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一个人的书，渐渐会发展成“包打听”，希望了解他一整个人，事无巨细，都想去“钩沉索隐”一番，希望看出别人没注意的蛛丝马迹来。想要了解钱氏父子的关系，就是受了这种心理的勾引。
话要从头说。因为父亲太过严厉，幼时的钱锺书难免和父亲有些隔膜。伯父去世后，钱锺书基本上由父亲抚养教育，可他和钱基博还是亲近不起来。上东林小学时，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钱钟书没钱买，却也从不去向父亲要。后来杨绛回忆道：“我问锺书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候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他也不说。”（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43页）对一个动不动就动手的父亲，一个儿子最容易产生的情感当然只是“敬畏”，只是“怕”。
但不可否认，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学术上，钱基博对钱锺书的影响都很大，在学术方面，钱锺书也“吃水不忘挖井人”，对父亲早年的教育心怀感激。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王水照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提到：“杨绛先生也说过，他父亲和钱先生在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常用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说些俏皮话，相与笑乐。”（《〈对话〉的余思》，《不一样的记忆》，第246页）
在性格上，父子俩也有很多相似性。提起钱锺书的“痴气”，杨绛这样写道：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无着无落”（“着三不着两”的意思——我不知道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钱锺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将饮茶》，第135页）
不仅是“憨”、“痴”相承，钱锺书的孤高和耿介也是其来有自，只不过比钱基博更多了一种睿智和幽默。
俗话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在严父的耳提面命之下成长起来的钱钟书，当然也算得一个孝子。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说，钱锺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锺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这绝不是妻子为丈夫说好话，有例为证。1939年，钱基博任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身体老病，这年冬天，“为了照顾老父的健康，钟书辞却昆明西南联大的教席，跋涉数千里，也来师院任教，组建英语系，留居蓝田共两个年头。”（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吴忠匡是钱基博的学生和助教，和钱锺书情意甚笃，他的回忆应属可信。1957年1、2月间，钱基博病重，钱钟书又特地从北京赶往武汉照顾，当时钱基博已届古稀，钱锺书也已47岁。当年6月因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就是这一年，钱基博因患食道癌不治，溘然辞世。（刘桂秋《钱基博简明年谱》）这两件事说明，钱钟书对父亲的确是“很尊重”，也“很怜惜”的。
但另一方面，钱钟书对父亲又并不完全“买帐”，在学问上尤其如此。在杨绛的回忆里，曾说到钱基博小时候比较笨，所以才请了一个严厉的堂兄管教，并遭痛打终于“开窍”云云。不用说，这段回忆一定是从钱锺书那听来的。而钱锺书对于钱基博，也的确是有过类似的“腹诽”，据另一位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说：
“钱基博擅长古文，他是古文家，他也喜欢评论谁的古文好，谁的古文不好，他就对唐文治的古文有微词。但是他不懂外文，不会做诗。锺书先生擅长诗词，脾气有点倔强，对他父亲不买帐，他曾经说过钱基博比较笨，这也是真实话，钱基博是个扎实的人。……”（卜志君《高山流水话知音——钱仲联谈钱锺书》，《不一样的记忆》，第40页。）
看钱仲联的语气，应该是从钱锺书那里听来的，联系杨绛的回忆，可知所言不虚。大概钱锺书羽翼丰满之后，对父亲的学问和见识有了自己的判断，以为自己已经“青胜于蓝”。
这种“不买帐”的佐证大部分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关。邹文海《忆钱锺书》一文中说：“以锺书之才，应该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他的老太爷基博先生写过中国文学及中国近代文学史，但基博先生观点很偏，而且有很深的词章家的习气，我们平时因喜月旦，对前辈每有所不足，就是对父执亦常有苛求，这是我劝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动机。”（《不一样的记忆》，第82页）可想而知，“对父执亦常有苛求”的一定是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的钱钟书。
无独有偶。钱锺书的同乡许景渊也说：“钱基博用《史记》笔法的古文写了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锺书认为很荒谬，全世界的文学史都没有这样写法的。”（沉冰《琐忆钱锺书先生——许景渊（劳陇）先生访谈录》，《不一样的记忆》，第8页）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否荒谬，我们姑且不论，钱钟书对父亲这部书有保留意见看来是没问题的。
直到1970年代，钱锺书在河南明港干校“改造”期间，仍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表露过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某些看法的不满。比如钱基博对章士钊的评价，钱锺书就颇不以为然。吴忠匡的《记钱钟书先生》一文写道：
“章行严（章士钊——引者注）先生的寓所和中书旧寓处不过一巷之隔，章先生给钱老先生信，问起中书，老先生写信命中书去访候章先生，中书也没有照办。后来，他看到章氏的《柳文指要》，从河南明港干校给我信说：‘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弟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章亦居之勿疑。’假如‘当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后悔。’”（《不一样的记忆》，第141页）
钱基博是怎样评价章士钊的呢？查《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新文学》部分章士钊一章，有这么一段：“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不啻英伦之艾狄生焉。”钱基博对章士钊的评价发端于胡适。胡适1922年曾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一篇约五万字的文章《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章士钊的长处是“文法严谨，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严谨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和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云云，但胡适站在白话文学立场上对章士钊的批判，作为古文家的钱基博则置之不论。
钱锺书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以为“未入流品”，胡适和父亲都未免“推重失实”，这是出于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而非年轻时的“对父执亦常有苛求”。
上个世纪末，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后来杨绛专门写了一篇《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以为辟谣。杨绛女士爱夫心切，总想曲意回护，其情可感，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句话极像是年少气盛的钱锺书的口吻。连父亲都可以说“笨”的人，说说老师的“坏话”岂不是顺理成章？有道是瑕不掩瑜，这样无伤大雅的掌故当不会影响到钱锺书的人品吧。
正如钱锺书晚年对吴宓深感愧疚（因其曾早年曾在一篇文章里对吴宓有调侃之辞），曾写信向吴宓之女吴学昭女士表示道歉，钱钟书后来对父亲的评价也渐趋缓和。据孔芳卿回忆，1979年10月11日下午，钱钟书在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他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有人开玩笑地问他：怎样评价他父亲钱基博氏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钟书自嘲地轻笑说：不肖！不肖！然后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先生跟着庄重而惋惜地补充说：父亲其实还有许多未刊的遗稿，包括日记、文集等等。因为晚年与幼女同住，所以稿本多存于武汉师大女婿的家里，文革时期被红卫兵们统统烧了！”（参《钱钟书京都座谈记》，《不一样的记忆》，第224页）
这一段描述是经现场翻译随手记下，与当时情景或有出入，但“不肖！不肖！”二语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写真。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也写道：
爹爹对锺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锺书无大补益。锺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锺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
物理学术语云：“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看来钱氏父子在学术上的分歧并非“单行道”，而是有来有往，“互不买帐”。但杨绛说钱基博的训诫对钱锺书“无大裨益”，则未免有些“数典忘祖”，就是起钱锺书于地下，怕是也不会同意吧。
古人每把“贤”与“不肖”对立并举，“不肖”在某种程度上约等于“不贤”。《论语·学而》云：“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常把没有继承父亲美德的儿子斥为“不肖之子”。但“不孝”和“不肖”其实尚有不同。钱锺书自言“不肖”乃父，场面上讲是一种谦辞，内里却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确认”。他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好”，是表明自己恪尽了孝道。而说“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赞同的”，则是委婉地宣布自己的“不肖”。但他显然不以“不肖”为过，而是表露了充分的自信。西哲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钱锺书的“孝而不肖”，庶几得之！
伟大的儿子不必尽“肖”其父。而太像父亲的儿子，或多或少，“透支”了一些自身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