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接续断裂空前繁荣追求深化——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2 次 更新时间:2011-02-09 23: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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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摘要】回眸1978年至今天中国新时期30年的学术发展,可以大致地描述出其整体的发展轨迹表现为三个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大致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段,中国学术发展在此前的“文革”期间实际已发生了断裂,所以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总体特点主要表现为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十分活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地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出现了全面繁荣和硕果累累的景象,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研究明显地表现出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突出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天,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这一时段除继续具有第二时段的特点外,又具有了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等新的重要特点。联系起来看,如果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关键词可以说主要是“数量”、“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时段的关键词则可以说主要是“质量”、“深度”、“厚重”。

  【关键词】新时期学术发展 ; 三个时段 ; 接续断裂; 全面繁荣 ; 追求深化

  【作者简介】余三定(1956-)男,湖南岳阳人,《云梦学刊》主编,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研究。

  

  回眸1978年至今天中国新时期30年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极为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但我们透过其纷繁变化的外观,可以大致地描述出其整体的发展轨迹表现为三个时段,那就是:从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繁荣、硕果累累,再到追求深化、反对浮华。

  

  第一时段:接续断裂,学术研究全面复苏

  

  要对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做出初步的观察、分析,必须将其放在与“文革”的比较中来进行。“文革”期间,中国的学者没有独立的地位,被迫丧失了自我,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仆从,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中国学术发展在“文革”期间实际已发生了断裂,“文革”期间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就是从接续断裂开始的。

  1978年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起点。这一年,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基础。其带给学术界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学术回归自身,学者回归自我,被“文革”“断裂”了的中国学术开始被接续起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由此带来在学术研究风气上,由跟风套话向实事求是的学术求真转变。此后,中国学者开始反对“引经据典”的空洞说教,开始反对被迫和被动跟从政治的“注经”式研究,学者们开始强调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研究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学者的天职在于独立思考、探求真理,学术的生命在于发现规律、追求真理。学界不仅开始对纯学术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且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研究对象,也开始了真正学术的、学理层面的研究。如著名党史学者胡华就在1978年秋大胆提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

  纯粹的学术机构、组织不断建立,学术研究园地较快恢复并扩大,是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接续断裂的又一突出表现。“文革”期间绝大部分学术机构已不作学术研究;绝大部分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少部分保留或在中途复刊的“学术刊物”已经被迫成为了政治刊物。1977年下半年,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并由此开启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省社会科学院的相继组建。这些纯粹学术研究机构的组建,使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具有了不同于行政干部、政工干部、宣传干部的独特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高校系统也是同样情况,1979年教育部首次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文科科研处。到1979年底,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309个。学术研究园地的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原有的刊物从浓烈的政治色彩回归到学术刊物的本位,如“文革”后期复刊的《历史研究》,复刊之初很像一个政治性刊物,不但发表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转载当时“两报一刊”的重要政治文章和社论,进入70年代末期以后,学术本色才渐渐取代了政治色彩。“文革”后期复刊和开办的若干大学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文革”后期发表过不少“批孔”文章)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途程。另一方面表现在新的学术研究园地的大量开辟。如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继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及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等各省级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下属研究机构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从1978年起相继复刊。以学术理论见长的《光明日报》回归本色,在70年代末期相继创办了《史学》、《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术专刊。

  学科结构的大力扩展、调整,若干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新时期学术接续断裂的第三个突出表现。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间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取消的学科得到重新恢复,并迅速发展。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重建;1981年7月,中国法学学会恢复成立。二是一段时间占据“显学”地位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回归本位,而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应用性学科愈来愈受重视。如管理学,此前我国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下的管理研究,70年代末期才开始真正的管理学研究,若干高校从1978年、1979年开始招收管理学专业的学生,1984年开始在几所重点大学成立管理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三是一些大的学科门类内部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法学内部,除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中国法律史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分别成立于1979年和1980年)等等外,还产生了为数不少的部门法学。

  海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是中国新时期学术接续断裂的第四个突出表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半隔绝状态,到“文革”期间则几乎处在完全隔绝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才出现了海外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以哲学界为例,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由最初迅速恢复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如1981年在北京先后隆重举行了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大会),到“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可谓令人目不暇接。在美学界,美学学者李泽厚在198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上呼吁: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接着,他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与此同时,陆梅林、程代熙主编的“外国文艺理论资料丛书”和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也陆续出版。在研究方法方面,大致在1983年前后开始,学界大量引入西方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其中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尤为显著。198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1984年曾被一些学者称为“方法年”。这一时期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还有一重要收获,就是对“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方法被教条化、被歪曲使用的深入反省与反思。学者们肯定,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与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其他研究方法。如1983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肯定整理、考订、鉴别等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由上可以见出,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大致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段。在这一时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为学术接续断裂具备了根本性的前提和基础,提供了所需要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学术研究园地的不断恢复和扩大,则将学术接续断裂的前提和基础变成了实绩,将学术复苏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将动力变为了实际行动;学科结构的大力调整、若干新学科的建立,海外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则是学术全面复苏的具体表现和有力支撑。概而言之,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总体特点主要表现为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十分活跃。

  

  第二时段:空前繁荣,学术成就硕果累累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地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如前所述,前一个时段的特点重在接续、复苏,虽然学术十分活跃,但相对于整个30年来说,主要是一个起点阶段,或者说是一个“蓄势”阶段,因此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的全面繁荣和硕果累累则主要是在第二个时段,或者说是从第二时段开始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把改革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学者们的思想更趋解放;中国学术界有了前一时段的积累、“蓄势”,又有了这一新的动力,于是出现了日益活跃、空前繁荣的景象。此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上述不断地给中国学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地推动中国学术持续保持日益繁荣,不断地结出硕果。

  这一时段,各个学科不断取得重大的学术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科学体系的阶段,也是学术界开始从各个领域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研究。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学术界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界,还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的问题、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我们如何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坚持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现实精神。时代的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中国学术界作出回答和解析,作出烛照和洞察;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前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时代命题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哲学学科尤为是面向时代方面的典型代表。哲学学科除继续探讨“哲学”本身的纯学理内容外,还特别重视对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等都曾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与此同时,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如“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生命哲学”等等“专门化哲学”也在这时开始兴起。

  这一时段各学术机构很重视学术人才的培养,学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成效显著。先看社会科学院系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和《在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都先后专门讲到“选拔人才”、“抓好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教育和提高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1997年建院20周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院有科研业务人员3000多人,拥有高级专业职称的科研人员1500多人,其中有相当一批在学术界享有盛名。全院有61名学者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有博士生导师280多人、硕士生导师600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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