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卑微者归来——怀念父亲

——亲情随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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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父亲的猝然去世,让我惊耸不已。

  几天前他说一天早上感到特别舒服,扭扭腰做做活动,不料背疼,他自己敷了止痛片,未能息止。他有些虚弱,但神智清醒。我扶他坐三轮摩托到他着意的诊所。医生开了跌打损伤药、止痛药。点滴连打两天没有效果,又出现了大便不禁,他不愿再打针也不愿再去医院了。老屋总是老人最放心最安妥的心灵维系之所;我叫回了本县和邻县的妹妹。短短几天病痛,他已憔悴不堪,可他还能准确地在一串钥匙中拈出开锁的某一枚。那天晚上10点多我又到老屋看他,妹妹在他身边。他坐在床上,微微呻吟,明确地说:“你又过来了。你去睡吧。” 我心里更以为父亲的病不会太严重,怎会想到老人已是“弥留状态”,自己就这样跟老人诀别?次日晨7点妹妹电话说爸不在了!我心头袭来一阵黑浪,疾步向老屋奔去……

  姐妹们正围在床前,我最后一次抚摸父亲已冷却的前额和脸盘,大声叫“爸爸”!悲怆不已。

  当天(2004年11月10日),我在老屋彻夜为父亲守灵。在惨淡的电灯下,我不时起身注视安放棺里父亲的遗容,不时打量度过我童年,已趋衰落破残的老屋,不时出入涵养我童年的那个房间,感受晚年寂寞的父亲。说来惭愧,我对父亲近些年真实的心路和心境有着隔膜。夜气微寒,老屋恍惚,我有梦寐之感。从1973年7月大伯父辞世(我们是从下放地回到老家为他送葬的),至今父亲的四兄弟四姐妹已陆续去世。父亲居他兄弟姐妹之末;他为每一个哥哥和姐姐做了最后的送行,如今我们为他送行。一代人——一代人的生活、恩怨感情湮灭于逝川,世界就这样消失着和更新着。

  丰繁而真切的回忆需要特定的环境;童年青年的前尘影事纷至沓来。

  父亲有长期坚持逐笔记帐的习惯。我曾听父亲说因看不清他放弃写信了;这次我翻看他的记事本,几年下来只见空白!我还是不禁一抖。他十多年来他深受白内障之苦,视力已相当微弱,生活依然自理。一位向来喜欢独处,以读写为乐的老人,独自生活的人,一旦无奈地搁笔——永远搁笔(看电视也是听声音),心里该是怎样的苍凉悲苦呀!读写和看(能清晰地看)是父亲生命、生活的重要组成,如果缺失,生活和生命就暗淡。1999年5月我同父亲到赣州看眼科专家,北京专家说不必动手术,注意休息,父亲听出了专家的意思,脸色平静。又过了几年,父亲的视力更弱了,倒滋生心中的倔强。不过他没有对我明确提要求,他只是说,街上某老人的白内障是在哪个县动手术治好的。这样去年5月我去那个县眼科询问,那个县的朋友也答应全力帮忙。然而83岁的他最终还是听了他同龄同事的规劝,放弃了手术的意愿。我想他一定悲观过,但最终又平静地面对现实。

  年迈者的父亲就这样悄然地暗淡下去。人在生命尽头大概都是这样罢。

  在几近失明的日子里,父亲坚持每天拄拐上街,买东西,走路,他已看不清扑面而来的人,我几次见了顿觉心酸。几次我上前要替他提米或菜什么的,他说不用,手提着塑料袋默默而去。

  许多时候他沉浸在回忆之中。大概在他去世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我去看他,他突然说起王云生自学成才的事,解放初他就用王编的辞典。此前我已在《上海文学》谢泳的文章《一本辞典的文化变迁》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我并没有跟父亲扯过这一话题。可见王当时的影响和贡献,也说明父亲内心是佩服王的。也可能父亲以此例子鼓励我吧。

  扪心自问,我对一辈子从教的父亲——他的人生经历和心思,几乎是间接获知的。以前他很少在子女面前郑重其事地谈他的经历,只不过在提到某件具体的事情,他很快会接过话题讲这么一段。年复一年,我就大致知道他不算复杂的工作经历。1940年他高师毕业便到离县城很远的一个乡小学教书,当过校长(当地乡民很尊敬他);1950年前后,他保留学校的薪谷(即不是“供给制”;薪谷养家顶用)而到区政府做事(他几个工作伙伴因“供给制”后来都享受“离休”),颇受区委耿书记(南下干部)的赏识,这样又调他在县文化馆任馆长,搞了几年文化工作,这是他人生短暂的一段辉煌,后来因“社会关系不纯”调至城区小学任教,1958年又调到县中任教,1962年又调回城区小学任教,1970年代又在县中教书……

  他不怎么合群,25年的退休生活,他从不参加结群结社活动,宁可一人静呆在家里。但他不是心如止水。如香港回归,他在本子上写上几首格律诗,并不是给别人看,完全自娱自乐。他退休早,退休工资也少。世事渥浊,他不平,一声叹息随即又想开了。父亲是教师中的卑微者,晚年的他更是社会的卑微者。除了极个别学生(也退休了)会来看他,当年他好些得意的学生待他也如同路人。父亲长期执教有无数学生,有感情好的,有感情一般化的,他只不过一介极普通的教师,加上年龄老大,他被遗忘是自然的,落寞是自然的。从中也可看出市场化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师生关系”的悄然质变。究其一生,父亲是个卑微者。

  被压迫被剥削——被压抑者是卑微者,底层人是卑微者;天地人,人夹在其中,人是卑微者,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显贵,大大小小威风八面的治人者,都奈何不了生老病死规律,依然属于卑微者。不过,兴许是父亲——家庭的影响,我心所系之——在我眼中在我笔下,总是前者。所谓卑微者多指受伤害者——不仅肉体而且心灵(精神)受伤害,有的死后被挖坟被鞭尸被清算,他们都处在社会的底层,有的处在历史的底层,被层层遮蔽的底层,当然也包括一些身处底层又给人造成伤害和痛苦的人。他们默默的生存和生活,每每给我以心灵的撞击和滋养。

  父亲的晚年生活更属于卑微者的卑微生活。我无可选择地出身于这样的卑微者家庭,也是卑微者。

  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对情境冷暖、气候肃杀、恶运降临是很敏感的,何况,我自己也几乎重蹈父亲的覆辙,亲身经受并咀嚼命运沦陷的悲凉。在年龄上,我比父亲更早向着太阳和进步,却比他更早步入人生的厄运;在时间上,我比父亲更长久地落入真正的底层。但是我比父亲跃上了一个人生和精神的高度,我感觉到了他由衷的欣慰。父亲和我都躬逢了时代的转折,他是三个转折,我是两个转折,2>3,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神奇。

  应该说,父亲——教师还不是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底层不仅长时间生活和精神受伤害、遭打击,而且在物质生活被剥夺得彻底,陷入极度贫困,与动物性生存相差无几,底层的底层是也。因而,我比父亲更长时间也更多地接触了底层的卑微者。

  在我的学生时代,父亲所受的那种与时俱进的压抑和伤害(他不是最悲惨的),我是能体会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体会更深。在家里我能听见他习以为常的沉默和叹息,有时听见他简短的骂人和牢骚。后者很少见,这是他努力压抑和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消极悲观影响我——他的孩子。父亲知道什么是主流,什么是光明前途,他主观上要把我们子女推向光明。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自我压抑,我也不由自主地听见他对某事某人的真实评说,比如他说学校某头头是饭桶、草包,某件事明显错了(如大跃进饿死人)。他主观上是不要我知道的(他出自善意而隐瞒真相和历史,由此可知世间某段历史为什么隐瞒得如此彻底),但他禁不住吐露,说明他闷在心里难受,不吐不快;也说明他在如此高压的环境里仍良知未泯,能识别清浊,因而社会真相是不可能被抹杀的。可是,他这种“良知”的精神源头又在哪里?

  事情就这么怪,他的许多耳提面命没入我内心,而他对世事的牢骚和鄙夷却植入了我的心田,促成我基本性格的形成。至今我仍在揣摩,当年我投身文化大革命,天天手捧红宝书,最高指示如雷贯耳,但与此同时,从无意到有意接触了横站孤愤的鲁迅、幻灭动摇的茅盾、雾雷电的巴金、东瀛狂恋的郭沫若、沉沦颓唐的郁达夫、萍踪忆语与读者交心的邹韬奋,有慰藉之感(下放后又接触了边城忧伤的沈从文),加快了对当下的热火现实的厌倦和怀疑,一颗心不由自主向“危险的领域”倾斜。这是不是青年求知和冒险的心理?是不是一种陌生的活法和思想让自己震憾?是不是政治运动本身具有“被消解”“被否定”的定律?现在看来,是鲁迅茅盾时代曾经遭逢的彷徨和迷茫又在我们身上复现了——以我个人而言,当时因我笔锋凌厉斥责过那些心术不正者,正遭受同一营垒里既得利益者和复出的学校当权派联手的冷眼和报复,我开始品味鲁迅早已领教过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人心叵测了。我的厄运于是悄悄开始了。

  不管怎样说,家庭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父亲是无意地影响并推动了我。母亲乃家庭妇女,不理时事,只会要我们发愤读书。在贫困化的过程中,我祖父和我母亲的祖父的“文气”却在家里积淀下来。正是家里这种化为氛围的人格力量良知力量进取力量,潜入了我的血液,在我心灵深处积淀下来,形成了自己的人格之根。

  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含有这种“心灵成长的秘密”或“心灵成长的基础”。也就是说,人自觉或不自觉依仗心中的“精神之树”来面对不能把握的世界。这恐怕也是在邪恶(异化)环境中,许多人能出污泥而不染,在新的转折关头能较快成才成事的内在原因。当年我离开父母扑到外边世界,在跨出生活的第一步前后,心灵更是受到巨创,已蒙上命运的阴影。当年身陷“牛棚”的父亲——家也成了罩在我头上的阴影,于我是双层阴影。

  我这个卑微者在滔滔尘海里最终没有沉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底层对我“精神之树”的涵养。常说土里藏黄金,卑微者中含藏着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钙质:尊重事实,人格,坦然,面对,承受,豁达,良知,尊严,热忱,坚韧。许多人认为底层——卑微者藏污纳秽,是落后保守和惰性的大本营。一些人总是俯视,认为卑微者从来就是渥浊猥琐缈小的集大成者。其实不然,它永远蕴有生机,而且它同样受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渗透,“钙质”里同样渗透着时代的光芒。

  许多时候,正如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耻》中,有着白人(殖民者后代)血统的姑娘露茜,受了当地黑人的强暴,但她不顾做大学教授父亲的再三劝阻,毅然留在被伤害的地方(乡下),她说:“是很丢脸,但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一无所有开始,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不是卑微者不要尊严,而是得势者容不得他有尊严;卑微者在放弃外在的尊严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尊严,或者让心里长出尊严,勇于承受和面对生活就是尊严的体现。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剥夺不了的。这就是人性之钙——人性的力量。

  卑微者从来就是社会的主体,其中不乏自暴自弃者,一般的卑微者身上也不乏人性的惰力(谁身上没有人性的惰力?),但总的说来,正面的人性力量起着决定的作用。照《耻》的说法,女人露茜(卑微者)很能适应环境,她的生活和土地十分接近。从绝对意义,社会的动力和活力都存在于卑微者中。

  在下放地,跟感受父亲一样,我也是在众多卑微者“钙素”的自然流淌中,心地得到滋润,精神得到升华。后来我得到了底层乡民的信赖。正是在底层,完成了我人格的建构。这是我内在的精神真实。我想,这恐怕也是那些出身于卑微者(家庭)的人才、俊才的成长秘密,这也是社会保持基本活力的真正秘密。

  我明白了,父亲当年也是从社会底层,也就是卑微者那里,汲取人之为人的基本营养的。

  直到父亲晚年,他依然不是故意而是随意地、零星地说出他的一些经历和当时一些真实的想法。这是他的习惯吧。这次最后陪伴父亲——为他送行,却让我整体性地感受到了他真实的心跳,他身上真实的感召力量及其精神源头。父韵无声。父母是我的精神源头,社会的卑微者是我源头的源头。相对于喧哗的生活,父亲是静默的存在;相对于激扬蹈厉,我却常常得益于他油然流露的真性情。父亲已远去,我却从他沉默的晚年强烈感受他坚韧的生命力量,他卑微生命中的璀灿光芒和雄浑旋律。

  我突然强烈地明悟,父亲不算短暂的一生,在顺从命运中又悄然抗击命运,年迈而日渐虚弱的父亲依然滋生强烈的生命渴望、反抗宿命挑战命运的雄心!如同他微弱的那句“你去睡吧”,潜台词就是“我还行”,不正是他抗击命运的默默体现么?他不是在嘴上喊,呈激烈状,而是在缓水般行动中流露出来。而这于他是一以贯之的,贯穿于他的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众多卑微者及其家庭,不正是这样吗!卑微者伟大,父亲伟大。

  父亲远去——卑微者远去,但卑微者永在,卑微者如林亦如潮——卑微者归来!

  

  2005、7、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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