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对逆向淘汰的社会机理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7 次 更新时间:2022-10-26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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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1


“逆向淘汰”即“劣币驱逐良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特指某种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这就是说,在任何社会类型,无论权力社会还是资本社会,都存在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同点仅仅在于,哪一种社会类型更严重一些,危及面更广一些,而这又不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重点是,从普遍人类——尤其是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角度,探索“逆向淘汰”即“劣币驱逐良币”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即标题所说的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行某种程度的“机理分析”,来确证我们作为个体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或者说,指证一下我们实际上的人生处境。这当然是一种探索,然而我想,这种探索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议论之前,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一下。如果我们注意到“逆向淘汰”即“劣币驱逐良币”,那么不可避免就会联想到“顺向淘汰”、“优胜劣汰”等概念,就其社会作用来说,我认为它们是相等的。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定义这几个概念:“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是不健康的社会淘汰机制,它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破坏的作用;“顺向淘汰”则是正常的社会机理,这里面固然也有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往往是从人自身的原因(身体残疾、智力不全)即自然原因中产生的,国家往往需要通过社会救助手段来填补这个特殊人群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使这部分人不至于丧失尊严,不至于忍饥受冻;至于“优胜劣汰”,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规律,虽然有人很不爽,说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然而它既然是规律,那也就没有正义与否的问题,我们只能说,至少到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摆脱这个规律束缚的方法,人类社会发展仍旧是被这个规律所支配的,这既与人性有关,又与社会发展阶段性内容的局限有关。


那你要是问:“陈行之先生,‘顺向淘汰’是不是‘优胜劣汰’的一部分呢?”


我的回答是:是,又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认定,“优胜劣汰”作为自然法则基本上不受人为法则的约束,而“顺向淘汰”虽然看上去不像“逆向淘汰”那样不讲道理,却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作为保障,所以,我们最好谨慎一些,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我下面的探讨可能对上述概念都有所涉及,但为了节省笔墨,我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逆向淘汰”上。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文时,最好把自己想象成为文中议论的某个社会角色,这样或许可以唤起一种身在其中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对于我们透彻地理解我们企图理解的这个问题又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在行文中也将尽可能照顾到读者,尽可能在作者与读者间建立起精神呼应,这很重要。


我笃信文章都是经由作者和读者合作才能完成的,此篇更是如此。


2


有一句俗话,叫“好酒不怕巷子深”,意思是你——我们就叫他“张三”吧——的酒要是足够好,即使地处偏远,用不着起劲地招徕吆喝,也会有雇主光顾,同样也会“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甚至觉得它有一种励志的作用:它不仅是在鼓励张三,同时是在鼓励所有从事酒水生意的人都酿造和售卖好酒,绝不掺杂使假,绝不克扣分量,如此一来,客观上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繁荣,极大地增进人民的福祉……多好的事情!


然而这只是“一般情况下”,那要是出现“二般情况”呢?


我们通过一个浅显的例证来说明这“二般情况”是什么情况。


譬如,有一天本地有名的恶霸马五突然在巷子口新开张了一家“天下酒店”,在这家富丽堂皇的酒店门前,赫然站立着十数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寒光闪闪的大砍刀,遇到吃酒的客人习惯性地往巷子里面张三开的“诚信酒家”走,就把眼睛瞪得牛蛋大,威胁说:“你们他妈的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可就别怪我手里这把大砍刀不认识人了!”亲爱的读者,丫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有一个胆儿肥的酒鬼不信邪,心里想:“毬咧你!你还管得着老爷我上哪家吃酒呀?”仍旧往前走。彪形大汉们竟真的“哞”一声抢将过来,把那人砍翻在了酒店门前,吓得众人“妈呀”一声窜向四面八方去了。没来得及跑的人,被大汉驱赶进“天下酒店”,落座在散发着油漆味儿的新餐桌前,酒保把浑浊的酒倒进大海碗,还说了声“慢用”。不慢用也得慢用,那酒实在不是人喝的,由于勾兑了大量水和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味道连马尿都不如,令人作呕。不喝吧,又没这个胆量,拿大砍刀的人就站在酒店门前溜达着,你敢不喝?你更不敢走,走就意味着跟横躺在台阶上那个被砍翻的人就伴,因此你只好坐在那里,泪涟涟地把酒一口一口喝下去,简直就像是喝在潘金莲喂给武大郎那碗毒药。


张三的“诚信酒家”怎么样了呢?马上就门可罗雀了。不仅门可罗雀,还不断地被人骚扰,半夜里撩砖撂瓦,门窗都被砸碎了,而且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隐隐的有人威胁说:“你丫要是再不识趣,可能就要有大事发生了,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无奈,张三只好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识趣”地逃离了这个地方。口碑极好的张三都逃了,比张三稍逊一些的酒家——比如李四、比如王二麻子——自然也很知趣地迁到外地寻生路去了,从此以后,这条巷子就只剩“天下酒家”一家了。


马五果真吃遍了天下!张三醇厚浓香的酒成了当地人的遥远记忆,久而久之,就连这种记忆也淡去了,“连马尿都不如”的酒成为了标准,结果马五就用不着雇人拿着大砍刀在酒店门前恫吓行人了,酒店里成天人声鼎沸,生意好到不能再好。巷子里的居民不断增加,马五决定开连锁酒店,十里长街开了数十家“天下酒店”。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尤其是年轻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所以他们认为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后来反垄断,从马五那里得到过很多好处的市场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巴巴儿地对马五说:“你老人家至少面子上得让我们过去,不能都是你们一家啊!”结果就有了所谓的“变通”,又出现了“茂元酒店”、“红天下酒店”、“达江酒店”等等,其实都是马五家的。“都是马五家的”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从此以后这条巷子里绝不会再产生新的“张三”,也更不会有好酒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良币”终于被“驱逐”出了流通,而这件事造成的社会后果,则是整个巷子的沉沦与没落。


在这个简单的例证中,包含了我要指出的构成“逆向淘汰”现象的四个重要条件,它们是:一、超越于社会法则和道德律令之外的强力,此种强力——也可以直接理解成“权力”——即为例证中的恶霸“马五”;二、以牟利为目的或被利益收买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即例证中的“市场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三、丧失公正品格,不再对社会承担诘问责任——或者丧失或被剥夺履行这种责任的权利——的民众,即例证中“吃酒的人”;四、由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具备反抗非正义、不公平能力的优秀人才,即例证中远走他乡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当然,这里边潜藏着某种程度的或然性:市场管理人员(权力)实际上是这条巷子的“主人”,“马五”不过是“主人”的马仔,是“主人”的白手套,事情也就更加难以想象的恐怖了。但这样的事情已经超出我们的议论范围,因此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我们还是说我们想说并且能说的吧!


按说的话,我不应当把话说得太绝对,然而在这件事上,我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所有领域的“逆向淘汰”都是在上述四项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缺了其中任何一项,要造成“逆向淘汰”的结果都是绝对不可能也绝对办不到的。再强调一遍,我说的是“绝对”。“绝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受任何时间与空间——也可以理解为任何历史与现实的条件——的拘束,什么时候都一样,什么地方都一样。


不信么?我们往下看。


3


现在你是一个兢兢业业的青年才俊,在某个关乎国防与民生的科研领域具有独特的知识背景和智慧条件,而你又是一个拥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不愿意自己的祖国落后于西方,更不愿意看到西方列强仍旧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对中国虎视眈眈,威胁恐吓,于是你没黑没明地扑在科研事业上,你几乎就要攻克你所研究的项目,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了。正在这节骨眼儿上,你忽然接到你所在研究所的一纸调令,调你去另外一个部门从事带有后勤性质的所谓“重要工作”,并且要求定期向有关人员交接科研工作事项。


你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这个科研所一个叫赵六的副所长跟你属于同一个专业,然而这位热衷于在官场上钻营的所谓“科学家”在科研领域表现平庸,基本上是一个打酱油的,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业绩。所有平庸的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自己的无所作为归咎于环境或者他人,而赵六副所长所谓的“环境”因素,其实指的就是你——在跟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赵六副所长调动起所有大脑机能,制造种种谣言,想尽一切办法诋毁你所做的一切,给人印象,正是因为有名利熏心的你对他形成掣肘,甚至于剽窃他的科研思路,所以才造成他举步维艰,难以突破,延宕了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不幸的是,科研部门里面的所谓“上级”往往都是行政官僚,除了关注自己的“政绩”以便进一步高升之外,对科研一无所知,一窍不通,当然也就愿意相信懂“科研”的赵六副所长的谗言,于是同意了把你调离科研岗位的建议。而你周围的同事,在“马五”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科研所”里的人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你,更有曾经私下里诅咒“赵六副所长忒不是东西”的人,提了点心去看“赵六副所长”,奉承说:“由您亲自领导,这个项目会越来越好……”虽然对你充满了同情,却也无能为力,你不得不默默地接受这一结果。


拿着那纸调令,你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虚弱,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权力网和人际关系网,而你在这张网里,就像卡夫卡小说《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除了徒然地挥动着羸弱纤细的胳膊腿儿之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举动,所有人都比你强大,包括传达室那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老头。我忘记是什么人说的了:凡是在科学创造上大有建树的人,都是丧失了部分生活机能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像撞到蜘蛛网上的飞虫,除了让赵六副所长一干人吃掉,除了离开心爱的科研岗位之外,你没有任何办法。你所承担的科研项目,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赵六手里。


赵六副所长神通广大,从来都缺少经费支持的这个项目,突然获得了大量国家经费专项补贴,赵六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都被从这些经费中流失过来的东西所滋润,一个个红光满面,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商量了一下,于是一起兴致盎然地到国外“考察”去了,游遍了欧洲、美洲、非洲,甚至连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索、东帝汶、瑙鲁都去了。而你,在你的后勤岗位痛心疾首地眼看着浸透你心血的项目萎缩枯死。你曾经希望上级主管部门发现这里边的端倪,纠正错误做法;你也曾经希望那些在你面前对赵六副所长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的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向上级说明真相……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事情明摆着,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上级从赵六副所长负责的项目经费中获得了海量的好处——说难听一点儿是“提取分成”——义愤填膺的人在权力的淫威面前也早已平息了“愤怒”,依附到副所长门下去了,时间并没有惩治一切不正义,相反,丫就像阴鸷歹毒的人那样,不动声色却义无反顾地从事着它所既定的勾当。


十数年过去,你老了,你再也没有当年的那份激情了,你甚至想都不想你曾经为之投入全部生命热情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得过且过的人,从来不喝酒的人,现在也离不开酒了,只有在醉着的时候,你才可以稍微摆脱一下沉重的精神痛苦……赵六副所长充满同情地说,这个人废了。每当所里有年轻人进来,在赵六副所长负责的项目里人五人六,甚至公开对你表示蔑视,认为你这个据说有特定专业背景的人在这项专业里其实平庸低能,一事无成,完全是一蠢蛋,所以才导致这个项目直至今天都没有突破……你的心在流血。


这当然又是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每天发生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深刻得多,也惨烈得多,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你甚至只留心一下自己的事业处境就可以了——就能够发现法国作家雨果“没有一个故事比生活本身创造得更好”这句话,绝对是令人赞叹的真知灼见。在被文学胆怯地躲避,或者说不允许涉足的地方,每天都在上演比任何小说、戏剧都生动的社会戏剧,我们都在剧中。


上面这个例证虽然简单粗浅,但是我想借助于它提请读者注意如下六点:一、这里面的“赵六副所长”,就是我前面列举的例证中超越于社会法则和道德律令之外的“马五”;二、这里面的“上级主管部门”就是前一个例证中“以牟利为目的或被利益收买的市场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三、这里面的“默默地接受了你被调离的结果的同事”,就是前一个例证中“对马五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却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也就是“丧失公正品格,不再对社会承担诘问责任——丧失或者被剥夺履行这种责任的权利——的“吃酒的人”;四、这里面的“你”,就是“由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具备反抗非正义和不公平能力的优秀人才”,即第一个例证中被逆向淘汰远走他乡的“张三”、“李四”和“王二麻子”;五、这个所谓的“科研机构”,就是前一个例证中的那条让张三无路可走的巷子;六、例证中的“巷子”,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显现为“在”的世界。


这就是说,我本文开头所指证的造成“逆向淘汰”现象的最根本缘由,在第二个例证中也都有了。“缘由”就是标题所谓的“机理”,然而为了进一步开拓我们的视野,把事情说透,我先不在这里做如标题所说“对逆向淘汰的社会机理分析”,作为例证,再讲述一个离我们极为遥远的故事,这个故事彰显的是同类性质事件所产生的国家(朝代)后果而不仅仅是个人命运遭际。


4


战国末期的李斯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先生认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是很有道理的。李斯从小就志向远大,就像很多志向远大的人都喜欢拨弄历史风云一样,这个河南人(李斯出生在今天的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视野开阔,对于战国时期纷乱的国家政治同样抱持着高亢的政治热情,下决心有声有色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于是他四处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最终来到了秦国,被当时的丞相吕不韦所赏识,谋得了一个不大的官职。官职不大,意义却非同小可,从此李斯就有了接触秦王嬴政并向这位“王”说出自己思想的机会。在至高无上的王权或者皇权周围,永远都簇拥着大量利益谋求者,这里边既有“良币”又有“劣币”,某些时段,比如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昏君、暴君的世代,后者的比重恐怕更大一些。因此,重要的是皇帝欣赏什么人,倚重什么人,而这又取决于“王”、“皇帝”是不是一个好王,是不是一个好皇帝,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是具有战略家的宽阔胸襟,甚或如俗话所言,是不是“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的人。幸运的是,秦王嬴政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拥有战略家的宽阔胸襟、“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的人。这就意味着李斯这个良驹极为幸运地遇上了“伯乐”,或者换一句话说,这枚叫李斯的“良币”,遇到了最有利于它进行流通的市场条件,不至于就会被“劣币”所驱逐。在秦王的支持下,李斯果真最大程度发挥了作用。


这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李斯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向秦王呈献《谏逐客令》。我们暂时搁置一下我们所议论的话题,来品读和欣赏一下这篇可以称之为千古美文的开头部分——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秦王不愧为秦王,他采纳李斯在《谏逐客令》中的意见,及时纠正了目光短浅的大臣们向秦王提出驱逐来自六国的人的错误,为秦国留住了大量当时所急需的优秀人才,在这些人才中,也包括李斯自己。也正是由于秦国有了李斯,更确切地说,由于有了李斯对秦王的深刻而直接的影响,秦王才最终下决心于公元前230年开始发兵征讨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公元前221年,在李斯的辅佐下,秦王用不到十年时间完成统一大业,终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秦王嬴政因而最终成为了被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为“千古一帝”的“始皇帝”。


建立起强大的秦朝以后,秦始皇毫不犹豫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职位给了李斯,为李斯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秦始皇几乎所有的治国方略——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制定,都有李斯的贡献,某些部分甚至直接源自于李斯的思想。毛泽东说“历代皆行秦政制”仅仅是在说秦朝、说秦始皇吗?不是,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在说李斯,在说这个人一以贯之的法家思想(治国方略)。不用我说读者也知道,中国历史上这种皇帝与丞相琴瑟相和,开疆破土,功业辉煌的事例虽然不能说稀少,却也不是很多的,他们往往以他们所拥有的那个时代空前强大、空前强盛而载入史册。


这件事在我们议论的话题当中,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一个强盛朝代的出现,一定与那个朝代的帝王是否具有雄才大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为实现国家目标如钢似铁般的意志力,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行动力——息息相关。李斯遇上了一个好皇帝,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然,我更愿意强调,除了应当赞叹李斯才华出众之外,我们更应当赞叹秦始皇嬴政,在这样的皇帝面前,“劣币”是找不到流通机会的,这也就给“良币”创造成了最好的流通条件,给李斯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你试想如果秦始皇没有这样的襟怀,李斯也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秦朝会是什么局面?


5


然而世事永远都在流变。


一个朝代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全部托付给一个君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恰恰就是这样的——那么会有两种后果:一、好的情况下,譬如我上面说到的这位君主拥有雄才大略,这个朝代可以保证一代强盛,却无法保证世代强盛;二、坏的情况下,这为君主昏聩无能,那就连一代强盛也保证不了。秦朝遇到的是第一种情况,至少在秦始皇当世之时,秦朝是维护住了昌盛强大局面的。它的衰败和崩解发生在秦始皇遽然驾崩以后。


公元前210年,才刚五十岁(按照现在的标准应当说还是壮年)的秦始皇东巡途中突然患病,并且驾崩于邢台沙丘,被秦始皇深度信任的李斯惯常的命运之途也就此发生了改变。耐人寻味的是,这里所谓的“命运之途”的改变并不完全指他遭受了什么磋磨,还有在历史的巨大转换中,他的内在品性发生了动摇。换一句话说,这次的所谓“命运转变”是历史运动不仅改变历史本身、更是改变了在这个历史范畴之内活动着的李斯,改变了在此之前他之所以为他的那些条件。于是,与我上一节的叙述相比,故事开始往相反的反向发展,极为意外转入到了我们企图谈论的关于“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的沉重话题之中。


陪同秦始皇这次东巡的,有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和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马事务的官员)赵高。赵高是一个宦官,即没蛋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没蛋的人”往往比有蛋的人更阴毒狠辣,也更善于呼风唤雨。宦官作为酷吏而擅权、专权、滥权,曾经毁坏过很多原本很好的朝代,长时期以来都是帝国肌体上一颗不断发作的毒瘤。而这位赵高,更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几乎可以称之为阴狠歹毒的宦官的老祖宗了,他给秦朝带来的损害,真可谓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其实事情仍然源自信任。和李斯被秦始皇信任一样,赵高也因其乖巧和富有才学(据说丫的书法很好)受到秦始皇的信任,因此把他留在了身边。我看到一份资料介绍说,以级别而论,中车府令只能算是一个中级官吏,不过由于它隶属于皇帝宫中禁内的官制范围,直接负责皇帝的车马管理和出行随驾等重要事务,有时候甚至要亲自为皇帝驾御车马,因此这个职位至关重要,简直有中央警卫局的味道了,不是皇帝绝对信任的心腹人员,是绝对无法得到这个职位的。再加上秦始皇对赵高更有超出其中车府令职责范围的信任,赵高在秦朝的政治格局中,也就愈发重要了起来。据说东巡的时候是赵高掌管着秦始皇的权印的,这就使得这个伪装得很好的人成为了帝国中央政权当中埋藏得很深的一颗炸弹。皇帝以对臣僚的“信任”作为一种个人化的价值尺度是一把极为锋利的双刃剑,好的结果和坏的结果只在倏忽之间。秦始皇信任李斯,秦朝得到的是好的结果;信任赵高,秦朝得到的是坏的结果。这说明什么呢?它至少说明:任何凌驾于整个国家决策机构之上的个人权威——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威向个人权威的转化,也是国家权力的严重变异——都是危险的,将极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国家后果。这个灾难性后果随着秦始皇的驾崩很快就降临到了秦朝头上。


秦始皇疾病虽然来得突然,却也没有到来不及安排后事的程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然而,“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之所以没有将遗诏发出,这里面就有赵高的盘算了。


公元前210年7月11日,即“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司马迁介绍得很简洁,然而这里面伴随着赵高一系列周密的行动,他威胁利诱李斯和胡亥,使他们走上了背叛秦始皇、背叛秦朝的不归之路。在我们的话题当中,这意味着“良币”丧失掉以权力秩序作为保护的条件,“劣币”瞬时间获得了优势,开始进入流通。更重要的是,在骤变的政治秩序中,“良币”开始与“劣币”合流,客观上造成了被“驱逐”、被“淘汰”的局面,这对于一个朝代,尤其是秦朝这样高度集权的国家,绝对不是好事情。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扶苏、蒙恬、蒙毅相继含恨而亡;二十一岁的胡亥篡权成功,成为了实际上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秦二世”;李斯虽然以昂贵的道德代价保住了左丞相职位,然而由于他对赵高的妥协和对个人利益过度盘算,早已丧失在秦朝国家政治中的作为空间,不得不受赵高的摆布,而他,这个在整个战国时代都属于最聪明的人,又明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会有什么后果,伟大的秦朝会有什么后果,都得在未必是他个人选择的道路上硬着头皮走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李斯有多么纠结,多么痛苦。


果真,秦朝迅疾地陷入到了内外交困之中,六国贵族复起反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秦朝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国家陷入混乱,开始无可抑止地向下坠落。具体到我们的话题,这个“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强盛王朝,至少在政治运转方面具备了产生“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一切条件,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指鹿为马”事件:“八月已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的“左右”、“群臣”或者因为恐惧,或者因为乖巧,全部改变了成色,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劣币”。就没蛋的赵高来说,作死也快“作”到头了。


一个失去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王朝,不管你曾经多么强大,都难逃覆灭的命运。这就是说,我们前面议论过的那些条件一旦具备,对所有人的而不仅仅是对“良币”的“淘汰”,必将在政治层面以加速度的方式连续发生并造成坠毁。这是一种溃败式的国家崩解。这时候——如果我们把秦朝看成一座大厦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座被腐蚀掉根基的大厦倾圮为一堆瓦砾了。


公元前207年,也就是秦二世三年,在赵高的挑唆下,昏庸无道的胡亥对左丞相李斯终于起了杀机。李斯为表无罪多次向二世上书,但秦二世都没有听,或者说,上书根本没到胡亥手里,被赵高截留了。后来继位为秦三世的子婴——关于子婴的身份有很多种说法,即使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也有不同表述,我们这里采用《李斯列传》中的说法:“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这就是说,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胡亥的叔叔——进谏曰:“不可。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纵其欲,而行不义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今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子婴差不多就是在强调我们正在议论的关于“逆向淘汰”的话题了,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字字触目惊心!


但昏聩无道且被赵高完全掌控的秦二世哪里听得进这样的意见?李斯终于难逃一死:“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既然秦朝已经混乱到了“事无大小辄决于高”的地步,秦朝的国家政治当然只能在混乱与崩溃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子婴毕竟年长于胡亥,不那么好受人摆布,事情也看得清楚,最后终于诱杀了作恶多端的赵高:“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殉咸阳弑君。”然而此时秦朝已经“忽喇喇似大厦倾”,即便是老天爷也没办法了:“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余,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就此,秦朝终于灰飞烟灭。“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壅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引文同上)


司马迁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总结说——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司马迁所概括的“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也算是看得真切,我甚至认为,司马迁“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的感叹,几乎诊切到了所有溃败王朝的最根本病因。


6


那么,李斯的故事与我前面列举的两个例子,在关于“逆向淘汰”的话题范畴之内,是否具有相同的机理,也就是我前面指出的构成“逆向淘汰”现象的四个重要条件呢?有!不但有,而且完全相同:一、超越于社会法则和道德律令之外的强力,此种强力,即为李斯故事中的皇权,包括“秦始皇”,包括“胡亥”;二、以牟利为目的或被利益收买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即李斯故事中的朝廷,尤其是权倾朝野的“中书府令赵高”;三、丧失公正品格,不再对社会承担诘问责任——丧失或者被剥夺履行这种责任的权利——的民众,包括故事中的“左右”、“群臣”;四、由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具备反抗非正义、不公平能力的优秀人才,包括被杀的李斯,更包括蒙恬、蒙毅。


如果对照前面两个例子,我们还可以认定,整个秦朝,事实上即使第一个例子中的“巷子”、第二个例子中的“科研机构”;而作为一个“巷子”的所谓“秦朝”,至少在我们缘起于历史境况的意象中,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够显现为“在”的世界。“逆向淘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第一个例子中,被淘汰的是张三、李四;在第二个例子中,被淘汰的是“你”;在李斯的故事——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政治故事——中,被淘汰的是作为优秀政治家的国家栋梁。就全部事例来说,淘汰的是正义,是良知,是一个朝代的未来;而留下的,却是糟粕,是混乱,是政治与道德秩序的内在崩解,是来自不同流通渠道的“劣币”的弹冠相庆,虽然他们最终也被“淘汰”了。


“陈行之先生,你说得是不是有点儿太过了?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这么严重!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所有进入“逆向淘汰”过程的因素,都是不可改变更难以逆转的。现在我们把历史打通,即消除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来看这件事情:一、张三、你、李斯违抗或者改变得了马五、赵六副所长以及以秦始皇、胡亥为代表的皇权吗?二、张三、你、李斯违抗或者改变得了“市场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科研机构”和具有“外儒内法”——即儒家所谓的“仁政”仅仅是一种装饰,内底里是独裁专制——品性的朝廷吗?四、张三、你、李斯违抗或者改变得了所谓的“民意”在权力淫威下大面积的消失和沉默吗?当这四种因素合谋,下决心淘汰掉不应当被淘汰掉的东西的时候,那也一定是社会肌体出现严重腐烂和溃疡,健康正在被侵蚀被摧毁的时候。无论对于个人,对于群体,还是对于国家,这种状况都意味着灾难和毁灭。这当然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这件事情之所以如此严重,还因为,“逆向淘汰”涉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巷子”是人所活动期间的社会(政治);“科研机构”是构成社会基本细胞的生产单位(经济);“张三”、“李四”、“你”、“中书府令赵高”以及沉默的“民意”则是人类的不同个体状态(文化)。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不是上述诸因素构成了“逆向淘汰”现象,而是“逆向淘汰”现象以其所含蕴的综合性社会机理,造成了世界的改变和异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动地无所选择地深陷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者作为被淘汰者,或者作为淘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种命定。


7


“陈行之先生,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你说到的‘综合性社会机理’,究竟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造成了世界的改变和异化的?”


其实我在前面的行文中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已经对“逆向淘汰”问题做出了相应的社会机理分析,出于技术性原因,我没有把话说得过于直白,我想读者会理解我的苦衷。然而文章终归是给读者看的,终归是想让读者清晰地了解文章观点的,因此对于上一个问题,我有责任更有义务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所以我就来直接说上述几种与“逆向淘汰”“相应的社会机理”分别造成的社会后果吧。


首先说“马五”。


在人类生活中,无论集体(比如国家、民族、行业、企业、机关单位)的还是个体(工人、农民、文艺家、科学家、知识分子,甚至集市上的小摊小贩)的,都难以避免出现一些企图以“弱肉强食”的姿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人,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民族之间的争执就是这样发生的;行业、企业之间不公平的存在条件(常常表现为非法垄断和无规则的竞争)就是这样发生的;工人权益遭受侵蚀就是这样发生的;农民无力保护自己的耕地就是这样发生的;小摊小贩被市场混混搅扰,再也没办法做生意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时候需要何种力量站出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呢?


通常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权力(强力),一种是法律(规则),而这两种力量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换一句话说,这两种维系社会运转的力量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者说社会后果。这样,我们就要说到“市场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了。“市场管理机构”从本质上说是与“法律”对应的“权力”,不同点在于,前者摒除或者在最大程度上摒除了人在其中的操作空间,集体和个体在“犯事”之前就预料得到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后果,所以,“法律”即规则对于社会秩序的调节往往是有效的,这里所谓的“有效”,就是可以最大程度贯彻社会平等原则,使“正义”能够得到声张,民众的法定权利能够得到维护。在我所列举的示例中,“张三”就可以在巷子里继续卖酒而不至于被“马五”赶走;你就可以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而不至于被“赵六副所长”取代;李斯也有胆量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阴谋家赵高的威逼和利诱,堕落成为祸国殃民者的帮凶……一句话,就不那么好发生“逆向淘汰”现象了。


那后者(我指的是权力即强力)的情况又如何呢?说实在话,不怎么好。我们都知道,“权力”是通过人即“管理工作人员”来施行的,这意味着拥有权力的人对另一部分没有权力的人拥有很大甚至无限的裁量权。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正是这个裁量空间,在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关系中,于是就容纳或者说滋生了“利益”的因素,于是不可避免就会有“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力寻租”之类的事情发生。“马五”这样的邪恶力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无法抗拒的;“赵六副所长”这样的弄权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神通广大的;“赵高”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将国家政治玩弄于他个人的鼓掌之中的……一句话,“逆向淘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你很难说“权力”(强力)比“法律”(规则)更具有“公正”的品格。如果权力被收买——这种事情在非法律即权力社会中是经常发生的——不公正就会大量滋生。“马五”这样的破坏性因素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成为成功者的。那么失败者呢?当然是被“逆向淘汰”到“巷子”外面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以及“李斯”这样的人了。某种意义上,腐化变质的权力远比“马五”更具有对社会肌体造成毁坏的能力,从我们列举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所谓“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基本上都有权力的巨大身影,否则的话,“马五”哪里来的那样大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换一张方式来表述这件事情。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和“李斯”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被“淘汰”的人的呢?说穿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拥有能够抵抗“强力”(这实际上是一个符合概念,既包括权力,又包括社会恶与人性恶)的“权利”,他们无限羸弱,只能被淘汰。还记得吗?文化大革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红卫兵凌辱的时候,试图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自己,结果遭受到了更加野蛮残暴的凌辱,直至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以后甚至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能以“刘卫黄”代称。国家主席尚且如此,你一个蚂蚁一样在人世间刨食的人,在丛林一般的生存竞争中,能有多大力量保护自己不被“逆向淘汰”为边缘人呢?我想请问每一个阅读本文的人,在某些人生时段,你是不是也曾经体会过被世界“抛弃”的无力感?不要抱怨说命不好,也不要说什么自己经验不足,这都不是原因,你记住,在那样的时候,一定是强力横行的时候,一定是公正缺席的时候,一定是异在力量左右甚至主宰着你命运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命运”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由你拥有多少“权利”、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你实现“权利”所决定的。只有“权利”才可以对抗“权力”,只有公平正义才可以对抗“马五”,没有这些东西,两手空空的你,当然只能无力地被“逆向淘汰”,只能挑着酒挑子泪涟涟地离开巷子,谁也帮不了你。


说到“谁也帮不了你”,很自然让我想起了那些曾经在张三的“诚信酒家”吃酒,并且对张三的遭际表达过同情,对马五的欺行霸市行为表达过愤怒的人。读者也许会击掌说:“对呀!不是还有群众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群众连历史都可以创造,我们请他们来主持公道不就行了吗?”


唉!怎么说呢?我认为你想多了,或者说,你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吃酒的人”都是帮不了“张三”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的人甚至于会成为将“张三”置于死地的人!


你说:“怎么会这样?不会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


8


不可否认,“吃酒的人”在他们的原始本性中是有被我们称之为“良知”的因子的,这就是当“天下酒家”门前的大汉当街杀人,直至“张三”担着酒挑子无奈地离开,“吃酒的人”和巷子里的任何人对此都抱持愤怒与幽怨,对“马五”的谴责乃至于咒骂会形成滔滔之势的原因;这也是科研所里有人把“你”拉到角落,低声说:“赵六副所长忒不是东西”的原因。就此“张三”和“你”都获得了安慰,于是期待着人们的情绪进一步上升成为舆论,改变 “巷子”和“科研所”的生态,让理性和正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正如我们前面描述过的,在“马五”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科研所”里的人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你,更有私下里曾经诅咒“赵六副所长忒不是东西”的人,提了点心去看“赵六副所长”,奉承说:“由您亲自领导,这个项目会越来越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事情”仍旧在按照它以往的路径发展,既没有出现奇迹,也没有泛起涟漪,一切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犹如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而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状态下,“你”和“张三”都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就好像他们根本不曾存在一样。


从世俗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任何事情,如果不损害自身利益,甚或是明知道将损害自己的利益,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譬如对事情中的双方进行力量对比,受害者一方明显劣于施害者一方——人们说一些便宜话可以,若要采取行动,把自己变成弱势方的同情者乃至于同道,那就意味着自己也成为弱势方并承担巨大的生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大都会把自己从事情中摘出来,或者与事态保持一定距离,采取干脆“绝不掺和”的态度。当年的刘少奇和“张三”和“你”一样,一定极为凄苦地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生存的无情常态,你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都失了良知或者理性,你甚至会觉得无人可以责备。于是我们看清楚了,此类道德缺失造成极度的社会冷漠,它们有强大的动能,在客观上鼓励和纵容“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断发生。


然而既然我们是在分析社会机理,我们就不能满足于一般性地指责人们的道德缺失,我们必须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它是遵行怎样的社会和心理逻辑才成为这样的?人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行为动机,仅仅是生物性的“趋利避害”这样简单吗?我认为不是。


我曾经在《民意为之道》(2020-3-23)中,把民意抬到“道”的高度,罗列了古往今来民意改变历史,最终决定“强力”灾难性结局的事件。从一般角度看,你当然不能说这种见解没有道理,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地进入“民意”的内部,观察它形成和运行的深层机理,你就会发现,“民意”之成为“道”,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尤其是安全性——也可以理解为民众对利益的精细盘算,理解为某种事态的“临界点”——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正是由于缺失了这些条件,才导致我上面所列举的示例中,“吃酒的人”和“科研所很多人”最终都采取了回避即置身事外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民意”并没有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所谓“道”,在关键时刻,它掉了链子;这更意味着“张三”和“你”极为需要声援和支持的时候,“民意”把他们抛弃和出卖了。


还有一种更加危险的情形,那就是“民意”是可以被塑造的。我们举美国为例——在中国的发展面前,美国霸权感受到了威胁,美国政客、美国媒体、美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了阻滞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调动起了全部力量把中国塑造成了美国的敌人,利用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攻击和围堵中国,在以选举政治为特色的国度里,为了得到选票,从美国总统到参众两院议员,不约而同将反中作为政治正确,使尽一切下三滥手段去影响民意、塑造民意,结果造成了今天的绝大多数选民(我看到最近一项民调显示,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对中国抱持负面态度,这又进一步坚固了反中的政治正确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当下在美国以至于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很难听到理性的声音了,他们歇斯底里,扯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转变了嘴脸,显露出殖民时代海盗和掠夺者的狰狞面目,不断发出要吃掉你的野兽般的狂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主张对话交流的学者和媒体人孤立无援,只能噤声,只能被“淘汰”,只能从舆论场上消失。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从美国和西方舆论场听到理性的声音,更不要说良知了。


这正常么?你要说它正常也正常,你若说它不正常也不正常。


我的看法是,良知和理性都是好东西,是很优秀的种子,然而它被包裹在坚硬的人性外壳之内,没有适宜的环境温度,它是不会发芽的。鲁迅先生痛心指陈的“吃人血馒头”现象,就发生在良知和理性由于缺少适宜的环境温度而无法发芽、甚至于种子已经腐烂坏死了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往往预示着巨大社会灾难的降临,中华民族的每一次浩劫,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它几乎是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先生(此人生活在我大清嘉庆年间)所言:中国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其内部产生,它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我认为黑格尔的这些话不仅仅是在指陈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他更是在指陈在“中国人”中的良知和理性的大面积坏死,并且——非常不幸——这种情形在以后还曾不断出现,例如文化大革命就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国民性问题,它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它甚至就是生死存亡本身。


我们再回到“逆向淘汰”的实际情形中来。


假设你很不幸地成为了“张三”,成为了“你”,甚至成为了“李斯”,你该怎么办呢?有两条道儿:一是成为烈士;一是成为苟活者。这两种结果,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意味着“逆向淘汰”依仗着它自身的逻辑得逞了。生活是这样,世界是这样,历史也是这样。千万不要以为你在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获得支持和帮助,人生在很大成程度上都是极为危险的逆水行舟,真正的成功者凤毛麟角。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消泯你的决心和意志,我只是在向你指出一种情形,这种情形如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形影相随,抱怨是没用的,所以不要抱怨。也许你根本想不到,个人是极为渺小的,自从被雅思贝尔斯归纳为“被抛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你了,你仅仅是在宇宙中漂浮的一粒尘埃。在更宏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人记得一次小小的疼痛。所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以及“李斯”的遭际,都不过是“一次小小的疼痛”,仅此而已。


这个世界,温暖而冷漠;人生,热闹而冷清。


9


极度腐朽糜烂的清王朝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过程中土崩瓦解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到长期战乱之中,在这一历史时期,既有自由之花的初绽,又有风刀霜剑的进逼,换一句话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在收获结束帝制所导致的有限度的思想自由的同时,也收获着动荡,收获着晦暗,收获着道德的浇薄,收获着人心的迷蒙。在鲁迅先生眼里,那是一个有良知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极度压抑痛苦的时代,是“吃人”的时代,是需要“呐喊”的时代。耐人寻味的是,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却给我们这些平庸的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难以超越的文字,我们应当感谢那些伟大的直抒胸臆的文学家群体,感谢他们在自身命运多舛,不断地“忍看朋辈成新鬼”,也就是在不断被黑暗势力“逆向淘汰”的痛苦、压抑与愤懑中,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


我们举闻一多先生为例。


1922年,闻一多先生怀着报效祖国的志向去美国留学。在异国的土地上,诗人尝到了华人被凌辱、歧视的辛酸。1925年,诗人怀着一腔强烈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提前回国。然而,回国后呈现在他面前的祖国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景象——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以至于诗人的感情由失望、痛苦转至极度的愤怒,(转引自“百度百科”)于是在1925年创作了一首名为《死水》的不朽诗歌——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我个人极为喜爱这首诗歌,曾经数次在文章中引用它。我认为这是诗人对他所处的黑暗时代所做出的最准确的精神回映,闻一多先生是带着破罐破摔的愤懑与无奈写下这首诗的,这是如泣如诉的吟唱,他就像杜鹃一样,啼出了鲜血……而闻一多先生本人,这一介书生,则不能被他所属的时代见容,于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也被“逆向淘汰”了。专制强权又一次战胜了自由,又一次扭曲了正常的社会机理,又一次毁坏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寒冷彻骨的世界。


说到世界,我很愿意指出,在对闻一多们所存活的“世界”的见解上,至少在我们目力所及范围之内,还没有一个人比鲁迅更深刻,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携雷带电,照耀了整个晦暗的天空,他无所畏惧地指证了吃人、麻木与精神胜利法之类的人类痼疾如何在这个世界里苟且与合谋,不断上演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历史悲剧。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闻一多们的悲剧!试想,如果就连闻一多先生也丧失了存活的空间,也被“逆向淘汰”出那个幽闭的“巷子”,像李四那样担着酒挑子在人烟罕至的地方有气无力地叫卖,甚至成为完全没有人知道的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你又怎么对那条被“马五”霸守、只听得到他一个人吆喝、客观上正在危及江山社稷的“巷子”致以敬意,你又怎么能不感到恐惧,认为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呢?


闻一多先生即使是在极度的绝望中,内心深处燃烧着的那团对祖国的热爱之火也从来没有熄灭——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引自闻一多:《一句话》


于是1949年轰然有声地降临到了这块土地上。遗憾的是,对祖国梦魂牵绕的文学巨匠闻一多先生、鲁迅先生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先生们,都没有看到“咱们的中国”,他们死的太早了,太早了。


10


噩梦已经结束,一个晦暗未明、战乱频仍、腐烂不堪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新中国为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然而现实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延续而来的,那种绝望的时代氛围,那种被良知、正义与公理所抛弃的深刻的孤独,却时常在我们的心灵湖面映出摇曳着的波影,它总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一刻也不要松懈,一定要保持着警觉啊!


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没有之一。你越是踏访其他民族的土地,越是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越是领略其他民族的人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你就越会相信,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才更有资格也更有条件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比其他任何国家强盛,绝非偶然。我们的基因优秀,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最近一些年,应当说,我也跑了不少地方,视野较以前是大大地开阔了,以前相信的东西,现在再也不相信了。我不怕人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我的祖国的强盗般的诽谤和打压使我成为了民族主义者。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以自己能够用汉语说话、用中文写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文化拥有无比伦比的最高尚的精神内核——我记得汤因比在同池田大作讨论时说过,如果将来真的有世界大同,那一定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大同,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说得很有道理。而西方文化中无节制的个人主义正在反噬他们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民主,比如自由,比如公平、正义,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亵渎和侵蚀。西方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确实相当完美,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早已经丧失了现实性,在政治运行中,替代它的是伪善和贪婪,是没有止境的权力争夺,是对其他民族猖狂而血腥的劫掠,是美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恣意饕餮后的狂欢。美国政治家早已经背叛了他们的先贤,不管观念上还是实践上,当下的美国都不再是1776年的美国,甚至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了,它变成了强盗和吸血鬼,变成了不断给其他民族带来苦难、战争和死亡的国家,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加速向死亡狂奔。美国人也许到死也不明白,他们最致命的敌人不是中国,恰恰是他们自己,恰恰是他们弱肉强食、将个人绝对性地置于集体之上的腐朽没落的文化,现在到了他们收获这种文化的果实的时候了。


看一看费城肯辛顿大街上成千上万犹如鬼魂一般或者游荡或者呆睡在垃圾桶旁边的吸毒者,看一看美国政治家竟然投入庞大政治资源推进无性别化、毒品(大麻)合法化,甚至鼓励未成年人遵从所谓的“自身意愿”做变性手术,推进为同性婚姻提供法律保护……等等,你会有何观感?如果自由、民主被充塞进这些违背人伦、违背人性、违背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容,如果这些可以被称之为垃圾的东西构成所谓的“政治正确”,如果这些东西侵蚀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甚至到任何人都不能说“不”的程度,你不觉得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精神内伤吗?这样的自由、民主还怎么让人信赖?!美国病了,这是一场病入膏肓的大病,如前所述,这场大病是潜藏在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病毒所导致,无人能够医治。


与之相比,尽管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完美无缺,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中国文化仍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历经什么样的磋磨与坎坷,不断历经什么样的反复与困顿,总有一天,中国会重新站到世界的峰巅而“一览众山小”,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只能望其项背的最强盛的国家。


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起始于标志性的小岗村村民拼着性命争取到种田的自由)已经证明,自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才是科学技术创造的基石;自由,也只有自由,才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我们已经走了很远,我们的路途无限宽广,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被世界羡慕、嫉妒、恨了,如果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加快脚步,坚定地推进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改革措施,尤其是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为各式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而不是像我们上面议论的那样由于体制性、制度性的弊端而阻碍或限制他们的发展,甚至将它们“逆向淘汰”成为局外人、边缘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到来。


不要忘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各式各样的人才——无论政治人才(未来各级权力机构包括国企的官员)、经济人才(未来各类民营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还是文化人才(未来各类专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他们遍布全国大地,潜沉在一切有人的地方,只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他们就能够化蛹为蝶,翩然于无限高远的历史时空之中,就能够向心并扎根于这块古老而伟大的国土,做出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他们一定能够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成批地在各行各业中成长起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给世界一个又一个大大的惊喜,我们的后人也一定能够像长城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们一定有机会振聋发聩地呼喊“咱们的中国!”


我们议论“逆向淘汰”,议论“劣币驱逐良币”,实际上是在议论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征途上留下的足迹。在历史的某些时段足迹出现紊乱乃至于颠踬并不奇怪,所谓的“社会”,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复合体,世界上不存在纯而又纯、没有一点儿杂质的社会。“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这样的杂质,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将它们清除出去,而不要让它们“淘汰”我们的宝贵人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特别有理由强调说,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中,都更需要良知和理性的指引和呵护,这是不可或缺的必要项。无论当下的复杂危险的国际处境还是我们明确意识到的使命担当,都要求我们必须克服和战胜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东西。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有人认为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的,然而我无法确证):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极了!在我赞叹它意境深远、让人感奋的同时,在我们的话题之内,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同时有一种隐隐的忧虑:倘若这些仰望星空的人——无论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被“逆向淘汰”了呢?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希望,还有未来么?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而不是与之相反,只盯着自己眼皮子底下的那一点儿利益。我们都应当记住,即使无法逃脱被“逆向淘汰”的命运,即使要付出毁灭的代价,有一些东西,仍然应当去坚守——良知无价,理性无价,它们值得我们永远信诺。


202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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