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费菲: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透析兼谈社会互构论的理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0 次 更新时间:2010-10-08 12: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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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费菲   [i]  

  

  摘 要: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整合再现其一贯的困境。为了更加深入地反思与梳理这一困境的根源与症结,本文作出三点透析,即“消解”的误区、抽象的二元以及空洞的起点。总的来说,自古典时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决定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调与走向,具有绝对意义的自由信条不仅为理论的发展自我设限,从而导致抽象的二元对立以及形而上学的自我循环,并且化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起点,持续地导致理论根本上的匮乏与无力。当代的“消解”逆动客观上又再现同样的逻辑及刷新固有的对立。真正的超越之途,从根本上说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也就是回到现实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本身。对于限于困境中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而言,回到事情本身,首要的就是卸下虚假的意识形态价值预设与信条,使丰富立体的“个人与社会”及其生动的关系过程,真正映入其原本蒙蔽了的视野,二元困境也才能随之得到破解。这也正是“社会互构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理论整合、二元对立、行动、结构、建构论、行动论范式

  

  引 言

  

  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整合可谓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同时,似乎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有鉴于曾经辉煌多时后却受到众多批判的帕森斯式宏大理论的遭遇,又置身于后现代话语的解构舆论氛围之下,对于当代西方诸多社会学理论家来说,整合与建构统一体系的抱负,似乎已嬗变为一种欲图打破和超越被称为“毒瘤般主张”的二元论教条的决心。从当代理论整合的各种尝试来看,我们可见比较著名的有,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论,布迪厄的关系主义和场域-惯习理论,埃利亚斯历史还原的进程性研究,等等。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成果皆包含着丰富的创见与启发性。尤其是,一种辩证化的理论观点共识较之先前的各执一词显示出当代所取得的某种进步。

  但是,它们的理论纰漏随之不断显露,批评质疑也不在少数。大体上说,不仅有诸如二元之间的循环论证 [ii],概念的含糊不清与模棱两可,理论阐释的矛盾与片面,理论与经验结论的不一致等的普遍批评与共同问题,最为关键同时也为理论成败之所系的一点在于,在批评人士看来,由建构论传统出发的吉登斯的整合根本上依旧是建构立场与行动理论的延续,而立足结构主义传统的布迪厄的理论客观上还是结构决定论观点的印证。显然,形式上的某种创新与权宜之计仍旧未改二元对立的基本格局。可以说,无论是理论上的宏大建构,还是概念上的超越二元,皆反复再现着一种“奇怪的西方世界的困境 [iii]”。

  笔者以为,对于这种困境的更加深入彻底的反思、质疑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在当前尚且较为欠缺的意义上说,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理论的重建。本文即是着眼于此,针对这种困境的症结与根源,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透析,初步提出几点看法。并且,以西方式理论困境为鉴,阐发作为本土化理论探索成果之一的社会互构论所具有的根本性理论革新意义。

  

  一、“消解”的误区

  

  就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的多种尝试而言,可以说,普遍陷入了一种消解的误区 [iv]。这里所谓“消解”既是指,企图通过消解矛盾的二元结构本身来达到化解和消除矛盾对立的理论策略,同时,也是指一种企图消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形式的矛盾这种理论目的本身。在当代诸多理论家看来,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着的涉及多个层面以及多种表达的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持续人为的二元分裂,因而是应该破除的理论教条。致力于打破与弥合这种二元对立及裂痕成了一种共同的理论取向。

  事实上,若仔细审视西方社会学中存在的理论对立与分裂,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性质的二元对立:一种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的二元结构及矛盾在观念上的反映与概念上的表达,比如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等;另一种则是对这种二元矛盾的不同认识和原则主张反映在特定观点上的对立,比如行动建构论或建构主义与社会决定论或结构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等。客观地说,当代的理论家们真正所需要和希望消解的是一种以结构决定论与行动建构论为核心及代表的两类观点的对立,但从实际上看,他们的目标与策略却是从理论上消解客观存在的二元矛盾本身以及矛盾关系中的对立性之维度。从诸多的观点声称中,我们可以发现,消解论调比比皆是,所有的二元形式的概念似乎成了理论家们无所不在的敌人,他们只想击碎这些被认为是人为制造的假象 [v]。

  就当代理论家采取的消解策略来说,多是着力于对核心概念的重新解释或说将概念辩证化。比如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结构概念的重新解释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吉登斯对结构作了至少三种意义的解释:

  其一是作为一种系统特征。针对以往的结构观——吉登斯归纳出作为社会关系模式的功能主义的结构观和结构主义的本质性观念的结构观——提出,结构只不过是系统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一些“结构性特征”而已。也就是说,根本并不存在“结构”这种东西。因此取消了原本构成对立关系的一方,从而对立也自然难以成立。

  其二是作为行动的规则和资源。吉登斯对结构也作了如下界定:“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 [vi]”其中,规则也被从积极意义上加以说明,即结构是行动所依赖和利用的规则,同时行动也不断再生产或改变规则。如果说,第一种解释消解了结构的存在,那么,第二种解释又消解了结构所具有的制约性 [vii]。

  其三是作为行动的意外后果。吉登斯区分了三种意外后果,其中作为多数人复合行动造成的结果最为接近结构的意义。

  不能否认,吉登斯的结构观具有合理性和启发性的一面,但矛盾也显而易见。根据吉登斯的解释,一方面结构不存在;另一方面,结构又是行动所需要、又为行动所造成的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会如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吉登斯的出发点是,既要消解构成矛盾的结构同时又要论证结构是行动的产物这一建构主义的基本公理。显然,没有结构这一方的存在,行动的建构也成了无的放矢。特别是,即便是将结构概念替换成了行动的规则与资源,也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所谓行动的规则与资源作为区别于行动的另种存在仍旧是没有并且有待解释的对象 [viii]。实际上,行动如何建构了结构或说秩序怎样形成的问题始终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课题与发展动力。以承认二元存在为前提的理论建构和以消解二元对立为目标的理论策略即是内在地相互矛盾的。这势必会导致新的理论整合再度流于失败。

  如果说吉登斯整合的结果仍旧是建构论观点的再次论证,布迪厄的整合则带有结构主义的鲜明色彩。布迪厄从结构主义传统出发主要进行了三条路径的整合。

  其一是关系论对二元的取消。表面上看,布迪厄的关系主义立场和方法似乎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以此区别于或说规避了个人与社会或主观与客观之间非彼即彼的选择性对立。然而,这里的“关系”正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概念,几乎是结构的另一种表达 [ix]。

  与吉登斯将二元化约为行动相类似的,布迪厄将二元乃至整个现实都解释为关系。这一解释本身既有取消两极之意义,同时也成为结构向行动渗透的象征。这也就是路径之二,即最终还要回到对二元之间关系的理论建构上来。对于二元的表达,布迪厄提出惯习和场域这一对新概念 [x]。概念的创制与辩证化解释也是布迪厄糅合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主要策略。根据解释,这对概念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皆是兼具结构与建构两面性的,也可以说是亦此亦彼的。(也揭示了二元之间相互型塑的过程。)

  其三就是提出实践的逻辑,即以现实的混一或总体性来取消理念上人为的各种虚假对立与抽象分割。可见,消解二元的目的策略和围绕二元关系的建构也是同样存在于布迪厄理论整合中的内在矛盾。并且,布迪厄精心设计的整合概念场与实际运作最终也“无意间”再现了结构决定论的情景。毕竟,在他看来,现实的都是关系的,包括初级和次级的所谓双重结构 [xi]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作为建构之唯一的能动性来源的惯习也同样是结构化的产物。总之,不是消解的策略毁了建构的成效,就是建构的作为拆了消解的台。

  就消解的策略来说,埃利亚斯没有“鼓捣概念”,而主要是以动态的社会进程分析与历史的还原来论证其主张的个体与社会此二元之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观点。

  我们看到,上述理论家对于二元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与研究的确是带来了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但客观地看,消解的误区最真实的处境与表征是,通过对二元的实际关系的考察与建构来论证其实并不存在二元的消解论观点,或是反向为之。他们所以陷入消解的误区,一方面,既是对二元对立与分裂的长期反复困扰的一种逆反,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只见二元对立走向完全抹煞二元及其对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他们的“非此即彼”的非辩证思维,源于不懂得矛盾的客观性以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之全貌。虽然,表面上看来,当代整合理论都表现出显著的辩证性色彩,甚至也揭示了辩证关系中相互联系与转化的一面,然而,实际上,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折中论,是对立思潮之间表面妥协的结果。真正的辩证关系是认识到二者之间既区别又联系、既有对立也有统一的全面事实。它表明了种种理论“消解”企图的非现实性。

  

  二、抽象的二元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理论的探讨与建构总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尤其显著地表现出这一问题线索的贯穿及推动意义。从实际表现来看,除了鲜见直接使用个人与社会这对概念外,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的表达形式其实是十分多样的 [xii]。其中,行动与结构或行动与系统是被较多沿用的表达。此外,还有自由与秩序、能动与制约、意义与支配、身体与权力、惯习与场域等等。

  表达虽然多种多样,但在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实质,即个体自由与社会制约的矛盾对立。也就是说,行动及类似概念实是被用来象征个体自由,而结构或系统及其他类似概念则代表着社会制约。相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表达而言,可以说,行动与结构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表达则是一对抽象的二元及二元对立。所以说是抽象的,一方面是就概念本身而言。以行动与结构这对概念来说,行动就是对个人的抽象,而结构则是对社会的抽象化表达。并且,更进一步的,前者还被作为自由或能动性的象征,后者也相应的是作为一种制约力量的代称。另一方面,这类的概念所表达的二元对立也是抽象的,也即是一种片面绝对的对立。行动与结构所代表的自由与制约就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这种绝对的对立实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片面抽取,只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兼具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维度而已。事实上,个人与社会及其关系是现实的具体的,在现实的个人与抽象的行动及自由,具体的社会与抽象的结构及制约之间是不能简单加以化约和等同的。这种抽象和化约不仅造成极端的对立,也将社会学理论导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循环。

  行动与结构所象征的这样一种抽象的对立,很大程度上即导源于一种主张个体自由的基本信条。正是这一信条的某种近乎绝对的意义使得结构制约的客观存在成为一种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事实,同时也成为了某种自由使命所内含的有待理论加以解决的课题,从而也就造就了这样一对难解的冤家。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始终布满的二元张力中有个相对主导且一贯的基调,即不容动摇的个体自由。某种角度来说,围绕着二元关系问题展开的诸多理论建构与整合客观上看就是对这种个体自由信条的理论论证与辩护的过程。这个自由信条,简单的说,就是认为个体是依凭自由意志行动的,社会就是个体自由行动建构的结果。从这种特定的理论传统与阵营中,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到这样一种信条所具有的绝对意义。

  从正面来说,首先,承认个体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当然的前提和基本的立场。对于秩序的解释只能是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进行演绎。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个体自由意志代言的行动也通常就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其次,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主要的不是秩序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而在于,秩序究竟是个体怎样自由建构而成的。因而也不难理解,何以诸多的理论对象征着自由的行动及其理性的内在精神进行种种浓墨重彩又细致入微的描绘。再者,也格外重要的是,从个体到秩序的演绎过程中,对自由意志的贯彻也要始终如一。相比前两者而言,做到这一点似乎要困难的多。正如二元困境所显现的那样,在迈向秩序系统一极时,如果不背离个体行动,就只能继续停留在个体行动或互动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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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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