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8 次 更新时间:2008-07-18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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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两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姓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做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粱漱溟的某些作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带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实,后来的人也没有讳言他们从军阀那里学了什么,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跟军阀学的,而且“老师”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乡谭延闓,说人家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总是要督军兼省长。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滥。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2003年6月25日深夜,于京北清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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