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伟:一个离科学圣殿那么近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71 次 更新时间:2024-04-13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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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得知萧功伟大哥(堂哥)于2011年2月在南昌逝世。心中感慨万千,总觉得一言难尽。

记得那是1973年,我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曾请假去大西北探望在敦煌的七哥萧默(功汉),然后再沿南方铁路线一路旅行到江西,我专门到江西分宜县下车,去看望大哥萧功伟。他正下放在那里的农村放羊,接受监督劳动。

我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小山丘的田边小路边,见到一个背着草帽,穿着十分破烂的人正在放牛。那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侧过身来看到我,说“是小秦吧”,我说,“大哥,我来看你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事先根本不知道我的到来,此时,他激动地拥抱我,满脸流泪。

在那几天里,他向我倾诉了自己的科学抱负与不幸命运。当他谈到自己对门捷列夫周期律的新见解时,正走在我的前方的田间小道上,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当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只想到了这一步,再下一步刚要迈出时,却突然转弯到那条路上去了,而我却向前走到这一步,于是我发现了费米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记得那几天我们两人躺在田野边的空草地上,他说,他那里下放了不少受监督改造处分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平反,他们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但是,只要一平反,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杀,前几天这里就有一个人跳了河。(注:林彪事件后,1973年后也有过“落实政策”工作)我听后觉得不可理解。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不到这一天他们就不甘心,但是等到了以后,又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以肯定,那么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与别人这样畅谈过,他太需要我这个弟弟在他身边听他倾述了,但我当时已经超假多日,再也不能不走了。

到了第三天,他一定要我多留一天,那怕半天也好,但我执意要走,他几乎有点近乎哀求我了,我在前面走,他一路跟在我后面,用带着哭泣的声音劝我留下来,须知他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

我仍然不愿意回头,现在想来,我的心也实在太硬了,这是我终生后悔的事。其实,即使再留半天也还是可以的呵。他一定在我走后难过了好多天,不得不重新适应他那个孤寂无望的环境。

他是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据他说,他那一届航空系毕业生总共只有七个人,本是天之骄子。

1949年到了台湾后,又得到美国史坦福大学研究生入学邀请信,他的女友还在贵阳,他为了爱情与报国之心,想方设法一定要回大陆来。

他告诉我,他在台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父亲在黄埔六期的结盟兄弟,当时的台湾的空军参谋长刘国运。他说,刘问他,是不是就不要回大陆了,就在台湾给他找个女朋友,成个家,更何况已经得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邀请信,前途无限得很。

但他说,他离不开大陆的家,离不开他还在贵阳的女友,这位刘长官看在父亲的面上,决定帮助功伟大哥一把,他要大哥通知贵阳的女友,从收到信那时开始,在大学宿舍里一步也不要出去,因为随时会有一部吉普车开来接她去贵阳机场,然后从贵阳飞到台北。

然而,命运在此时开了一个玩笑。当机场小车开到大学女生宿舍时时,他的女友正好不在。飞机当然不可能等她,于是他失去了在台北见到女友的机会。

大哥说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无法离开她,于是决意一定要回大陆。这位刘将军看在父亲的情份上,再次帮助了他,设法为他与我的另一个堂哥萧牧,弄到两张从台北直飞贵阳的机票。

据他说,这是台湾到大陆的最后一架飞机,他终于回到了大陆。此后几天,贵阳就解放了,从此台湾与大陆,祖国的这两地分隔成两个世界。

没有想到回到大陆后却是吃苦头的开始。一回来,女友就与他划清界线,与他分手了。

因为他是乘最后一架飞机回大陆的,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身分,他作为有严重嫌疑者,从东北航空工厂调到江西南昌航校,六十年代初又只能在职工业余大学教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只能业余从事金属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不幸的是,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江西分宜县的农村监督劳动,他从江西写给上海亲人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乐观,他的坚强意志,令人不得不钦佩。

他一定要等到平反那一天,文革中他多次来上海再转到北京去告状,在那一大包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他多年来研究金属物理的尚没有发表的论文。他告诉北京信访站的接待人员,他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工业与超赶国际先进科学水平是多么重要。

每次他来上海,我都与他谈得很深,帮他出主意,常常通宵达旦。每次上北京告状,我都送他在上海北站上火车。我永远不会忘记临别时他那深沉的眼睛。

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平反了,他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还当上了江西科学分院的副院长。工作没多久,却患了精神郁忧症与分裂症,也许支撑他精神的东西与生命元气,已经被苦难提前耗尽了,他的病二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真正好过。也许他给我谈到的那些平反后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应验了。

人们会百思不解,当命运开始根本转折时,他为什么会倒下,也许,科学就是他的宗教,他在常人难以坚持的极度艰难岁月中能乐观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这个宗教般的目标追求支撑着他,当他意识到这个殿堂离他远来越远,他的生命的支柱就断裂了。

他本人的经历、气质、才能,与杨振宁、李政道相近,本可能成为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一流科学家的。他有十分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有一种对科学的如痴如迷的热爱。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充满智慧与活力。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为了纪念我们逝世的爷爷,他就写了一本古体诗集《春风时雨集》。他甚至还能背诵数以百计的唐诗。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直是他最喜欢的诗句。

这样优秀的有真性情的人,不但中国,就是世界上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一个杰出科学家在极左时代的不幸命运与苦难,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值得我们活着的人与后人去品读与追念。

如果不写下这些,也许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却又如同宇宙中的流星一样,离得越来越远的人,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真正有追求精神的科学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的唐吉柯德。

 

本文原载于萧功秦《热爱生命:学术人生随想录》,本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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