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影响——话语民主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4 次 更新时间:2011-06-26 1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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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公共领域是话语民主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为话语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比传统公共领域更有利的空间和平台。网络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使话语民主的展开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网络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和互动性使话语民主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同时,网络公共领域使话语民主获得了更加制度化的形式和力量。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民主为公共权力系统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来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使民主政治获得了更活跃的形式。

  [关键词] 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领域 话语民主

  [作 者] 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公共领域与话语民主:概念和相关性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由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首先提出并进行研究。1958年,汉娜·阿伦特出版《人的条件》一书,她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从复兴古典共和主义立场出发建构了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体系,从而揭开了研究公共领域理论的序幕。她认为:“‘公共’一词意味着两个联系密切但又不完全同一的现象。”①“其一,任何展现于公共领域的现象都能被每个人看到和听到,并且具有最大可能的公共性。”②“其二,‘公共’一词意味着世界本身,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又区别于我们在其中的私人领域。”③1961年,哈贝马斯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演变过程,首次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等的规范结构。它同样也不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却是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研究公共领域理论的热潮,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美国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等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查尔斯·泰勒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公共空间,在这里,社会成员必定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相遇,通过印刷品、电子技术产品,也包括面对面的会见;并就有关共同利益的事务进行讨论;从而能够就这些问题形成共识”。 ⑤一些学者把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空间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公共领域具有了独立的研究内涵和研究价值,但是,他们往往把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截然分开,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交叉重叠。托马斯·雅诺斯基认识到了这种缺陷,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互动的组成部分,即:国家领域、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和私人领域,并认为,这四个领域是相互交叉的,而不是彼此分离的。⑥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最重要的,但是它难以与其他领域完全区分开,因为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组织形式。至少有五种自愿性组织在公共领域里活动,它们是:政党、利益团体、福利组织、社会运动和宗教团体。”⑦

  可以说,公共领域是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批判,并对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的公共空间。⑧那么,究竟如何把握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三点。第一,这里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和私人领域相对应的概念,它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不具有象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那样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同时,又介于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在其中讨论的问题与公共事务相关。第二,公共领域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公共交往空间,这种交往主要是以对话、商讨、辩论等话语形式展开的。第三,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媒介。这些媒介(比如:咖啡馆、茶厅、沙龙、报纸、期刊、公共论坛、电子媒介,等等)能够提供话语交往的环境和条件。

  公共领域是话语民主(discourse democracy)的重要生成空间,在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话语民主理论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并不断成熟。哈贝马斯的理论抱负就是找到一条通达无强制的民主生活的道路,他一生都致力于对民主的追求,被誉为“民主斗士”。哈贝马斯反思了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问题,他“将经济和国家机器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认为“这些领域再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也就是说,以一种政治整合的方式从内部加以改变,而同时不损害其整体特征和功能”。 ⑨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的两大理论支点是交往行为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他认为,交往行为可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从而修正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问题,而公共领域则是实施这一过程的空间条件。他说:“‘政治公共领域’作为交往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公众能够以话语方式形成意见和意愿)的总体性,成为规范民主理论的基本概念。”⑩哈贝马斯比较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认为这两种民主模式各有特点,并且能够相容。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模式就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的综合。他说:“话语理论吸收了两方面的因素,用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融合了起来。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并证明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在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是可以取得的。”11哈贝马斯认为:“话语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12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民主是以公民的自由平等为前提条件,以一定的话语形式为主要媒介,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商讨和辩论,以扩大民主参与和提高政治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为目标的一种民主形式。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在场的话语民主理论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 J. Fox)和休·T·米勒(Hugh T. Miller)在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他们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传统理论的两种替代模式正竞相取代之:(1)宪政主义或新制度主义;(2)社群主义或公民主义。”13他们认为,造成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公共话语的衰败,公共话语的失真导致了虚假的民主和传统治理方式的衰败,这样,他们提出了第三种理论,即话语民主理论,以应对现代民主与治理的困境。这种话语民主理论受哈贝马斯思想的影响很深,比如:他们借用了哈贝马斯的理想交谈、交流能力以及话语补正理论来完善民主的和真实的政策话语;并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能量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能量场是一个比领域更为生动和贴切的术语。”14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或者话语必须是有规则的,即: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和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15他们把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形式分为三类:“少数人的对话”(官僚制的独白性话语)、“多数人的对话”(后现代的无政府状态的表现主义话语)和“一些人的对话”(真正民主的公共的真实话语)。他们认为:“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它的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但是,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16话语民主希望公众关注公共事务,运用这种形式选择直接民主的参与途径,通过彼此的对话、协商与沟通,达成共识和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影响。

  因此,话语民主是指公众在公共领域中,围绕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商讨和辩论,从而形成政治共识,并影响政治过程的一种民主形式。相对而言,话语民主的精神内涵比较接近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致性民主(unitary democracy)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精神内涵。美国学者琼·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提出了一致性民主的概念,她认为:“在一致性民主中,公民相似的利益使他们可以通过共识作出决定。因为关于公民的平等性具有实质性意义——同等尊重广泛存在于朋友之间,他们不必担心决定过程中要同等权衡每一个体的利益。作出决定的一致性过程不在于对选票的衡量,而在于在面对面场境中决定的取舍。”17 美国学者约瑟夫·M.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先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此后,协商民主理论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哈贝马斯非常赞同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对“协商民主”的理解。乔舒亚·科恩认为:“协商民主的观念植根于一种民主交往的直观理想,在这样一种民主交往中,交往的条件体现于平等公民间的公共辩论和推理。在这样一种秩序中,公民们共同致力于通过公共推理来解决集体选择的问题,并且只要他们建立了自由公共协商的框架,就可以把他们的基本制度视为合法。”18中国学者陈家刚认为:“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19 不难发现,话语民主有着同一致性民主和协商民主非常接近的价值理念。但是,话语民主的精神内涵与竞争性民主相比,则有明显的差异,话语民主更多地强调共识、沟通、协商和公共利益,而竞争性民主更多地强调差异、竞争、分歧和个体利益,并且话语民主更接近普通公众,特别是为普通公众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

  从哈贝马斯、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关于话语民主理论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都希望通过话语民主来应对当前民主政治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以挽救民主面临的危机,并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同时,他们对话语民主的运行空间有比较接近的认识,哈贝马斯强调话语民主的运行空间是公共领域,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则非常强调公共能量场在话语民主中的作用。

  

  二、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话语民主的视角

  

  互联网的迅速扩展和信息通讯技术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及其广泛使用,为人类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式;同时,人类的交往行为部分转向广阔的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为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空间和环境,使得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成为可能,从而也为话语民主的实现创造了新的平台。当前,网络公共领域已经一定程度上开始与现实公共领域和公共决策及实施过程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为话语民主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契机。

  第一,网络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从而使话语民主的展开获得了更好的条件。一般而言,话语意味着特定社会阶层、社会组织或者个人通过语言表达的方式将一定的意义向社会传播,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0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话语权就是统治权,历史上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统治者一方。话语权与文化、权力和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决定着公共舆论的走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影响力。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和深入的讨论,而不必受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约束,并且,讨论的内容也不受传统媒体中把关人的限制。公共领域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削弱或取消了公共权力系统对话语权的控制,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更加平等,网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取代了传统的科层制,网络话语权力的分散化取代了传统话语结构中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从而为话语民主的展开创造了前提条件。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是一种建立在话语商谈、理性沟通和公共舆论基础上的话语交往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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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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