性社会体系的突出特征,就一个社会群体企图通过压迫其他群体的社会过程,在牺牲企图群体利益的情况下,确保自己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这种社会过程无论有意无意都将制造出一个庞大的被称之为“无资格者”和“外部人”的新的社会群体。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状况。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社会过程的封闭,代表着一种“向下”的权力运作,就像上面说过的,在这个社会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出一个法律地位远远低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阶级或阶层。作为这种“向下”的权力运作的反作用力,毫无特权、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剥夺境地的社会群体,必将产生出一种“向上”的社会动能,形成反抗,反抗一旦形成,哪怕一开始势头很小很小,也会骤然间汇聚成为滔天巨浪,原有的社会体系发生动摇乃至于崩塌,将不可避免。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微不足道的人内心那种认为自己被社会淘汰为“多余”的落寞感觉,如果大多数人不是因为自身条件,而是因为不公正的社会选择丧失了谋求幸福的可能和向上提升的通道,这个社会一定会陷入到极大的危险之中。

究竟有多么危险,看一下上个世纪在苏联、东欧以及目前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

2011-4-29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的社会死结》一书,另外还有《作为社会死结的政府掠夺》、《社会控制·舆论遮蔽·社会结果》、《民众政治生活缺位与权力嫡传》、《贪污腐败的制度性成因》等,将陆续摘编发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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