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红太阳普照大地万物，《东方红》唱遍每个角落，绝对权力笼罩了整个华夏民族，代表一个民族元气的知识分子纷纷缴械投降，几乎是一败涂地，能在铺天盖地的权势和一浪接一浪的运动面前保持自身人格的少之又少。直到大灾难的一页成为历史之后，人们蓦然回首，才不无吃惊地发现在民族精神史上出现了一段长长的空白，顾准、陈寅恪的被发现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大事件，虽然“处江湖之远”、在民间草根阶层，从林昭、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到王申酉、李九莲、武文俊（还有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为思想而惨遭虐杀的志士一直没有中断过，她（他）们的存在为这一段满目疮痍的精神史挽回了一点荣誉。但“居庙堂之高”，在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过去我们只知道——梁漱溟为农民仗义执言，面对毛泽东的威压和咆哮要求“雅量”；马寅初为《人口论》罹祸，以八十高龄单枪匹马要为真理辩护；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要捍卫学术独立，断然拒绝向意识形态紧箍咒低头；顾准在黑暗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完成了高调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向生活的经验主义的回归……
多年前，当赵诚的《但教莫绝广陵散》发表时，我们才发现在水利学界还有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即使在黑云压城的年代也决不低眉折腰事权势，他的专业操守、他的人格尊严和他出色的专业造诣使他在一边倒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次次不懈地上书反对三门峡和三峡工程，完成了当代精神史上一出悲壮的独角戏，他就是气吞万里的黄万里。2004年夏天，赵诚追寻黄万里九十年人生足迹的《长河孤旅》终于面世了，他为中国20世纪后半叶不堪入目的精神史又增添了一个永远发光的雕像。作为一个学有所成的水利学家，从1957年到他生命的晚年，黄万里从专业良知出发先后反对修建三门峡、三峡两个工程，然而，权力者好大喜功的膨胀心态和水利界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媚权倾向，注定了他的反对意见在现实的天平上等于零。如同在精神的天平上，他让所有的权力者、得势的小人们失去了重量。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前半生致力于职业教育和民主事业，多次拒绝高官厚禄，有过许多可圈可点的出色表现。然而进入1949年之后，他身居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高位，年近八十却在孜孜求《改造》，写下了“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这样的诗句，成了一个附首听命的高级花瓶。在那样一个思想控制得像铁桶一般严密、容不得一丁点不同意见的时代，黄万里能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更加需要巨大的勇气。他为反对三门峡水库成为右派，被打入人间地狱20多年。苦难没有改变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又挺身而出，反对在长江三峡修大坝，一次又一次无望地上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到生命的终点。如今，他当年忧虑的三门峡工程可能带来的隐患和灾难已全面暴露出来，人们这才感受到坚守科学良知的黄万里的价值、感受他人格的伟大。不少人在论黄万里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对说真话的坚持。其实，黄万里坚持的又岂是说真话这么简单，他坚持的更是科学底线、人格底线、精神底线，这是做人、也是做科学家的全部尊严所在，尤其当谎言弥漫、良知缺席的时代。未必青史都成灰，凭着这种坚持，黄万里就将永远站在精神史上，冷对一切终将化为粪土的权势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