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7 次 更新时间:2009-09-13 03:49:11

进入专题: 鲁迅   胡适  

王彬彬  

  

  问题的提起

  

  鲁迅与胡适确实有着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几年,将这二人放在一起谈论、比较者,也时有所见。当然,这些论者的视角、眼光和结论,往往是颇有差异的。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鲁、胡二人进行比较,我也不只一次地从他人的口头或笔下见识过。这种比较的理路是,1927年后,鲁、胡二人都长期批评过国民党,但鲁迅却从未指名道姓地斥责过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而胡适则在有生之年多次这样做过。从这一事实,便能够“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说,与胡适相比,鲁迅更世故、更善于自我保护、更胆怯懦弱。这种角度的比较,还是以这样的背景为前提的: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强调“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一直说鲁迅在与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是“毫无畏惧”的,是“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来”的,一直把鲁迅说成是“民族魂”;而对胡适,则加诸种种恶谥,说他是国民党的“走狗”,说他软弱妥协,说他稍遇压力便“宁弯不折”……而今天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二人进行比较,则无疑有着“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意。

  

  仅仅在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点上做文章,殊是无谓。但这一问题确又是牵一发而动“二”身的那根“发”。从这一角度出发,深究下去,会接触到鲁、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观念、现实姿态等一系列大问题。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与对共产党的清洗同时进行的,或者说,“清党”,是南京政府真正的“开国大典”。对蒋介石的“清党”这一举动,鲁、胡二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面对国民党的大肆杀人,鲁迅是惊讶、愤怒和痛恨,而胡适则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时尚在日本的胡适对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时,又表示,“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仃1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见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在海外生活了十个月,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所知不详。但他素来敬重、信任蔡元培、吴稚晖等前辈。当他得知蔡、吴诸元老都坚决主张蒋介石?清党反共,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后,便决定与他们取同一步调。胡适对南京政府的这种最初的表态,也并非权宜之计或随便说说。实际上,他此后对这最初的表态从未后悔过,即便在他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冲突最严重时,也末后悔过最初表示过的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道义支持。可以说,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诞生之时,鲁迅和胡适就对之有着颇为相异的心态。鲁迅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种决绝的态度,更谈不上对之有什么希望和期待,换句话说,鲁迅一开始就以敌对的目光怒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一开始就把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当做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这样一种心态和姿态终生未改;胡适则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尽管这种支持和合作并非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胡适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的,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怀有希望的,此后,这种期待和希望无论怎样受挫,胡适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彻底绝望,因此,也不妨说,胡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有条件的支持,也是持续终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有如此差异,那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更应该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过于皮相了。实际上,正因为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心态和姿态的不同,决定了他仃1在批评、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鲁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那原因就在于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而胡适之所以一次次地对蒋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评,也就正因为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怀有希望和期待,还愿意有条件地对之支持和与之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的批评之尖锐、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说从未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也多次把矛头对准过蒋介石,只不过没有点出“蒋介石”这三个字而已。这里姑举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杀错了人”。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异议》,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收入《伪自由书》),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不过,倘若具体地看,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的确往往比鲁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也并非绝无仅有。在1929年“人权运动”时期,他就几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巳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实行,需要训练。而需要接受这种训练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这是要蒋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但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要明白为何鲁迅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胡适却“敢”,还得从二人迥然有异的政治观念谈起。

  

  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念,实在很难归入既有的品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说,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这源于鲁迅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怀疑。鲁迅毕生关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但却几乎不从国家政体、社会制度等政治层面去探索这一问题。他有着一个十分固执的观念,即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如没有民智的真正开发,如没有民众的真正觉悟,则无论怎样现代的国家政体,无论怎样先进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沙上的建筑、纸糊的衣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鲁迅是政治怀疑主义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由于鲁迅的文字,富于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页)

  

  鲁迅之所以“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力有所不逮,毋宁说是意有所不屑。既然对政治有着深深的怀疑,既然认定无论多么美妙的政治主张都不过是空谈,那当然也就不会自己再去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了。在鲁迅看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都不过是“做戏”,各种各样的政客们,都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说:“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对政界的“做戏”,鲁迅多次施以辛辣的嘲讽。这种政治如同“做戏”的观念之形成,原因当不只一种,而辛亥以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应是促使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直接原因。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序》)

  

  鲁迅的政治观,或者说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观念,在写于1933年4月的《现代史》一文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典型。文章虽名曰“现代史”,却通篇写的是街头的“变戏法”。在描写了街头空地上的几种骗人的把戏后,鲁迅说: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按照表面的文章,题目自然应该定为“变戏法”,因为并没有一字一句提到“现代史”。而之所以把“变戏法”三字“错”写成“现代史”,就因为在鲁迅看来,一部现代史,无非是变戏法而已。对政治的这种深刻怀疑,使得鲁迅不对“政治家”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建设有什么实质作用。而胡适则不同。胡适虽然也重视启蒙,也终生花大气力做改造国人深层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工作,但他并不把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视作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也不把它与政治制度的革新对立起来,不在二者之间有所偏废。在胡适看来,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是重要的,国人深层的心理、意识、观念的改造是重要的,但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的变革同样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胡适也对政治层面的建设投以巨大的热情。如果说鲁迅建设性的努力只用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对现行政治则只是冷嘲热讽,自己并没有什么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那胡适则在两方面都正面地、建设性地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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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钟山》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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