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增长的痛楚: 崛起的中国面临之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1 次 更新时间:2015-02-11 16: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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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历时30 多年,其经济成就和社会效益令世人惊叹; 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过程而出现并积累的问题也使形势令人忧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的崛起如此之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各种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在相应的领域实施了应对政策,以期保持其治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当代中国( 暨中国共产党) 研究的学者具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逐渐从对政权更迭的预测转向对党和政府具体的政策实践和治理路径的考察。通过这些学理观察,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党和政府应对上述政策挑战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将独特的政策路径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极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改革治理 政策挑战

  

   一

   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积累性成就,从最广泛的角度观之,实在是令人惊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6 年毛泽东逝世之时位列全球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而经过30 多年之后,却一跃成为全球飞速发展的经济体,位居世界第二。这一迅速崛起,不仅使得十多亿人口脱贫致富,而且确保政府拥有了令人艳羡的丰富资源以推动进一步发展。然而,尽管外人会对所谓“中国奇迹”的速度与成就叹为观止,但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领导者们却均对当前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就人民这一层面而言,大有扩散之势的基层社会抗争预示着群众对诸如强占土地、环境污染等问题饱含着强烈的愤慨之情; 而在高层领导者这一层面,也在怒气冲冲地严斥由各级领导干部作风腐化和居民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腐蚀性效应。

   经历了35 年改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我们要想对这些挑战作出评估亦绝非易事,这不仅仅是由于客观的成就与主观的抱怨之间明显地缺乏关联性。一方面,改革令人目眩的步伐导致任何系统的学理考察都很快会落后于时代; 另一方面,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在区域分布、社会阶层、政策类型等方面都表现得极为参差不齐。当现代化的大都市坐拥新设立的光彩夺目的基础建设与适宜城市生活的各类设施( 这些设施与先进工业国家等量齐观,有些甚至比它们更好) 时,大部分落后的农业地区仍然深陷贫困的煎熬。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城市中上阶层的财富,随着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增长,但其对整个国家财富的贡献却被数以百万记的外来务工人员的贫困所抵消。上世纪90 年代,尽管中国政府因其采取的一系列大胆的经济措施使得中央财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大幅增长而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成就却依然乏善可陈,更不必说法治与政治方面的改革举措。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肇始于1978年12 月,由深具改革视野与思维的政治家邓小平发起并领导,而这距离毛泽东的逝世仅仅过去两年。改革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邓小平及以他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以往共产主义体制特有的、却问题繁多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及被严格束缚的社会秩序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一举措曾使得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纷纷陷入困境。邓小平随后将其改革策略及措施命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开始备受关注。

   中国的崛起如此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日益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与几乎没有改变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在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达到顶点,民众对通货膨胀和干部腐化提出尖锐批评,同时呼吁执政党推进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剧变,紧随其后,前苏联也遭遇了解体的悲惨结局。在中国,执政当局对政治风波进行了有效处置,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亦对“维稳”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这都对大规模群体性抗争的出现与复燃起到了有效的遏止作用。尽管如此,在大多数中国普通群众和各级政府官员( 更不用说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看来,蓬勃发展并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之间能否长期和谐共存已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

   自改革伊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不协调性,使得外部观察家们一直以来都在预测中国将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然而,同样的不确定感却促使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代领导集体得以进行创造性的政策实践,从而使剧烈的政治变革得以避免( 或至少得以延缓) 。由持续而高速增长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使得中国领导人一度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效应。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展开。中国领导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长期性仅仅维系于经济发展是有危险的,因而他们有意识地放慢了对单纯经济增长的追逐。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在其执政的第二任期( 2007—2012 年) 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目的在于纠正与缓和30 年急速却不甚平等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新《劳动法》的颁布,医疗保险、养老金、扶贫开发等项目体系的建立,以及高等院校大幅扩招,这一系列具有改革魄力的举措使执政党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得以巩固其执政地位。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履新伊始亦展现出要将社会改革的各项措施全面深入推进的态度。本届领导集体公开承认经济指标令人担忧,并强调深化财政改革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出于对政治体制仍需稳定发展之考量,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出了要不断推进改革与政策调整的紧迫性,而这些政策远远超出了保持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一范围。2013 年6 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在使各级党员干部改掉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作风和习惯,从而避免脱离群众。而中国领导人普遍相信,正是脱离群众这一恶习,加速了苏共的变质与苏联的解体。

   惠民的社会政策以及更为严格的党内纪律,伴随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被提出,然而这并非中国共产党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唯一手段。政府以委婉口吻提出的“社会管理”,或以刚性处置和柔性安抚相混合的手法,作为有效解决社会紧张态势的策略,仍然是社会管控的最重要手段。对媒体与互联网内容的审查同样是这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具备化解政治挑战的能力的另一因素,是其领导人具备为实践所证明的“文化治理”之才能。具体而言,即通过创造及利用能使人产生共鸣的象征性资源来提升党的形象,并使人民群众乐于接受这种形象。 例如,执政当局通常会以主动的姿态来建构其对具体事件的解释,从而达到“引导舆论”以符合党的宣传的效果,而非简单地对不受欢迎的媒体报道或网络博文进行压制处理。这些形式各异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厚渊源,但它们都普遍被修改或更新以适应当代的现实条件。

   鉴于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人们往往把中国共产党在当下的许多政策实践仅仅看作是一个即将出现重大危机的政权所采取的孤注一掷的策略。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仅从各种困境中挺了过来,而且还以更为欣欣向荣的态势发展了30 多年。因此,这一现象旋即吸引了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探究。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历史渊源也表明,其未来势必会走出一条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当今世界现存的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即古巴、越南、老挝以及朝鲜) 一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和领导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取得政权,这就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这与通过影响力相对狭小的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前苏联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不同之处更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军事占领基础上建立的。与大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是通过经年累月、贯穿始终地对广大农民进行动员而取得革命成功的。这一丰富的革命历史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管控方面使党获得了丰富而珍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使得党获取了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重要政治优势。然而,这并非简单意味着此类政权将永远居于不败之地; 而是说,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命运如何,面对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过程和极富生命力的制度韧性,我们更应该将其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视作一个政权在走向成熟进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增长的痛楚,而不是像恐龙在走向其命中注定的灭亡过程中的剧痛。

   因此,我们进行当代中国( 暨中国共产党) 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应该局限在政权更迭的走向与前景上———不可否认,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中国研究成果有此类倾向。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刊《狄德勒斯》杂志邀请一系列顶尖中国研究专家为其2014 年春季刊所撰写的论文,就是以更加实际且宽广的视角来探究中国的党和政府在当下所进行的政策实践的路径与方式。这些政策的内容涵盖面甚广,从民众的基层抗争到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尽管这些政策以及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许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显得有些许特殊,但实际上,鉴于中国共产党所治理的这个国家规模巨大及其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这一大背景,这些挑战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学者们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从不同角度评估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也指出并充分考量了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的独特性。

   学者们的集体努力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处理一系列问题( 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 时的复杂画面,而事实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曾被这些问题深深困扰过。当今中国的党和政府所面临的某些最为棘手的挑战,其实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改革初期的一些政策实践所导致的,包括当时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从人口结构的显著改变到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接踵而至的问题经常面临难以处理的困境,同时其解决措施也无法完全地、轻易地发挥效用。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是由于这些现象使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愈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使得其在中国的情境下更为值得关注。

   或许,颇为自相矛盾的是,中国政治体制与决策过程中的某些欠缺加重了上述政策挑战的紧迫性。例如,由医疗事故和纠纷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引发的群体性抗争事件,被认为有可能波及整个体制; 在此种情形下,不作为所带来的危险有可能被加剧,同时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出现的政治上的成本亦有可能被放大。不难看出,基层民众在表达和解决其疾苦方面缺乏一定的民主因素。这一点使得一系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然而,带给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压力和动力以促使他们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来处理问题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毫无疑问,中国的党和政府在处理这些政策挑战时所运用的一些较为严厉的办法,在西方较为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内会显得既不可行也不适用。尽管如此,中国当下正努力解决的问题与挑战从范围和后果上看是全球化的问题,这一事实也使得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实践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意义和重要性。

  

   三

中国的党和政府化解上述政策挑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便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供再分配和支持政府主导项目使用的大量财富。虽然改革初期那种一日千里的增速无法长期维持,但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对于中国政府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来说至关重要。正如经济学家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在其论文中指出的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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