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应避免恶性互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 上篇

　　 作者按语  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会走向持续恶化？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守势方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合理对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中国在四十年改革中积累的强大国力与文明资源相结合，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来应对未来挑战。本文分三篇分期刊出。

　　 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