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恶治”与“良治”,分裂与统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8 次 更新时间:2009-12-17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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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经常愤怒地谴责、正义地声讨西方和日本历史上帝国主义行径的当代中国人,很少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伟大祖国也有相当长的帝国主义历史,而且积累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治理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在1949年以后的官方宣传和教育系统里,或是被厚厚地屏蔽了,或是被粗糙地搅拌了——就是把它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列宁斯大林主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不准确)的这种主义给搅拌了,弄得像一盘炸酱,红不红黑不黑的。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民族关系治理的实际困难和新型挑战之时,我们要放宽视野、敞开思路,就必须把“中华牌”的帝国管治经验与“苏共牌”(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当然也不单一纯粹,不过确实是以斯大林体制为主)的帝国管治经验作出仔细区分,不然的话许多中国人就会老是陷在后者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误认为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土特产。

在几位苏共中央书记于1991年8月18日发动、21日就垮台的那场“醉醺醺的政变”之后——我这么说它,是因为政变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苏联副总统 G. I. Yanayev,总理V. S. Pavlov,国防委员会副主席O. D. Baklanov,政变的那几天都经常喝得小到中醉,偶尔大醉,最后是烂醉,估计是心里太发虚(J.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pp. 581-583, 595-596)——苏联的迅速完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时全球议论纷纷,其中很多议论都与中国有直接关联。那段时间我正在东欧苏联实地考察,便应约为台湾《联合报》系及其在北美的《世界日报》作点分析评论。他们报系的资深编辑群体是反对“台独”的舆论组织中心,那几年深受李登辉政府的压制,尤其希望我把苏联分裂与台独趋势作鉴别对比。而我关心的范围更广,涵盖中国的边疆地区,当时我强调的几点主要是:

“无庸置疑,‘苏联\'变‘苏分\'的巨变已经对大中国版图内几个地区的分离独立运动发生了影响。与苏联中亚接壤的新疆和内蒙古,分离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西藏独立运动出现新高潮是可以预期的。不过,迄今为止,最受‘苏分\'巨变鼓舞的,还是台独运动……但是,中国境内的分离运动遇到的困难,会比苏联的大,首先是人口原因,俄罗斯人只占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汉人则占中国总人口的九成以上。另外的一些因素,也给中国的分离运动造成比苏联的分离运动更多的障碍。” 即便是在国际舆论非常关注的西藏,情况也没有到本地居民普遍要求分离的地步:“藏独一部分是施政过程中的愚蠢腐败造成的。在明智清廉、文化上更尊重藏民的官员的治理下,汉藏紧张关系完全有可能和平理性地逐步化解。” 从长时间跨度来看,“中国有数千年的立国经验,政治文化中合比分的倾向要强韧得多。现有的汉族,不知是多少民族的大杂烩。遇到一个明智的政府,分离难上加难。若政府太不明智通达,我们就要目睹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丁学良:《看苏联,想中国》,载《世界日报•世界论坛》北美版,1991年10月6日,第15页)。

将近19年后的今天,我大体上还是持有这样的基本观点:苏联的分崩离析,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会一模一样。中国民族关系的治理问题,只有一部分同苏联相似,那就是源于列宁斯大林传统(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些成分。中国还有自己独有的一些治理传统(有很好的也有不好的)。要害的一点,是要梳理清楚“治理”与“主权”之间的界线,坚持不懈地以治理方面的改善进步(good governance 即“良治”),来弱化和消解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冲突。那些一贯拒绝自我反省、动不动就把坏的治理(bad governance 即“恶治”)而引发的少数民族老百姓的不满和抗议同“分离独立运动”划等号的人尤其是官员,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先进分子,其实是拿真正的“国民利益”来垫背(national interest通常译为“国家利益”,易误导,也有海外华人将其译成“国族利益”),以掩盖他们的无能、渎职、贪腐、蛮横乃至黑社会式的违法行为。这类恶治和违法行为在汉族老百姓区域,也照样引发不满和抗议,动员群体事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若是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正,就会催化离心分裂意识,乃至独立运动。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才是抑制可能的分离独立趋势的法宝之一。

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每一个有常识和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论其民族身份如何,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举出或大或小的事例来验证它。我这里不妨举一个事例,以供大家思考。

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去东欧苏联实地考察,对乌克兰人的强烈分离独立意识印象非常深刻。问他们,得到最多的解释是1930年代发生在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大饥荒。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人为的:苏共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为的是实行快速工业化,要大笔借债进口设备,把从农民手中收缴的粮食拿到国际市场去出售还外债。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苏共就向乌克兰农村派出武装搜粮队,没收余粮、口粮和种子粮。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後,到1933年春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严重饥荒,直至发生人食人的惨状。由于官方掩盖真相,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保守的在250—480万之间(指1932-1933年最大的那次饥荒,有专门的名称),高的在750万左右(包括前后几次的饥荒)。死亡人口中,近82%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

如果对乌克兰大饥荒作个比较,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对当地人民的伤害规模。如果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在保守估算一档,则占当时乌克兰总人口的8.3—16%; 如果是在高估算一档,则占总人口的25%(A.Inkeles and K. Geiger,eds.,Soviet Society,pp.12-28)。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1959—1962年饥荒相比,中国死亡人数估算在3300—3700万(详细可见杨继绳:《墓碑》,第23章对国内外多项研究的综合分析),占全中国灾前总人口的5.11% 至5.70% 。拿大饥荒对全中国的伤害作比较,乌克兰大饥荒的相对杀伤率更高;若拿中国受灾最严重的三个省份的死亡率作比较,则两边大体相当:安徽省18.37%,四川省(含重庆)13.07%,贵州省10.23% (详细参阅曹树基的分省/地区研究归纳表:《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第281-283页)。

虽然中国的这三个省经受了同等程度的人为惨祸,但还不至于引发三省汉族居民的分离独立运动。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许多地区都发生过政策造成的饥荒,加起来死亡人数也超过1000万。在俄罗斯境内,它们被归咎于强制和暴政,而在少数民族共和国,它们就被延伸联系到民族迫害。乌克兰独立後,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0年代大饥荒是苏联针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签署声明,要求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苏联政府有计划的种族灭绝。2002年乌克兰政府将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定为“大饥荒纪念日”。该国总统说,象征性地,一大批当时的苏联及其在乌克兰的领导人都将以“灭绝人类罪行”被起诉,第一名是斯大林。这一方面能推动前苏联的邻国了解当时极权制度迫害的真相,另一方面将有助于乌克兰民族增进凝聚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BBC,23 Nov. 2003;VOANews,29 Nov. 2009)。

所以,恶治在少数民族区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就会演变成分离独立的动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你是属于多数民族,如果你不愿意看到你的国家经受民族仇恨和民族冲突之苦,如果你希望你的国家有长期的民族和谐,那你就要尽力呼吁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永远记住: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是超越“二杆子”的法宝之一。

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发掘“中华帝国传统”里一些较好的要素,看看它们在当今条件下的使用价值。

来源:选自《“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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