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 “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八·二Ｏ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一九六七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十二）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六十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一九六三年八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一九六四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一九六八年三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三十九岁；一九七Ｏ年三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此处有删节）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十三）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二十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四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一次是八月二十二日，中间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八月四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二十三天里发生的大情小事，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老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微微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老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八月十八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八月二十二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八月四日周的博闻强记，到八月十八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八月二十二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十四）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三三二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此处有删节）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十五）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的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也学起了江青，声调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付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其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也许只有具备了像芦笛那样的“毒眼”，才能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全身加了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串联回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我在心里让那个妖精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再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
（十六）莫扎特和入党谈话
莫扎特的音乐和入党谈话，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是我清华岁月里的一段和谐的乐章，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一段往事。
六六年一月，我在清华加入过共产党，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当时罗征启是清华党委宣传部付部长，蒋南翔校长的主要笔杆，分管校刊《新清华》和文艺社团。印甫盛是自七的学生，政治辅导员，文艺社团的支部书记。他们都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即清华从本校学生中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罗征启1957年毕业自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时代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也当过政治辅导员。
我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和胡锦涛相比，虽说都是清华园里的出类拔萃之辈，但论视野和知识面的开阔，胡不如罗征启；论魄力和敢于承担，胡不如印甫盛；但要论“听话”的程度，他们俩就都不如胡了。同他们初次见面的印象，老罗是英气逼人；老印是霸气凌人；胡则是诚恳待人。
老印来自江苏如皋的一个贫农家庭，有一个叔叔是烈士。他在高中时就入了党，后来还当了刘宁一的女婿，可算是响当当的“根正苗红”。老印极聪明，也极有能力。按说，他在共产党体系里应该有极好的前途。但他的仕途并不很顺，究其原因，就是他并不是很“听话”。我到文艺社团当集中队员不久，就领教了他内心深处的桀骜不驯。那是六五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文艺社团的老资料里看到一则五八年的旧闻：去上海巡回演出。我唉了一声：“什么时候我们还再去上海啊？”他回了一句，可说是石破天惊：“不可能了。那个年代，都在发高烧。”
把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说成是“发高烧”，我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言论。对此我也有一些模糊的认同，但不敢说。而老印讲得如此清楚明白，其胆识不由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这辈子交的朋友不多，但交上了，就是终身之交、生死之交。和老罗，可说一生都亦师亦友；和老印，则一辈子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我大概算不上那种“积极分子”，因为到要发展我为党员的前一天，我都在状况外。六六年初的那个寒假，我已买了火车票要回上海。临回家前一天，李桂，文艺社团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才来同我商量：“阿南，能不能晚几天回去？”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有点不识相：“不行，我车票都买了。”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明天下午四点左右的春运加班车。结果支部大会就在第二天上午召开，我带着行李到会场，会后就直奔火车站。到会上，才知道我的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反正那时候一切都由党安排，听话就是了。那天，被讨论的还有舞台美术组的曲从钰，就是那个黑而胖的“曲曼丽”。
回校后，老印告诉我总支已批准了我的入党，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党员谈一次话，由老罗来谈。约好了去老罗在荷花池的宿舍。行前，我心里有点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还有点忐忑，因为当时我和老罗并不是很熟。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的乱。那时候的宿舍，连厨房都没有，走廊里堆满了做饭的炉子和杂物。进了门，他招呼我坐下。我那坐姿，大概相当于李登辉初见蒋经国的水平。他看到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扎特？”
我哑然。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我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扎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叠叠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扎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怡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自然是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我也有幸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死保你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绝没有好下场！”宣传部的小张藉批斗老罗的机会给他通风报信：“你毒害青年，到现在万润南都在死保你！”
写过“屁声像山炮那么响”的边国政，也很自然地成为造反派。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宿舍，也能友好相处。有一天，他向我展示从老罗那里抄家抄来的几本印刷得及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著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政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过了几天，趁他不在宿舍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模黑给罗政启送去。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还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
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老边的奶酪让我动了一下，还没有让他发觉。他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十七）“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是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我总记得一句圣训：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所以当宾雁先生刚走，就有自称是朋友的人出来苛责先生，我心里很是不忿，想了四句骂人的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斟酌再三，还是骂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过这种不明白的时候，于是把这四句话加在自己头上。我想骂自己总可以吧？对方非但看不懂，还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丧，就把对方的文章贴到这个网上，希望听到几句公道话，但没什么人理这个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决心从此再也不理那个人，那个人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像某个人说的，连眼白都不转过去。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二十九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十八）两位伯乐和我的“顿悟”
我把入党的过程写得如此轻松，仿佛送上门似的，还外加莫扎特，许多人表示匪夷所思。有位学长说：“记得当年我要不断思想汇报，使劲自我批判，和自己也莫名所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影响划清界限才很晚得以入团。”我想别是老年痴呆了，自己的记忆出了毛病？细想了一下，觉得仍是这么回事，还从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小道理。
轻松不轻松，全看你的机遇和心态。你去追寻机遇，自然不会轻松；但机会来找你，大概就不会感到沉重。在我们那个年代，入党申请书几乎是人人都要写的，特别是在文艺社团那种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圃”的地方。如果有例外，也许只有边国政这样的特殊人才。能不能入党，写申请是必要条件，组织上对你的看法才是充分条件。我写了申请，但没抱希望。我出身一般，学业过得去，但也并非出类拔萃，比我强的，大有人在。和我在文艺社同宿舍的郑元芳，昵称“郑媛媛”的，就是一个。名字娇滴滴的，人家可是出身工人的红五类。
今天给你们讲讲郑元芳，这可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记得学校里搞过一次工程画比赛，我的水平是拿到了入场资格，他的水平是拿到了名次。这就叫差距。郑元芳后来读研、留美、在美国大学当教授，都走在同辈的前头。记得我在八十年代的《参考消息》上，还读到过他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出了成果的报道。九十年代末，听说他在OHIO大学当电子工程系的主任。我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叫阎淮的，一起从东部开车去拜访他。阔别三十余年，相见分外感慨。他还是那样斯文，如果要说变化，只能说他当年是斯文的好学生，如今是斯文的名教授。他讲了一些当系主任的秘辛和琐碎，我很佩服他连洋人都能摆平。最新的传闻是他也“海归”了，现在是上海交大电子工程学院的院长。那天我写老海归陶葆楷，心里就想到过他。也许，今天他应该另有一番感慨了。毕竟，摆得平洋人，未必能摆得平自己的同胞啊。
我的轻松入党，全靠两位入党介绍人的青睐。我很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恩，不说“士为知己者死”，起码我也回报了他们终身作为朋友的忠诚。后来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当面听到过他们对我能力的评估。虽然我觉得他们的用语有点夸张，但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由衷的称赞。
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罗征启带我去见他，推荐我去给他当秘书。论年龄优势、人品可靠，我知道自己还行。说到能力时，老罗诚恳地说了句：“他的文章写得比我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先在我这里历练一下，不会总让你当秘书的……”我还用宜兴话同老校长交谈了几句，乡音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后来嘛……我老岳父李昌坚决反对。这事就作罢了。蒋和李算是清华同年，一起搞学运，一起到延安，一起上团中央，一起到大学当校长，一个到清华，一个到哈工大。当然这不是反对的理由。李昌是认为搞不了业务的人才会去搞政治，而我当时在科学院计算中心，业务上似乎也还有点前途。
八三年底，我在科学院参与的项目搞出了点名堂，评了个三等奖。我被选派到美国进修。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过得去，听、写能力则一塌糊涂。第一次参加考试，很惭愧，才得了五十七分。后来到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人英语中心恶补了一下，第二次考了一Ｏ四分（满分一二Ｏ，其中写作二十分）。
我说自己不经意就入了党，你们就“匪夷所思”，如果我说一不小心创办了四通，你们该“瞠目结舌”了吧？基本上还就那么回事。八四年初，我一心在准备出国，办企业并非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印甫盛来电话约我去一次。我到了老印家，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领头的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老印在计算机一行里已经是“大腕”级，那几个年轻人准备自己出来办公司，想请老印出山。
“办公司？凭你们几个？”老印一脸的瞧不起人，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
老印如此高抬，我有点不知所措。想起我在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在为办公司蠢蠢欲动，于是说：“我的几位朋友也有此打算，大家可以合起来商量一下。我在出国前正好有点空余时间，可以先跑跑腿。”
这就是创办四通的缘起。如果没有老印的慧眼识人，大概也就不会有四通。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不敢自诩“千里马”，但他们两位确有伯乐之才。我其实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没有人去激励，我会活得很平庸。因为我从来不刻意去规划什么，连小时候上学，都是一个意外。姐姐七岁上学时，我们都在宜兴外婆家。农村小学为了提高女孩子的入学率，允许她们带弟妹上学，我就跟着去学校。没有课本，我小姨帮我用钢笔抄了一本。我跟着听课、跟着举手回答问题、跟着要考卷参加考试。第一次大考，我算术考了一百分，语文考了九十九分。填空时我把“田野”的野字的右边旁，写成了矛。多了一撇，扣了一分。为此我刻骨铭心了一辈子。我比姐姐小两岁，就这样一路跟上来了。那一年，我还不满六岁，恰好是我孙女万朵现在的年纪。
因为比同班男生小，所以常常受欺负。我从小笨嘴拙舌，也不会告状，只能吃哑巴亏。后来在江湖上面对各种明枪暗箭，尚能处之泰然，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练了“童子功”。通过帮助同学温课，我逐步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老师也常常护着我。但有一天，我遭到教导主任孙老师的一顿严厉训斥。农村小学因为教室少、老师少、学生少，所以虽然也分六个年级，但只分三个班上课。一、二年级在一起，三、四年级在一起，五、六年级也在一起。上课时前半堂这边预习，那边讲课；后半堂这边讲课，那边做作业。这给了我两边听课的机会。一天六年级那边老师问了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居然没人回答得出来。我在五年级这边就雀跃起来，举着手，半蹦着高，嘴里还喊出声来：“我来！我来！”生怕失去自我表现的机会。没料到孙老师勃然大怒，用教鞭敲着讲桌，呵斥我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一顿倾盆大雨、当头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这就是所谓震撼教育吧？从此就灭绝了性格中的“张扬”，变得“少年老成”了。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中美教育的帖子，对孩子的“自我表现”采取鼓励还是压抑，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思路。也许，我的经历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唉，那一年，我还不到十岁。
当我转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看到的这个乡下孩子功课好、懂礼貌、不是非、还……少年老成，几乎是零缺点。从此前程似锦，少先队当到大队长；刚到年龄就入团，从高一到高三，当了三届校学生会主席。到清华又遇到两位不同凡响的伯乐，他们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当我用感恩的心情念及这些师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孙老师的当头棒喝。
也许，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顿悟”？
（十九）乡下人，到上海
上次我们说到在宜兴乡下的时候，经过孙教导一番当头棒喝、震撼教育，后来转学到了上海。
乡下孩子到上海，免不了要受欺负。一开始，班上坏小子们欢迎我的，是一首儿歌：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米西米西抄咸菜。为什么是“米西米西”，而且要“抄咸菜”，我至今都没有弄懂。这是文的，然后是武的：上课全体起立时，他们把我的座椅悄悄挪开，让我坐空摔个大屁墩，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拍拍裤子上的灰，一声不吭，默默坐下，依然坐得笔挺。老师拿眼横扫一遍那几个坏小子，见我没是非，也就开讲了。
欺负老实人，坏小子们没有成就感；而且我从来不告状，也让他们觉得没劲。他们当中就有人出来充当我的保护人。初中时有个同学叫陆俊发，人称小陆子，长得眉清目秀，却是个典型的坏小子。把纸篓架在门上、把女同学的辫子拴在椅子上、把死蛇放到老师的讲台里之类的校园坏事，他都干过。他还能把坏使到校园外。有一天，我们一起在马路上走，他突然停下来，跟我挤了一下眼睛，说：“来点好白相的。”他一把拉住我，仰首指天，大惊小怪：“你看！你看！！你看！！！”引得路上行人驻足抬头，一会儿就聚了一大堆。还能听到他们窃窃私语：“看到了吗？”“诺，看那边……那边……”他悄悄拉我一把，缩着脖子溜了。剩下一堆“阿木林”，留在原地抬头望天、指指划划。
有一天傍晚，我们去离家不远的复兴公园玩。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坐坐。那时候公园的椅子上，坐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大多数贴得紧紧的，个别大概是初次见面，坐得有点距离。小陆子就见缝插针，他会一屁股坐到他们中间，叉着胳膊，左右环顾一下，大大方方地说：“来，我们一起谈谈。”那对情侣对这种半大不大的调皮小子，气不得、恼不得，往往站起来就走了。留下的空位，就归我们享用了。
我和小陆子成了好朋友，从此没人敢欺负我。谁要跟我一呲牙，他就会横着肩膀挺身而出，眉毛一挑，哼一句：“哪能格……”对方也就退缩了。我对他的回报是帮他温功课。我成绩好，大家都服。我又好为人师，在温课小组里，我就当起了小老师。我会把当天老师的讲课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把要做的作业示范一下，每一步还说明为什么。有同学说：白天没听懂的，晚上让你给讲明白了。我的温课小组很受欢迎，到大、小考前常常爆满。我自己听一遍、再讲一遍，学得自然扎实。同我一起温课的同学学业多少都有进步，所以我能得到班主任这样的评语：学习认真，成绩优秀，群众关系好，肯帮助同学……
到高中时，我几乎成了班上男生的“偶像”。有一年夏天，我剃了一个短得头皮发青的寸头。到下星期一，除了两个男生例外，其余男生几乎一色头皮泛着青光。一位课任女老师进教室时觉得眼前一亮。她抿嘴忍住笑，这回审视的目光朝我这边扫描了一下。
那两个没有跟风的男同学，一个是班上的团支书，一个是班长。一个高而瘦，一个矮而胖，两人形影不离，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一对人物。那时候学校开始讲阶级路线了，他俩都是出身工人的红五类。我在校学生会任职，他俩在班里称王称霸，应该同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我总觉得他俩看我的眼神有点特别。
学生会工作由教导主任吴鼎华老师指导。他也是我这一生遇到的难得的好老师。吴老师长得相貌堂堂，身材魁梧，上海人叫“模子大”。我们学生会的干部同他相处得极亲密。有一位中学时受教于吴老师，在清华也是我学长的张坤民，前几年还和同学一起拜会吴老师，各自送一张全家的照片。他们夫妇俩在照片的题词中称吴老师是“素质教育的先驱，贫困学生的恩师”。可见一个好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持久的影响。
学生会在吴老师指导下，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有一年市里歌咏比赛，我们得了奖。记得我们还创作过自己的校园歌曲，自然没有大学生校园歌曲的隽永，但却另有一种中学生的童趣。有一首是我写的词，学生会文艺部一位叫陈安琪的女同学作的曲。歌名为《拣废纸歌》，歌词是这样的：
拎着废纸篓，全校跑遍啰；
弯腰拣废纸，抬头看全球。
今天的小当家，未来的主人翁，
坚持干革命，全靠我们这一伙！
现在听起来很傻吧？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唯独这一首歌，可以唱得字正腔园，毕竟是自己的作品嘛。后来到了海外，在受逼迫的情况下还唱过一回，差点没把大家笑痛肚皮。
学生会工作的一大任务，就是每周换一次全校的黑板报。从学校大门到教学搂，走道右侧一排十几块黑板，要更新一遍，可是大工程。学生会宣传部有十分出色的三员大将，文字有张文庆；书法有徐珍；美工有张静如。他们差不多要低我三班，但其中两位已走了若干年了。唉，人生无常啊。我总记得张文庆白里透红的园脸，腼腆得像个小姑娘，他走得很早；张静如后来在LA做广告设计，当年的一技之长成为后来谋生的本事，也算没有完全被埋没。我们还一起去过一次Las Vegas参加展览，那里有她的客户。可惜她也走了。徐珍娇柔得像林黛玉，却有一手娟秀而遒劲的好书法。她一直都十分关注我，不知她能读到我现在的这些文字否？
严格讲起来，这一篇算不上是清华岁月，至多可说是清华前篇。我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只好把清华前、后的相关篇章，都放到这个栏目下了。希望各位看官，别跟我较真为好。
（二十）我的高中同学
在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是两套不同的班子，其成员也大异其趣。因为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所以在高一刚到年龄就被突击发展为团员，然后就补选为校团委委员，成为横跨两套班子的唯一成员。我在校团委那些同事，都很朴实，出生贫苦的多。我记得有一位叫刘权的同学，每天就带一盒白饭，外加一丁点酱油。中午冲一大碗酱油汤，就着把白饭吃了，天天如此。我在校学生会的同伴，都很有才华，家里也比较富裕。张文庆出身资本家；徐珍娇滴滴的、陈安琪家里有钢琴，都不像是工农子弟。
我在班里比较超然。上有老师们的青睐、下有小陆子们的保驾，地位相当稳固。高而瘦的顾支书、矮而胖的王班长，后来也都是好朋友。为什么说“后来”，因为一开始，他们对我并不友善。非但不友善，他们还合伙暗算了我一把。
班上有两位女生，是区业余青少体校的体操运动员。花季少女，长相和身材一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形容：盘靓、条顺。她们俩和另一位刘姓女同学，是我们班上的三朵金花，漂亮得让所有的男生想入非非。有一天，她俩蜜蜜地笑着，联袂来找我，递给我她们的入团申请书，还希望我当她们的入团介绍人。我一边浮想联翩，一边作少年老成样，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顾支书就来找我，说要开支部会。所谓支部会，当时就他和我再加王班长三个人的会。会的内容，是讨论组织发展问题。顾支书问我，那两位女同学交入团申请了？我说是，就从书包里掏那两份申请。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那两份申请书不翼而飞了，我急出了一身大汗。会开不下去了，顾支书立马到校团委书记那里告我的状，说我草菅要求进步同学的政治生命。我也急急地去找那两位漂亮姑娘。面对我的一脸歉意，她俩却是嫣笑如花，连声说没关系的，我们有草稿，马上分别工工整整重抄了一份。团委书记把我找去，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自己大意了，不过她们又重抄了。很快，团支部增加了两名新成员，这事就算平顺过去了。
王班长平日和顾支书形影不离。那学期寒假的某一天，他却单独来到我家。王的门牙缺一个角，说起话来有点漏风。他神神秘秘地问我，你还记得找不到的那两份申请书吗？我说她俩不是补写了吗？王说：不，原来那两份申请是顾和我从你的书包里偷走的，后来到他的家里我们一起把它们烧掉了。我愕然，但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过去的事，就算了吧。他见话不投机，就悻悻地走了。
王刚出家门，我母亲就在后面大声评论：那个缺牙齿的不是东西，一起干的坏事，怎么可以一个人跑来告密？这样的人你要当心！
顾很快也来到我家，一脸的诚恳。他总想解释什么，话到嘴边，都让我档住了：嗨，过去的事，不说它了。相对于王的出卖，我反而觉得顾是一个受害者。上海的冬天很冷，又没有取暖设施，他冷得缩头缩脑的直跺脚。我母亲关心地问：顾啊，怎么穿一件空心棉袄，里头的毛衣呢？他嗫嚅着说：为了凑开学的学费，拿去当了五元钱……
我同情心大起，对母亲说：帮帮他吧？我父亲算留用人员，工资比一般同事要高许多。但我们有六兄妹，家境并不富裕。我母亲对人素来有同情心，也觉得对我的同情心要给予鼓励，所以就掏出五元钱，硬塞给顾同学，嘱咐他一定要把毛衣赎回来。
从此，我和顾成了莫逆之交。与王虽然也是朋友，但关系要淡一些。顾和王的关系，当然也就更淡了。高中毕业后，顾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现在叫北京政法大学；王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我进了清华。因为同在北京，我同顾一直有联系。到文革以后，世事沧桑，也就各自飘零了。
同高中同学后来还有联系的，则是另一篇浪漫故事。我上面提到我们班上三朵金花中，还有一位刘MM。她在我第一次婚姻离散之后，对我极为同情，也曾有意了却少年时的那份倾慕。可惜缘分未到，最后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只留下一篇缠绵的回忆、一首有点意境的好词。要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