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怀念季羡林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4 次 更新时间:2009-08-28 23: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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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北大文科的老先生,本系以外的,我曾写过与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有关的文字。我也早就想写一点与季先生有关的事,比如就《牛棚杂忆》写些感论等。但季先生的帮手多,学生也多,仰慕者更多,前些年还成立了季羡林研究所,似乎也用不着旁人多说一点什么了。现在季先生仙逝了,我也只能略表一些个人的感念。

  我在7月4日离京赴台湾讲学两周,7月12日,听闻季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心中虽有遗憾,但没有悲伤。反而,为他能这般的高寿,又能这般没有痛苦的驾鹤而去,感到庆幸,用句佛教的话说,这是季先生修来的福报!

  其实我跟季先生不算很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是在20年前,1989年5月中旬在香山开会时,我还记得季先生当时特别批评了以往“斯大林化”的一些影响,即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的严厉压制,感觉季先生的思想是很解放的。我当时觉得,在北大的老先生里面,敢把这些话讲出来,恐怕只有季先生。当时开会的照片,我前一阵在校史馆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的展览上还看到。季先生的敢讲话是闻名的,不仅为知识分子讲话,也敢于批评政府的教育方针,从90年代初期起,季先生一直在电视上和在其他媒体上公开批评说“国家重理轻文”;对政府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他都当面为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而呼吁。

  90年代,有很多编书的活动,季先生也主编了东方文化集成、神州文化集成等丛书。1993年春节在学校开会,我在勺园门口碰到季先生,我跟季先生问好后,季先生主动提起编书的事,说,要找些水平比较高点的中青年学者来参加写,当然这意思是要我也来参加一下。其实当时我跟季先生并不熟,好像没怎么说过话,而季先生对年轻人却记得很清楚,且主动跟你讨论。在这之后,记得有一次,季先生秘书李玉洁对我说,“季先生一阵子没看到你和陈平原的文章,就会念叨”,像这样关心中青年学者的老先生,恐怕很难举出第二个了。1994年,北大学报为宣传北大学人,开始在学报封二刊登北大学人介绍,每期一位老学者,一位中青年;开始的第一期,介绍的是季先生和我,封二的上边是季先生,下边是我,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995年,我写完了《古代宗教与伦理》,交三联出版,收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按丛书的规定,需要先请专家推荐,赵一凡为学术委员会常务,一凡兄就要我就近送季先生写推荐。季先生是老先生,也是此丛书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本来是不好意思请他的,但一凡如此说,我就只好带了两章稿子去找季先生(也不敢多带,怕太劳动他)。见面后,季先生说:“有的稿子,看了也不敢写;你的稿子,不看也敢写。”这个“敢”字用的特别传神,把季先生的朴实无华和对后辈的提携,全都表达出来了。

  季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书全文如下:

  在北大中年学者中,陈来教授是一个佼佼者。

  据我个人的观察,研究中国国学的老一代学者中,博古通今而有卓越造就与贡献者,颇能举出一些人来。但既能博通今古又能融合中西者,则极为难得。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

  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引人瞩目,备受赞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他的新著《儒家思想的根源》(据他来信说,这可能还不是最后敲定的书名),正表现了我上面说的那个特点。我虽然只读了一部分他的原稿(因为全书还没有写定)。但是,仅从这一部分中,就能够发见,他对过去对许多中国大学者,比如胡适等都探讨过的问题,确有新的而且是言之成理的见解,可以称之为真知灼见。

  我们丛书中收入此书,不但弥补选题方面的不足,而且对中外学术界也是一个新的贡献。用特郑重推荐。

  季羡林

  1995. 5. 10

  季先生关于国学研究要博通古今与融会中西的主张,非常精当,我也深为佩服,但季先生的表扬,我实在不敢当。由于推荐意见要登在书的封底,于是我和三联的老编辑许医农商量后,她把其中的一句改为“是一位沿着博通古今、融汇中西之路奋进的学者”,这才觉得安心一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季先生对中年学者不遗余力的表扬和大力的提携支持。

  1996年,三联书店把我也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此后,凡遇学术委员会开会,我就到三联跟季老、李慎之、王蒙等前辈一起讨论丛书书稿,这对本来不太了解出版编辑工作的我,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而每次开会,都是季羡林先生要我坐他在北大要的车一起去开会。而且,每次都是季先生特别要李玉洁同志通知我,安排要车先去燕北园接我,然后到朗润园接季先生一起去。从这一点,很可见季先生对后辈的细心关心和照顾。而回来时先送季先生到家,季先生下车后每次都站立挥手、等车开走,才转身进楼门。这是对人的尊重,司机师傅对此总是感慨无已。

  自从我搬到蓝旗营后,因为出去讲学时间较多,到三联开会的次数也就很少了,但有时过年到季先生家拜个年,跟他要本《牛棚杂忆》什么的,总之见面机会很少了。最后一次是2002年10月下旬,在北大一院小会议室开“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那天季先生、张先生都来了,我就坐在季先生左边。(见照片)汤一介先生主持,我先发言,其中说“北大最有条件来编儒藏,因为我们有季先生、张先生这些国学大师,……”,我说到“国学大师”,就看到坐我右边的季先生摇头,我就说“虽然季先生摇头,可是这些大师确实是我们的依靠……”等等。季先生发言时,提起我的话,说“我支持国学,可我不是国学大师”。可见,虽然我们出于尊敬他,常常称他和北大其他老先生一起为“国学大师”,但季先生自己并不同意这个称呼,并不是到最后这两年才辞谢这顶帽子的,我所说的就是一个例子。

  季先生因病住301医院后,我也曾想去看看老先生,但多次听人说季先生很难见。大概要见他的人太多,医院为了他的健康,故管控较严。因此之故,想想老先生反正也不寂寞,也就放弃了。直到今年春天,因为要调往清华,很想找季先生一次,跟他报告,得到他的支持,而且我也相信,季先生一定会无保留地支持我去清华做国学研究院的事。可惜这期间出了丢画的传闻,一时间季先生那里更不容易去了,心说只好等等再看吧。不料,这一等,他老先生就遽然谢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

  季先生虽然辞世了,他的朴直、亲切、平易的音容笑貌,他那敢言人所不敢言的率直风骨,他始终如一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他对后辈无保留提携的大师风范,将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中,不会磨灭。

  

  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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