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
与同龄的其他学者一样，作为在“文革”那个特殊时代度过青春的人，我们走向学术的道路虽然各有不同，但同样都充满艰难曲折，当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处境，每个人都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不过，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即使在那漫漫的文化冬夜，我已经感受到在读书的愉悦中获得的精神自由，并总是尝试着运用心智与知识来理解现实困惑，在那些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岁月中，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伴随着，支持着我。多少年来，它对于发展我的个性，对于我后来的学术事业，可以说至关重要。
我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我祖籍湖南衡阳，1946年生在西安，这是我的名字中“秦”的由来，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四川重庆与河北邢台部队幼儿园里度过的，父亲是起义军人，在四川成都起义后，参加了解放军，并赴朝鲜参战，我就被送到他所在的部队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的干部子弟学校托儿所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二军就是上甘岭后半段战役的英雄部队)。七岁以后由我在上海当银行职员的姑母，把我接到上海生活。姑母后来转行当了中学美术老师，特别庆幸的是，姑母为了使我在家里静得下心来，不要到弄堂里去染上大孩子的“坏品行”，每周总会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一捆书。虽然我对弄堂里的自由十分向往，但关在家里，时间一长，我真的就“被迫地”喜欢上了看书。最初看的都是些童话故事与连环画，后来就看古典章回小说与欧洲和俄国小说。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对书本的本能排拒与逆反心理，但一旦你及早地克服了这种心理，并爱上看书，你的精神生活仿佛从此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得到滋育。
小学毕业后，我“一不留神”考上了华东师大附中，那是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天生不喜欢数理化，理科成绩很一般，但作文与写诗比赛却能两次获得全年级或初中组第一名。十分庆幸的是，那时中学生并没有现在的学生那样沉重的功课负担。一个初中生也能从容地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不致受到来自学校或家长的压力，我每天放学回家，路过四川中路上的一家很大的旧书店，凡是有兴趣的书我都会去翻一翻。久而久之，兴趣也就无形中越来越广泛。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理想是当个作曲家。音乐老师同意让我每天中午在音乐室里练习钢琴，我甚至好高骛远地购来五线谱，学着像作曲家那样谱写“协奏曲”。我居然还无师自通地学起了和声学、配器学、曲式学、赋格曲原理，读的都是从旧书店里购来的建国前出版的音乐教材。有一次在地理课上，我看马可写的《生活中可以缺少音乐么》的小册子，看得入了迷，被地理老师发现，下课后，他温和地批评了我一顿。我至今记得他当时批评我的原话是，“你不懂得各地的物产与地理环境，怎么能够写好歌曲呢？”
虽然，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没有使我以后有任何音乐方面的成就，但至今我还能很容易地区别出交响乐中的长笛、双簧管与单簧管的音色。我现在还能哼得出几首初二时自己谱写的、投给《歌曲》杂志，却从来没有获得发表机会的歌曲作品。那年，在北京读大学的大哥探亲到上海看我，知道这个小弟弟对音乐如此着迷，那一定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有一天晚上带着我到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去了解招生情况，只是因为当年不招收作曲系新生，才断了考音院附中的想法。
其实，初三时我对音乐的热爱已经开始退潮，不知怎么的，我开始对美学发生兴趣，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一本现在看来很僵化很教条的蔡仪著的《新美学》，这是我此生读到的第一本学术理论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记下的密密麻麻的美学笔记。《新美学》上说，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如果客观事物并不美，你怎么会从中获得美感呢？我想想也对，于是我成了“唯物主义美学”的信奉者。毕竟是小孩子，我对此没任何批判反省能力。现在想来，至少那时我已经朴素地感受到学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或吸引力，否则决不会去看这样的书。当时确实并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影响过我。
临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对数理化厌烦到了极点，以至于计划考一所纪律松懈散漫的非重点中学，这样就可以在课外无拘无束地读自己喜欢的书。我甚至专门去虹口区最差的一所弄堂里的中学踩点，打算考到那个学校去。不过，从名校去考差校，也是需要勇气的，我终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我考上的虹口中学高中也是一所重点，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仅仅是，那是个以文科为主的区重点中学，相对而言，理工科目也许比较容易应付。
进高中后不久，就有幸结识了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学生，他可以说是我此生中最早的思想启蒙者。他是我小学最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由于出身不好，这个当年上海中学的优等生考大学时，只能选择了对出身要求并不高的印染专业，这位很有才气又怀才不遇的大学生，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气质有些忧郁。他的思想很超前，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记得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就建议我不要读什么苏联哲学，而应该直接去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译著。他向我介绍了王阳明、陆象山，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这两个人的名字。他还提到康德、尼采与叔本华。他很喜欢写诗，大多数是自由体，但他的诗过于悲观，似乎还缺乏一点形象思维，但他确实有理论才能，什么难懂的书他都能轻松地看完，他把我当作他唯一能倾吐心声的忘年交。他是一位已故的上海史学家的亲戚的学生，他可以在这位己故史学家的藏书中，源源不断地借出许多1949年以前出版的发黄发脆了的旧平装学术书。他读完以后借给我读，于是我就陆陆续续看了不少此类的书。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红毛长谈》小册子，幻想一个外国人五十年以后再度访问1990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政治。这个洋人在电影院门口，见到前来看电影的上海的平民市长，相谈甚欢。这本书的其他内容大多忘记了，这个细节仍然记得很清楚。
这位大学生朋友还把他抄录的许多自由主义大师的名言警句笔记借给我。我们还一起在虹口公园里讨论美学，讨论美国诗人朗费罗色调沉郁的诗。当时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我记得用原先准备购一条长裤的四元钱，在福州路外文旧书店把高尔基全集的前十卷俄文版购到，在以后多年这套书一直伴随着我。除了哲学外，我对欧洲与俄罗斯文学也很有兴趣，我读了大量罗曼·罗兰、泰戈尔、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谁也不会想到，作为后来的新权威主义者，我恰恰是从人文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传统中获得启蒙的。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从费尔巴赫的《幸福论》、《基督教的本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有柏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人类知识原理》。我写的一些读后感，曾使我高中时一位复旦毕业的历史老师大加称赞，并介绍给校长，校长还在广播里表扬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
由于我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论过于投入，对书中的深奥学理苦思冥想，又不得其门而入，我甚至有一个时期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现在想来，我真的很庆幸自己那么早就接触了西方古典哲学，虽然我自己都很难说到底从中真正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也很难概括这些哲学大师的哲学观念，但在高中思辨能力最需要培养的时期，我确实是受到了概念的组织、抽象与思辨能力的实实在在的自我训练，收获了思辨本身给我的快乐。这种思维能力，这种思之乐，恰恰是我们现在教育中最为缺乏的，也是国人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最不发达的。高中时的抽象思维的自我训练对于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现在我能比较从容地创造自己的概念，来表达自己发现的东西，这种能力不能不说与这种哲学训练有关。
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从这种自由的阅读中培养了对知识的热爱，在书本与知识中遨游，你会忘记一切。你会有一种古人说的“贵在自得”，这种自得之乐就是一种精神自由，是一切独立的反思的基础。它是任何外力无法从你内心夺走的。我当时特别喜欢纪伯伦的一首诗：
一杯美酒，
一本诗集，
即使在沙漠呵，
那也是天堂。
那时我常常天真地想，只要给我书，即使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人。我曾经在给高中的班主任写的周记中，表达了自己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只要允许我每天在灯塔里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宁愿做一个坐拥书城之中的灯塔守夜人。这位班主任老师立刻发现了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合时宜，后来我也就被归人在“白专道路”的苗子之列，而时时受到教育。
到了1965年高中毕业时，那时的教育方针已经很讲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了，我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年后有位教师告诉我，我是当年全校的高分，但我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其实，此前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除了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肯定也与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太深有关，虽然高考没有录取的原因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所幸的是我没有成为社会青年，我被分配到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当学徒。
十二年的工厂自学生活
好多人都为我这个“读书种子”没有考上大学而惋惜，但我自己在难受与失落之余，却又油然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因为从此以后我不必再为枯燥的物理与数学公式而烦心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业余时间去读书了。我准备要像高尔基那样，把工厂当作大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中学时代我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对知识的强烈好奇心与求知欲。这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实利的知识审美追求。这种对知识的兴趣，在许多人那里，早在学生时期往往就被无情地扼杀了，而我却由于自己的与主流保持距离的“精神自由状态”而有幸保留了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追求理想而奋斗的故事，也鼓励着我去应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这些想法对于许多后辈人来说，一定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天真。然而，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文学作品与哲学就相当于宗教信仰一样，对我的精神起到鼓励作用。
工厂生活是枯燥而艰苦的，但不久以后，工厂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因祸得福了，我被调到农机车间的电镀间。它设在离车间很远的角落里，那里也只有我一个人操作。只要把电镀产品放进铬液中，至少要好几个小时后才能拿出来。这样，我甚至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看书。“文革”开始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是批判改造对象，然而，工人是领导阶级，我们这个上海远郊的工厂反而变成了可以自由读书的宁静港湾，享受到远比大学更多的自由。在十二年里，在没有考试压力，没有实利目标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有五个小时在看书，我完全相信，在这整整十二年中，我读的书比大多数大学生要多，我写下的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可以为证，这种记笔记的习惯无意中提高了自己的分析概括与学术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读什么书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必为考试而死记硬背，从《资治通鉴》、《唐五代词》、《德国诗选》，到俄文版的高尔基小说集；从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饮冰室文集》、《中世纪美术史》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凡是可以借到，又自己觉得有兴趣的，我都会用活页纸边记笔记边读，久而久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跨越专业的综合性的文科知识结构，这是一种与自己个性与思维特长相吻合的知识结构，应试教育是无法产生它的，只有在一种“为而不有”、“贵在自得”的从容的精神自由的心态中，经由我所说的“知识审美主义”的多年滋养，它才会自然地呈现出来。多年后，我的一位研究生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每次在数小时畅谈中，能在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化艺术的不同领域的话题之间从容地跳来跳去。我告诉他，这与我当年这种“为而不有”的学习经历有关。
我爱学习已经在全厂出了名，人们称我为“萧克思”，在工厂里，人们还以讹传讹地传说我“懂好几国语言”。那时在朴质的工人们眼中，那些有知识追求的青年人，倒并不是什么臭读书人，相反还是很受到尊重的，连电工师傅到了我的宿舍检查违规装的电灯，也会特意把我读书用的灯头保留下来，并不剪去。
在困苦中沉思
1966年冬，我怀着一个书生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全厂写下了第一张《十问厂党委》的大字报，怀疑厂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中，我参加了造反派，还被推选为厂造反大队的队委与车间副队长。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我渐渐发现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不是要让中国进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世界。揪“五一六”运动与“一打三反”运动，对一切与极左思潮不同的多元思想均予以残酷镇压，表明一个更严酷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于是我又渐渐退而成为逍遥派。此后我这个老造反又回到电镀间开始闭门读书。这时“灰皮书”，尤其是其中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批判资料》以及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给我的思想以巨大的冲击，我私下里觉得，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才是真正的工人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我开始对政治学与思想史发生越来越大的兴趣，并带着这种从书中获得的“反动观点”来理解“文革”。我深知这种思想在当时暴露出来将是十分危险的，但又无法克制这种思想。这时，我已经从单纯的非政治的“知识审美主义”，逐渐转而自觉地运用自己学到的理论与各种知识，来理解、追究、进而解释这场“文革”的大变局，默默地重新思考中国的命运。
1970年代初，我终于还是为此付出了代价，我被作为一个“妄想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修正主义小爬虫”被揪了出来批判，好在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我被调离电镀间，分配在劳动强度更大的装配组当钳工。那是一段十分艰苦的时期，有时，哪怕是半小时停电，我也会小跑到宿舍里去读十几分钟书，直到六年后考上研究生。
到了“文革”后期，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决定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旅行。促成我下决心实现这次不顾一切后果的旅行的，是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得拉》中老牧人说的一句话，它表达了一种对人生浪漫的理解：“人生就是这样，要像天空中那只鹰一样，到处看看，看完了，就躺下死掉……”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躺在宿舍帐子里读到这段话是何等的激动，几乎夜不能寐。工厂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而一种浪漫的生活就在眼前等着你，为什么不努力去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什么不能牺牲？1973年秋天，我以探望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二哥为理由，请假去西北。我带着两年微薄工资中省下来的三百元钱和一架借来的八元钱的破相机，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一路上省吃俭用，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三个月，远远超出厂里给我的两周假期，全程二万里，走了十二个省，四十一个城市。我到过中国最大的寺院开封相国寺；到过中国最古老的寺院洛阳白马寺；攀上了陕西乾陵的陵顶，想象着就在我脚下数百公尺下埋着的女皇帝武则天，远望着雨雾蒙蒙中的永泰公主墓，仿佛听到那被害死的公主的轻声抽泣。我到了敦煌莫高窟，聆听着鸣沙山上孤独的铃声；我走进沙漠中的阳关故址，搭乘运输汽车越过寸草不生的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的浩瀚的戈壁草原；我躺在青海湖边的草地上，望着那蓝天白云……我还越过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的日月山巅，还一个人独自爬上了大雪纷扬中的峨嵋山，与金顶上的一位老和尚谈论人生，直到深夜……这是我一生都难忘的经历，沿途我还摄了两百张相片，记下了七万字旅行日记。
多年以后，我读到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说的一段话：“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约束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和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会使他觉得即使为此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在旅途中，我有时在想，谁知道我回到厂里会怎么样，说不定要除我名，管它呢。浪漫主义对人的吸引力，再也没有谁比我更能理解的了。那是一种对世俗平庸生活的叛逆，一种对登仙般的飞扬感的追求，一种为了短暂的自由的高峰体验而宁愿牺牲一切的激情，一种被长期压抑的生命力的激活与提升……在旅行中，我把历史、人生哲理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大好的河山与大自然的生命力，使沉闷、单调、灰色的世俗生活中在我心中生发出一种人生诗意。在那时，苏联作家巴乌斯朵夫斯基的《金蔷薇》也给予我很大的精神鼓励，“他(格林)每天总是在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一直在想，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永远保持一种赤子的情怀，保持挑战世俗的超越功利的人生态度，人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我之所以称它为内在的自由，是因为人的形骸是受制于环境的形格势禁的，但人的精神却有着相对自主性，精神自由不可能被别人剥夺，除非你自己心灵同意。而这种内在的精神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抵抗世俗平庸的隔离带，是获得真正幸福的首要条件。回到32y-时，出乎意料的，厂里并没有怎么处分我，只让我写了一份检查。而此前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似乎觉得自己变了，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更执着。我把这种漂泊旅行看作是应对平庸生活的强心针。
从工厂到大学
到了1974年以后，经一位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伍丹戈教授，他是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知识分子，我觉得他与我是心灵是相通的，每周我都要到他那里去畅叙，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清前期史的重要史料《东华录》。在他那里我还读到了英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才知道亚罗号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我们从教科书所知大相径庭。这是我重新认识近代史的开端。我后来写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得益于此。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文汇报》上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写的阐述清前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的文章，我鼓起勇气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心得，没料到老人家回了信，一个在工厂苦读的青年工人，得到前辈大师的鼓励，这是何等兴奋的事。我与老人家建立了通信联系。到了1978年初，郑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那封信只有一句话：“功秦同志，你愿意报考我的研究生吗？”正是这封信，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也许是天助我也，参加南开大学研究生初试时，历史专业试卷中的四道大题目，其中三道题目居然恰恰是我一周前刚借到的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册里论述过，并恰恰又被我注意到了的。这本书躺在厂里小图书室书架上不引人注目的尘封的角落里，被我偶然发现，并在几天前借来。我这个连大学历史教科书也没有见过的青年工人，居然答得十分流畅，并顺利通过了初试。
1978年夏天，我乘火车从上海赶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复试，记得那天考试前五分钟，白发苍苍的郑先生拄着拐杖，亲自到考场，来到我的座位前看我，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鼓励，然后就离开了。在口试时，记得他问我“后金”是当时人自己的称呼还是后来的称呼，我说，我想那应该是后来史家加称的，因为“后”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吉祥的词，当时的满人大概不会用这个“后”字来做自己的名号。他点点头。我永远不会忘怀他那慈祥的笑容。
然而，我在南开大学的复试并没有被录取，后来才从南京大学老师那里得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阅卷老师由于粗心，竟然把我的政治试卷的成绩少加了整整五十分，于是我只得了三十五分。当郑先生得知我没有考上南开后，写信给我，说他心里比我还要难过，勉励我明年继续努力，还在信中说，我需要什么参考书，可以来信告诉他，他可以邮寄给我。
原以为这次考试失败了，只能等到明年再试，直到有一天去上晚班，我走进厂门口，惊讶地发现，收发室里有我一封来自南京大学教务处的挂号信。打开信，我才知道我已经被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为元史专业研究生。就在那一刻，命运开始对我微笑了，直到后来入学南京大学以后，我才得知，当郑先生得知我的考卷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的元史专业，就给这位当年燕京大学的老同学与多年至交韩先生写了一封关于我的推荐信。记得信中有一句称“这是我遇到的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就这样，韩儒林先生破格录取了我。正是郑先生与韩先生共同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此就有了两个恩师。记得我成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以后成婚时，郑先生还托南开大学一位来南京大学深造的青年教师带来他送给我的珍贵礼品，那是一床被面。我回赠给他的那块我在旅行中收集的汉代瓦当，听那位青年教师说，郑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案头。
在我被有幸录取为研究生这件事上，我还要感谢新调任到我们工厂的党委周书记。其实，当时的党委九个委员都反对我报考研究生，他们觉得一旦我考上了，他们这些整过我的人会觉得脸上无光。他们完全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这位新书记则认为，现在国家需要人才，报考研究生是件好事，应该让他去试试。其他人也就没话了，如果不是他，我的命运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后来想起来，我总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读过大学的普通工人，能考上南京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实在有着太多太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不是郑先生鼓励我，如果不是考试前偶然看到的放在角落里的那本只有中册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如果不是把南京大学元史作为第二志愿，如果不是郑先生向韩先生的推荐，如果不是韩先生的破格，如果不是那位周书记的支持，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如果”……如果所有这些连接在一起的“偶然之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中断了，我的人生历史将会重新改写。我常常对人说，这一辈子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会从容淡定，因为上天已经给予我太多的幸运，我已经透支了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幸运机会了。
我在《回忆韩儒林先生》一文中已经详细记叙了我在南京大学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在那篇文章里，我回忆了韩先生发现我的学术个性与他的研究风格有很大差异，却并没有硬性地规定我必须走他的研究路径，而是主动提出，我可以自由研究，他放手让我探索自己的路子，相信我会做得好。由于韩师的宽容与博大，我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学习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与理论，并力求运用新方法来解释元史中的一些特殊矛盾与问题。整整有一年时间，我在校图书馆里阅读港台出版的有关社会科学新方法与理论的书刊，特别注意尝试运用结构主义、文化理论与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增强历史学的解释能力，同时关注着中国的现实改革。可以说，我毕业后的研究转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大学三年中在方法论与历史解释方面的探索与训练。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里，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研究生三年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中，《英宗与南坡之变》是我的处女作，它考察了元中期的一场弑君政变与过于激进的汉制改革受挫有关。在《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中，我运用系统论与结构主义方法，解释了草原帝国高度的政治不稳定的结构性原因。我的学位论文《忽里台制度与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则是通过考察蒙古帝国选汗制度的传统与农耕帝国的储君传统在元代继承制中的重叠与矛盾，来解释元代中期为什么频繁出现皇位周期性危机的。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这三篇论文，后来均被《剑桥中国史·辽金夏元卷》参考书目所引用，这也是可以告慰于韩先生的。
韩儒林先生是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的嫡传弟子，游学欧洲数国，懂多国语言，他运用历史比较语音学研究方法研究蒙元史，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蜚声中外。我在那篇纪念韩先生的文章里写道：“我不是韩先生最满意的学生，也没有学到韩先生学问的真传，但我却敢说，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他在关键时候所给予我的人生机会，他在治学方面的博大与宽厚，他对我根据自己特长去从事研究探索的鼓励，却在此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句话最能表达我对韩先生恩德的怀念之情。
好奇心 陶醉感 思想力
在这里，我想向读者谈谈我的学术道路中的人生体悟，也算是对自己治学经历的一点小结。
多少年来，我总觉得，自己注定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人。总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在支撑着我，生活世界对于我来说，总是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我甚至能从任何电视节目的细节中，读出意义来，我能从电影的镜头里，从窗台上兰花的绽放中，从桌上那尊北齐佛像仿品面容的微笑中，从所阅读的回忆录当事人透露的人生经历中，我都能感到源源不断的、无穷尽的新鲜感。我总是会找到乐观的理由。这是一种命中注定非快乐不可的性格。我会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一笔带过，会马上进入对新目标的求索。新的目标吸引了我，于是旧的挫折与疼痛对于我似乎不再存在了。
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我从小失去双亲，高中又没有考上大学，在工厂里从事艰苦劳动那么多年，“文革”中还挨了整，什么不好的事都轮上了，但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笑着说，这是因为，这就如同我失掉一百块钱，这留给我的内心的苦恼只相当于失去一元钱；我得到一元钱，我获得的满足感却相当于获得一百元钱。这也就是说，我对于挫折的敏感度极低，对收获的兴奋度极高。可以说，我是一个不可悔改的、顽固的、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乐观主义者。
我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不是天生的，但它却是我人生的宝贝。它帮助我度过了多少人生的难关。例如，二十多年以前，我考研究生在南开初试录取，复试却没有被录取，记得当时一位朋友来家看我，见到我精神状态如此之好，说他简直不可理解，如果换了他，他肯定会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上三天。我的乐天也许是得益于我的基因遗传，据说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乐天派，很可能我在无形中，不自觉地继承了他那种儒家式的达观人生态度。
然而，我觉得在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我始终处于一种被我称之为“精神自由”的状态中，我能在知识中不断获得好奇心的满足，知识领域就像是一本没有读完，也不知结果的侦探小说。我总是以欣赏的态度，去理解它，体悟它，并从这种经验中获得新鲜的独特的感受。头脑中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这个世界真奇妙。一切都永远那么新鲜，那么有趣。
其次，当你不断调动自己已有的知识资源，尝试对你所不知道的、或使你困惑的事物，作出属于你自己的理性的解释时，这就进入了一种思想创造的过程，你就从超越实利的对知识的好奇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你就会领悟到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愉悦。到了这一步，那就是知识者的陶醉感。它如同醇美的酒滋润着你的心灵。这种陶醉是一种十分内在的东西，一旦你从知识中获得这种由衷的欢乐与陶醉，那么谁也无法夺走它。多年前有一次与高中同学聚会，有人问我是不是羡慕下海的人，我说，我选择了历史学，即使研究历史每天要罚款，我也会认罚，也会如此研究下去。我们知识分子的宿命就是如此，追求知识并陶醉于此，就是我们知识人的宗教。
第三，仅仅知识上的自得之乐，仍然不能完全保证我内心的充实与幸福。个体的生命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他还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支点，一条能与外在的活源头连接起来的通道，否则他的内心资源就会像古井水一样渐渐枯竭。对我而言，那个外在的活源头，就是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过那场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总想为最终摆脱这种苦难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这是一种很强的，难以摆脱的责任感，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并非无关紧要，你的反思，你的参与，是有意义的，这样，你就会远离虚无主义。当你把这种对知识的超实利追求，与对一个社会理想目标的追求结合起来，那就有了双重的抗衡虚无感或生活无意义感的力量。而且，这种乐观主义，会不断转化为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积极驱动力。一个人会由于不停地努力行动，从而改变了事实原来的轨迹。这也就是所谓的乐天者的自我应验的预言吧。
多少年来，每一学期给大学生与研究生上第一节课，我都会告诉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心，求知中获得的陶醉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用来认识生活世界的思想力，这是我们读书人的人生三宝。我有时总觉得，人在世俗社会中需要一种内心的类似于宗教的精神资源，他可以在外来压力下始终自得其乐，外界环境再艰难，恶势力再大，他与世俗社会之间总有一层内心的铜墙，在他看来，红尘是美丽的，他热爱红尘，而红尘又由于他的热爱与不断努力，而会变得更加美丽。
有一次与美国老朋友墨子刻谈了好几个小时，临分手时，我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还希望自己能再活二百年，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藏书中还有一万本没有来得及读，即使每周读一本，至少还要花我二百年时间。他笑着说，“你会的。”
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我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使现在的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