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0 次 更新时间:2009-07-11 15: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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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本文作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本文是他在迪肯森学院2004年4月举办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权利与正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文章内容如下。??

    

  近年来,美国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着关于中国大众抗议运动形形色色的生动故事:在农村是生活窘迫的农民的抗税行动,在工业城市则是下岗职工的示威,企业破产后领取抚恤金者为表达不满而递交请愿书,愤怒的村民对于非法征集或者售卖土地的抵制,等等。并非只有记者喜欢撰写关于类似事件的文章,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研究最近已成为了不断壮大的研究派别。?

  在最近关于此类事件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被英美的人权话语深深影响的规范性腔调。一方面,许多记者(不单单是一些学者)将这些当代的抗议活动描绘为广泛的道德真空症状,认为中国人要在其中寻找自我。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常被描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再被信任的社会,然而,由于并不存在天赋人权的认识基础,中国人对于变化着的混乱生活并没有道德的指南针作为指导。于是有人说,正因为这种道德和精神性的真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别样的精神安慰(譬如:宗教),而这种精神安慰又常常导致政府践踏未受保护的人权。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以及一些记者)把后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抗议分析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暗示着人们对公民权的要求,以及国家—社会根本关系的突破性进展。?①这些美国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抗议者对“人权”的讨论体现了一种强大的新生社会现象,这对于共产党政府的生存是一种潜在的严峻挑战。?

  当然,中国政府描绘的是一幅迥然相异的图景。2000年《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政府白皮书宣称,政府给予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人权地位,最突出的是社会经济正义上的人权。有趣的是,中国政府的白皮书表示共产主义运动之前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人权,相反,在西方帝国主义来临之前,中国人民曾经拥有小部分的人权,但是19世纪中期列强的入侵破坏了这种社会保障网络。白皮书这样写道:??

  “旧中国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的人权失去起码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将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了中国,从而为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扫清了道路……真正完全的国家独立的取得,为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为后来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稳定健康地发展,进而为人权的不断改善创造了根本的条件。”?②??

  除了明显的宣传性的语调,以上段落在几个方面是具有启示性的。其一,它暗示了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帝国政权确实为其子民的“人权”做了最低限度的保障承诺。其二,当代中国政府的观点表明,中国人对于“人权”的全新理解与西方并无本质联系;而对于剥夺了中国人曾经享受的权利,西方却要负上责任。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被看成是人权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人权的发展则需建立在中国自己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选择之上。?

  大赦国际与其他人权组织立即把中国政府的白皮书界定为一种“修饰手段”并谴责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其承诺。?③美国国务院则由于中国“许多严重的虐待事件”谴责其“极差”的人权记录。?④而中国政府则同样以对美国人权记录不敢恭维的评价作为回应,其中直指美国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对于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冷漠的忽视等现象。?⑤这场口水战在继续,甚至会在随后几年升级。?⑥?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评价美中任一国曾经或者现在实际的人权状况,而在于对中国人的“权利”概念进行初步的探索,这些反映在其哲学家、政治家与示威抗议者话语之中的“权利”概念与美国人关于“权利”的理解是不同的。2000年的白皮书与其他许多中国政府在此之前与之后的出版物明确了这样一点:谈及人权,中国政府把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放在第一位。最近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包含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然而它并没有改变对人权的基本理解。宪法修正案颁布两周之后,2004年中国政府关于人权事业进展的白皮书声明:“中国政府继续将保障和推进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⑦?

  换言之,政府断言人民对于最小限度的生存标准有其权利,更进一步,他们对这种最小限度的标准有要求发展的权利。第一种观念——?认为人有权要求生存并且政府的合法性在于满足这种要求——可以追溯至久远的中国政治思想中。这种思想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影响巨大的儒学思想家孟子的著作中。尽管孟子的论述从来没有以“权利”这个词来表达,但他确实强调了经济福利与统治合法性之间的关联。而第二种观念——认为国家应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较为晚近的观念,它在19世纪晚期被中国政治领导人提出,并被毛泽东在革命之中以及之后加以特别强调。?⑧生存与发展这对概念并不是中国哲学家与政治家提出的简单而抽象的符咒;它们是中国普通人政治思维与行动方式的核心。?

  当然,对社会经济中正义维度的关注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T?H?马歇尔在其关于西欧公民权产生的经典著作中,曾经指出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或者说就是关于经济福利和社会安全的集体性权利——是公民权的最高表达形式。马歇尔进一步论述道,18世纪出现了一种极少主义的市民公民权(civil citizenship),也就是对个人财产、自由、法律正义的准许。而一种发展更完备的政治公民权(political citizenship)观念则出现于19世纪,它要求参与到政府权利的运作中来。仅在20世纪,一种对充分的社会公民权的要求才开始广泛流行于整个欧洲。?⑨不同于马歇尔对欧洲的情况所进行的梳理性描述,中国对于“社会公民权”的理解作为其政治公民权的基石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⑩?

  对比古代中国与现代欧洲,美国对于社会公民权的承诺则弱得多。美国的政治哲学家谨慎考虑政府的主要功能,他们一贯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就是马歇尔所谓的极少主义的公民权),并赞赏对于国家干预实行严格的限制,这些观点已经深入美国大众的政治神经。政治理论家路易斯•哈慈将美国式生活刻画为具有如下特征——“一种对洛克的民族主义式表达,却对洛克牵涉其中一无所知”。11洛克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在于其强调自然权利既先于也优于政府颁布的法律。他对自然法的理解侧重于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权、自由与财产权)。在其理论中,国家的角色是有限的:仅仅在于保证实践个人自然权利所必需的社会秩序。如若政府由于不能保证公共秩序,或者其权力扩张到与社会抗衡,从而践踏了社会契约,那么革命就具有了合理性。12洛克的观点与当年他所处的欧洲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即认为国家的责任是相当有限的。?

  相较而言,自孟子的时代开始,中国人的治国之道就为政府预设了一个更前摄的地位,政府被赋予推动经济福利和安全的期望,这样的期望带来了关键的实践结果。正如王国斌在其对欧洲和中国国家形态的比较中观察到的,“当论及物质性福利,我们发现中国有一种干预生存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使欧洲政府对抗小农经济之不稳定所作的努力显得相形见绌”13。良政栖于对百姓生计的保障——这种观念一直是从孟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思想与实践的标准。它不但反映于政府的宣言和政策中,同时也体现在底层民众的示威抗议之中,而后一点我将在本文的稍后部分进行论述。?

  除了对社会福利表达的关注,古代哲学家孟子与现代革命家毛泽东还共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作为对政府无法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合法性回应,群众起义是具有合理性的,在毛泽东那里群众起义甚至是值得称颂的。当被焦急的梁惠文王问及应该如何保持王位时,孟子简单地回答:“保民而王。”14他接着解释道:“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15这显然是儒家“道德经济”的清晰论断,这种论断使得保护和推动人民的生计成为治国的基石。?

  孟子的核心思想正如孔子的一样取材于《书》经这一古老的中国哲学文本。《书》经包含着“天命”的概念,作为天道的革命以推翻无道统治者的统治权代之以有德之人,其合法性为天命所证明。最早把天命概念作为革命合法性的基础始于公元前11世纪周朝的建立。大约七百年后,孟子通过将“天”的权威与“人”的助力联系起来而扩展了这种观点。当被其门徒问及统治者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时,孟子答道:“天与之,人与之。”16他接着说:“民为贵,……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7孟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于大众支持这一观点在今天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毕竟,自从美国和法国革命后,大多数现代国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考虑到它提出的时间是在两千年前,这种对大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强调就的确不同凡响。?

  当我们比较孟子的天命论与欧洲的君权神授观念,或者日本人关于皇族血统源于太阳女神的观念时,其区别显而易见。在孟子那里,皇室血统并不构成连续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天命亦善变(“天命靡常”),18它需要通过大众支持而不断更新。而如何获得大众支持?需要行仁政,并提供百姓生计所需。孟子带着怀恋与赞同的态度提及,古代圣贤总是为了保证丰收经常地“求诸己”(tour of inspection),“春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补不给”。19只有保证了收成,得到了农民的支持,统治者才享有天命,而忽视百姓生计则会引致起义。“……饥者弗食……民乃作慝。”20统治者最重要的品德是仁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心。如果君主无法为其人民提供经济福利,起义就会发生——某种意义上讲是应该发生。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言:“在不同的书经中,特别是在《孟子》中,大众的德行是由他们的经济福利状况所决定的——这一观点已表现得相当明显。”21

  中国与其他皇权国家(如欧洲和日本)的不同甚为明显,而与许多现代共和国也极为不同。比如把孟子的革命合法性观点与杰斐逊的作比较,尽管孟子和杰斐逊都强调获得和保有民众支持的重要性,但两人最终落脚点不同。杰斐逊对革命的理解更接近于洛克的政府论而非书经。22在他具有启发性的论述中,革命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仅作为防止专制统治的保障,而非作为对社会经济非正义的抗议而具有合理性。这位启蒙运动时代之子将周期性的武装革命看成是保证民主自由的本质要素。正如他所说:“如果统治者不能不时地从人民有反抗的精神这一事实中得到警告,那么什么国家能保证其自由权利呢?让人民拿起武器……国家权威与专制的流血是天然的养料,自由之树在其中常青。”23对于托马斯•杰斐逊而言,是专制而非贫穷,产生了合理的周期性革命。?

  生于杰斐逊逝世后一个多世纪,毛泽东的确受到了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深刻影响——先是无政府主义然后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同时毛泽东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文化传统。正如本杰明•史华慈强调的那样,尽管毛泽东的观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却并不能排除一个事实,即其许多层面的内容均与某些传统中国的思维、行为习惯一致”。24在这里我将提出毛泽东与孟子的两个相似点:民众的重要性——特别是农民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有助于建立合法性;与此相关,经济上困苦的人们有对抗贪婪无度政府进行革命的“权利”。25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最为激情澎湃和流畅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这篇报告发表于1927年5月,其时绝大多数毛泽东的共产党同志们仍关注于城市的工人而非农村的农民。而基于对其家乡湖南5个乡村为期32天的考察,毛泽东描述了他对农民重要性的觉醒性认识,他写道:??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26?

  在此毛泽东将农民描绘成为一股天然的力量——“暴风骤雨”,他认为革命的成功系于认识与接受农民的天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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