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灵的成长是缓慢的，在加速流逝的时光里，我一再目睹自己徘徊在水流上的倒影。必须承认，推迟成熟的愿望像一朵在内心深处拒绝开放的花朵，我无法知晓花心的颜色，就像我不能揣测在成年的世界里，如何安置我的身体与灵魂。我的年龄在各种官方和法律文件中踵事增华，直到在人生的一道标志性关口，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进入世界的姿态和方式，而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长久缺席在我应该所在的位置上了。
“我应该所在的位置”，这句话值得玩味，也许它揭示的秘密比我辛苦搜寻的更多。
无疑，所谓“应该所在”这一认知，是经过特定意识形态校准过的，沿着这一向度，我看见了什么？我仿佛看到，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中，体制统治的结构调整：在极权社会中，权力对人们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控制，旨在将人口进行阶级归类，并分配到相对应的生活里面（这一点在“文革”中表现最为突出，“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命运可谓天壤之别）；而在后极权社会中，以意识形态为指向的阶级归类被放弃（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中心转移），取而代之的是为掌握财富而对体制进行的改造，应该说，权力成为一种垄断和分配财富的手段，权力成为一种工具，如果说在极权社会中，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而在后极权社会中，权力为一个利益集团服务。
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形态的转变，标志性事件就是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处置结果，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将成为日后人们不停返回历史的原因；而从92年重启的改革，正是因为“那件事”的影响，而将来自民间的利益诉求从权力的耳边轻易推开。而缺乏了民意的一维，也就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一个利益集团的成型和稳固；一个先天不足的市民社会；和人权普遍缺失的制度环境……这就是二十年来后极权社会的外貌特征。
而我关心的是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塑，应该说，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的建构，比起在物质方面要差许多。从“不争论”、“闷声发大财”这样的口号提出，就知道体制在回避有关意识形态方面，与极权时期的自相矛盾。实际上，在从极权到后极权转型的重要事件——“那件事情”，就无法纳入后极权的意识形态体系进行阐释。从极权到后极权的意识形态转型，需要体制给出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明显这套理论并没有被完善建立。于是，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必然，隔离开一个意识形态的空白区域。
有趣的却是在这里，在极权时代，体制千万百计地灌输意识形态；而在后极权时代，体制极力淡化意识形态影响。曾经在极权社会生活的人，早就希望那种意识形态的鼓吹离自己而去；而从后极权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也已经习惯了意识形态的隐蔽运作。除了体制意识形态专家，大概不会有人记得这段意识形态空白。常识来看，也许人们更愿意忘记体制的谎言。也许这是一件好事，遗忘，将意识形态的伤害降至最低——即使，看上去是这样。
但是，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感受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也许比自己以为的留下更深的痕迹。即使，这种影响，只是在与意识形态无关的领域呈现出来。
这就回到了我所怀疑的那句话“我应该所在的位置”。
在极权时代，这句话是有依据的，它是沿着本身的意识形态指向来完成自己的所指；而在后极权社会，已经不存在一个“应该所在的位置”，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它只是在我意识深处，发挥着所剩无几的副作用。
但是，“我应该所在的位置”，真的不存在了吗？
当然不！
意识形态并非终结，只是转型，只是转型到符合后极权社会的结构要求。在新的意识形态之下，体制，要重新控制人们的思想。
今天的体制，不会再以阶级来划分一个人的位置，今天的划分标准，比极权时代的最大不同就是隐秘。曾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身来判断自己的阶级以及命运的可能，划分标准是公开的；但是，今天，划分的标准成为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
就在我懵懂进入这个崭新世界的时候，这里的意识形态已经为我和许多人做完了归类。在曾经有个时候，我们憧憬一个未来，在那个未来，我们以“主人翁”自诩——即使，这是一个谎言。而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未来里，我们不是“主人翁”。
新的意识形态下，新的阶级正在与新的意识形态磨合。“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只是这一磨合过程中飞溅出来的观念碎片，它们暴露出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冰山一角，而很快，随着这一进程完结，留给人们质疑和思考的空间将越发狭窄。官民之间的矛盾，将在新意识形态的视野里得到解释和变形，这就是新极权社会意识形态在发挥对体制的保卫功能。
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新极权的体制变形，意识形态，却无不是权力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手段，而新极权的意识形态，与新极权体制本身的匹配越发吻合。新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逐渐显形，我们有意——更多的是无意——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默认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正是“我应该所在的位置”。
新阶级的分层要比极权时代的更为简单：有权者与无权者。在极权时代，计划经济下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是这一时期的阶级分水岭，而权力者通过特权所占有的优势资源和社会地位，又远远凌驾在城市和农村阶级之上。在新极权时代，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在缩小，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流动，在原城市和农村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做为独立的阶级，还是视作一个整体，其影响力和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都远远无法企及权力者阶级。应该说，有权者和无权者是当下新极权社会中的两个大阶级，而对这两个阶级内部的阶层划分，才是阶级衍生的子系。举个例子，直观来看，一个“白领”也许要比一个基层的公务员拿更高的薪水，但是，“白领”和公务员属于不同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两者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和命运。
当我踏着宿命的幻觉行走在云波诡谲的世间时，我是否意识到脚下的路就像地图一般清楚明白，我的每一步，无不契合在意识形态编织的无边网络之中，而在每一条线的尽头，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权力设置好的结局。人为什么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一直在好奇这件事情，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而对于自己的命运却知之甚少，为什么？我以为合理的解答就是，神，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人若知道自己的命运，就不再是人，就无法以人的思考和行动自诩。假如人们知道了自己的命运，知道了所有的起因和结果，那么，人们将失去希望——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希望的了。
权力，本身有着模仿神的欲望，尤其是极权。在极权者眼中，无权者仿佛蝼蚁草芥，因此，用一种制度编织百姓于尘世中的命运，就成为独裁者醉心经营的乌托邦蓝图。在极权时代，人们的命运织锦图，是高悬在伟人头像散发光芒的天空之上；而在新极权时代，命运的丝缕无声覆盖住生活黯淡的天幕。即使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听到，透过无边黑夜，意识形态的低语正徘徊在我们沉睡的耳畔。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洞悉了身在新极权社会中的命运，哪怕是在我们最最深远和隐秘的梦中，我们宁愿在清早醒来的黎明中彻底忘记我们梦见了什么。而实际上，我们忘不掉，我们假装忘掉，而噩梦，早已经蛰伏在我们意识的深处，在每一个黄昏时分如猫头鹰一般飞起，用尖喙和利爪撕破我们栖身的睡眠。我们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而被生命诅咒，我们已经失去了希望。我们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去向何方，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状态，和什么样的结局。
于是，一个最直接的局面正呈现在我们眼前：绝望。试想，我们知道了一切，却又无法改变这一切，除了绝望还能做什么？因此，在“我应该所在的位置”上，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在意识形态的向度上，这代表我对体制的认同，其意义大约与那位在橱窗张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蔬菜店老板相近，或许我青出于蓝，因为在新极权时代，人们甚至不必做出表态式的行为，意识形态的语法转换是在人们的意念中完成的，像一道没有雷声的闪电。关键在于，这是否就是我们惟一的命运？
当然不！
权力不是神，它不可能决定人们的命运，纵然有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纵然是无所不在的暴力与谎言、纵然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纵然是新阶级的形成和稳固……我们并非注定成为命运的奴隶，即使，我们的身份就是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奴隶，也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成为觉醒的奴隶，我们可以挣扎从意识形态的噩梦中醒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意识形态未曾染指的彼岸，在那里还留有我们最后也是最珍贵的凭借——对自由的向往。
权力可以禁锢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囹圄灵魂——就像两千年来的各式专制体制所做的那样；但是，权力却不能彻底扼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因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体制可以将一个人变成奴隶，却不能让一个人生为奴隶；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降生在一个奴隶制度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命运就是做一名奴隶；而在我看来，假如我们生于一个奴隶的社会中，反抗身为奴隶的命运，就是我们惟一的信义和心跳！心灵对于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推动我们走向自由和尊严。
自由诞生于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之中，意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主人翁，但这个未来，是与我们的努力有关的，是需要勇敢和付出才可以抵达的，在与你有关的未来，我们拥有共同的身份——公民。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从意识到这是一个最糟的世界开始的，要改变这一切，就让我们拒绝谎言，勇敢地生活在真实中！改变你自己，这世界，也会随之改变。
写于2012年2月10日至13日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