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知青的最后辉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2 次 更新时间:2010-10-08 21: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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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2010年4月13日,在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举行了“2009年度十大精英评选”颁奖典礼。国内媒体似乎没有对此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我印象中《南方周末》只是在二十多天后才以广告形式刊出了一张参加者的合影,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题目:《知行天下,岁月如歌》。当天揭晓的 “2009年度十大精英”名单是:宗庆后、秦晖、马原、姜昆、马蔚华、吴思、徐纯中、马未都、陈丹青、刘永好,“特别致敬奖”授予了樊建川。

  

  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活动,从所选择的人物身份可以发现,大体代表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特证,一是知青,二是平民。如果要说代表性,这个选择出的名单,以知青为主,这也非常自然,在如今这个年龄段中,如果没有知青身份,而要在中国社会中有所成就也很不容易。这个选择有思想史意义,也有社会学意义。就社会影响来说,这个名单的代表性相当强,它是一个偏重思想文化的选择,比如秦晖、吴思以学者身份当选,他们的学术影响了近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想。秦晖和吴思虽有公职,但基本是体制的边缘人物,并不受体制的青睐。马原、马未都、姜昆、陈丹青、徐纯中在文学艺术界中也有大影响,其它如宗庆后、刘永好、马蔚华就是企业家了,而这几位企业家中,似乎也只有招生银行的马蔚华有一点公家的色彩,因为简单常识告诉人们,国企不可能有企业家,因为垄断无管理。

  

  从自然年龄,常常可以判断社会成员的基本素养和思想,成才与时代条件相合是基本常态,也就是说,好社会成才容易,坏社会成才难,社会的好坏当然不可一概而论,或者可以见仁见智,不过能保证个人的一般自由是基本条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如果我们从十九世纪末算起,每隔十年左右计为一个时段,可以发现,代近以来中国社会人才出现的曲线是下降的,如果以1881年鲁迅出生算起,上升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即开始下降,简单说,就是1930年后出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很难在他们所选择的专业领域做出大的贡献,因为时代不再提供适于他们生长的条件,当然这是以中国大陆为限。就以1930年出生为界,他们在1949年是高中年龄,以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也是思想改造后的大学,思想高度统一的大学。近来流行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1949年后的六十年间,中国没有多出现创新人才,其实也恰好与这个自然年龄的曲线相合,说简单了,就是1930年后出生的人中间不再出现伟大的人物。原因就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没有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基本条件。这个曲线,我个人以为到1970年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才开始发生改变,但这也主要取决于这个时代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成员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自由条件。

  

  在“2009年度十大精英”名单中,年龄最大,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和年龄最小,1957年出生的吴思,基本都在“中国大陆1930年曲线”的最坏点上,能有今天的成就确实相当不易。

  

  一个基本事实是这十大精英在如此恶劣的成长环境中尚能成就一番事业,说明他们的秉赋相当优秀,个人勤奋也异常突出。但我们也要注意,这十大精英中以文学艺术和企业家为主,没有科学家,甚至没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这个特点说明了他们成长阶段的教育有严重缺陷,事实上这十大精英中,基本不具备完整学历倒是一个明显现象,因为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和企业活动,多数依赖阅历、机遇和先天的秉赋,对于系统训练显得不那么绝对重要,而科学活动却与系统和完整的训练更密切相关,这也自然造成了知青一代中,文学艺术、人文学术人才多而科学家少或者无的现象。知青一代,其实是比较没有知识的一代,这不是他们个人原因造成的,是时代的选择的结局,时代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个人前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现在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核心动力是缓解将要到来的就业压力,以政治运动形式解决常态社会中将要出现的就业压力是极权体制自然的选择。按常理说,青年到实践中锻炼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选择,其实是最大的误人子弟,因为把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学生放到乡村去,这一行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公民受教育的权利,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当保障外,还应当有自由选择更高教育的权利。另外我们观察这一时段的历史时还要注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基本与中国大学停办是重合的,大学是常态社会吸纳青年的一个主要场所,而大学停办期间(1966——1977年)的青年出路,必然成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虽然1973年前后,大学恢复了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在数量上非常有限,根本消化不了适龄的青年学生,选择把他们放到农村去,其实是一个国家最愚蠢的决策,也是对国家民族前途最不负责任的选择。

  

  知青运动中一个比较令社会成员感觉还公正的地方,是当时有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也参预了这一运动,虽然在事实上高干子弟无论在中国何处都有可能获得远比其它社会成员多的有利条件,但这一运动本身毕竟让他们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为他们后来从政时对社会保持关切还具有真实生活体验。当这些红色贵族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要成员时,知青生活的经历有可能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发挥正面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度十大精英评选中,我个人以为还应当再加进来一个官员的比例,因为在事实上,现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知青比例很高,比如习近平、薄熙来、李克强等,都曾有过知青经历,这个经历如何影响他们的从政生涯,当然非常复杂,但知青中的政治精英有可能迎来他们的辉煌时代,而在一般的社会行业中,知青已经基本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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