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漫谈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22-11-09 09: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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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本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试图对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新文学作一个总结,编纂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的编选者均为对该领域贡献最大的作家、批评家,如鲁迅、茅盾编小说集,周作人、郁达夫编散文集,朱自清编新诗集,洪深编戏剧集,胡适编理论建设集等。而“总序”的所有作者,不管他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学、思想、政治倾向,都一致认为,非蔡元培先生莫属。这是因为任何人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是其中的主要战线)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为发源地的。“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建国以后的新文学史叙述中,蔡先生及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却被有意淡化,至多在叙述到“林蔡之争”时,略带一笔。而且这种状况直到最新出版的有关文学史著作仍未改变。这不免使人想起鲁迅当年的感慨:中国人的忘性实在太大了。

  

   但这一忘却,却会模糊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民间性”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建设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以赶上在现代化路程上已经先走一步的西方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而且这一过程至今(到世纪末)也还没有结束。

  

   鲁迅早在1907年,也就是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即强调“现代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不仅是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主,还要“立人”,保障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并且主张以“立人”作为“立国”基础,出发点与归宿。但鲁迅这一现代化观念与思路并不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最有影响力的思路始终是,落后国家要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就必须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包括个人民主权利与自由,依靠国家强权与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力量,实行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不难看出,这一思路是贯穿本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戊戌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满清国家机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戊戌政变还希望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道路。但已经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建权威的可能,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又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在以上权威立国的思路与努力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依附于强权国家与个人的地位,自视国师、幕僚,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官的帮忙与帮闲”,并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

  

   袁世凯称帝,实行个人独裁,并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专制,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打破对强权国家与政治、政治家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现代化思路。在此前后即有了对鼓吹国家、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反省与批判。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之“自觉心”,并见诸于行动,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面向青年,唤起“伦理之觉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钊除在《甲寅》上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外,也写了《暴力与政治》等文批判“强力足以治国”的国家主义思潮,鼓吹以“爱人的精神”,“唤起其全国之自觉”的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蔡元培在总结戊戌政变的教训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确提出“既认定教育可以救世,便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的英文教师的观点:“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并且满怀激情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也。我国人其洗此耻哉”,“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胡适其实是敏感到了一种已经成熟了的时代要求。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这固然是由许多具体的人事关系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标示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趋向,可以说是势之所至。它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目光由国家、庙堂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知识分子自己,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官僚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本世纪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次尝试。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这是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根本上走出了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同时也避免落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而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与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状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我们所说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精神规范。

  

   正是这些被鲁迅称作“真的知识阶级”的北大人,创造了以“科学的思想与方法”、“民主与个体精神自由”、“‘重新估定价值’的怀疑主义精神”与“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新的人际关系与交流方式,从而创造了新的想象力与新的创造力,并且作出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的文学革命作为思想启蒙的重心的战略选择,同时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如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吴梅的中国戏曲研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的研究等等),创造新的学术规范,以为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提供理论、学术根据与思想资源。以上方面构成了蔡元培所主持的北大校园文化的基本内容,它通过《新青年》、《新潮》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的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会的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声誉与影响。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学的教授,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周作人,不仅在当时成为时代领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仍是中国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李劼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一文里,指出:这“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当年主宰天下的权力和暴力,在学校与刊物这样的现代社会组织系统面前,丧失了(或许应说是“部分地丧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优势,从而不得不让主导地位落到现代社会组织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即文化不再通过权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历史显示了它的主导力量”,“社会的头脑阶层(也)不再需要暴力权威的支撑而可以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头脑使命”。我以为他的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忽略历史的其他因素与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为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并居于时代中心地位,这都是在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机遇,使北大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甚至有可能宣布脱离中央教育部的管辖(这正是后来鲁迅给予高度评价的);而蔡元培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实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终都承受着中央政府,以至军阀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校园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前文所说的独立与自由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自由集合体的大学校园,仅存在于历史的一瞬间,北洋政府,特别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快加强了对北大的控制,先是经济上的,以后是政治与组织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实行党化教育,党派政治直接进入与影响学校教育,无论是教师、教授,还是学生之间,都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教授与毕业学生,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成为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坚持民间立场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发生尖锐的矛盾;周作人曾发出感慨,说“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对外,支持学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教授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开当了政府的“保镖”,所说的正是北大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终坚持民间独立批判立场(如前文说,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鲁迅,30年代回北京省亲,北大竟然已经不能接纳他了;鲁迅也在193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严峻判断。蔡元培开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复存在,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影响全局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运动,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们记忆、口碑里的,每逢校庆就会被着意描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个美丽的梦,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们纪念北大百周年校庆与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须清醒地意识并正视这一点。

  

   1998年3月6日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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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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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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