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抚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亦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至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也，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俨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怡然辖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1896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