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帝国战争与符号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9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1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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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  

  

  英国学者霍布斯包姆(Eric Hob sbawm ) 曾将19 世纪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 the long 19th cen tu ry)。这个说法虽不新鲜,但还是很有意义。可以说“漫长的十九世纪”不仅跨越20 世纪,甚至还一直延伸到本世纪,至今并未充分结束。在许多方面19 世纪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所以,对19 世纪有没有充分的了解,关系到我们对当前剧烈变动中的世界能不能有一个历史的判断。我今天重点要谈的是发生在19 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与符号性质的转变和符号理论的产生有密切关联,我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语言现象或者是语言学理论,而是包括语言、书写文字、图形、数字编码、手语还有其他各种抽象符码的一种泛符号运动。我把这个现象称为19 世纪出现的一次符号大爆炸。

  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瑞士学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 ssu re) 曾将他所发明的学科叫做sem io logie(英文是sem io logy)。比他稍早一点,但由于各种原因到20 世纪50 年代以后才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美国科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皮尔斯将其发明的符号学叫做sem io t ics。这就是为什么跟“符号学”对译的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外文词。19 世纪出现的那次大规模的泛符号运动不仅成就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乃至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这一条重要的思想脉络,而且还标志着国际政治本身一次符号学转向( the sem io t ic tu rn of in ternat ional po lit ics)。理查?罗蒂当年提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颇有洞见,但是,由于罗蒂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传统思想史的框架里,他没有注意到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其实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中间出现的一股思想分流。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里重新解释。有关“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的详细分析和论证,主要是在我新出版的《帝国的碰撞》(The Clash of Emp ires) 这本书里,是其中的一章。由于时间的限制,也因为我这次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比较短,手边没有现成的研究资料,所以,能涉及的具体内容也十分有限。今天只能泛泛地介绍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现代帝国战争集中表现在军事征服跟现代通讯技术的同步进行。新兴的通讯技术,比如海底电缆、远程通讯等在19 世纪得到迅猛的发展。旗语、手语、统一路标、铁路信号、统一度量衡,以及摩尔斯码,这些发明和其在军事上的运用使得符号问题在19 世纪后半叶变得非常突出。这一切都与新型的民族国家以及新兴帝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有欧美帝国对全球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的能力有密切关联。皮尔斯这位科学家曾在美国东岸的政府测量机构供职多年,是他首次把布尔逻辑应用到电路的设计上,这是他对现代通讯工程的独特贡献。皮尔斯生前出版的东西不多,由于他与詹姆斯(W illiam J am es) 个人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使得他的大量手稿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被长时间封存,不得公诸与众。这种情况到20 世纪50 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善。所以严格地讲,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真正开始发挥影响是在50 年代以后。相比之下,索绪尔在欧洲各学科的影响更加广泛,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 évi2St rau ss) 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和应用就是直接得益于索绪尔的理论。

  但无论是皮尔斯还是索绪尔,两位符号学的创始人都生活在符号爆炸的时代。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由字母或者其他符号所组织起来的表意系统开始在这个时候涌现。世界语(Esperan to) 不过是当时被人们新发明出来的众多的符号系统之一,其中还包括军用密码和聋哑人手语等。所谓编码(code)、符号( sign) 或者信号( signal) 这些词汇不是某个语言学家的特殊专利,它们同样大量地出现在大英帝国海军和其他列强的情报系统里。在皮尔斯和索绪尔的时代,摩尔斯码,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电报码,与其他的编码系统,如美国的麦尔信号编码系统(M yer’s signal system ) 之间,有过长时间的一段竞争,最终以摩尔斯码取得上风,逐渐取代其他编码系统而告结束。麦尔信号系统由于被替代,所以很多人对它比较陌生。编写这个系统的麦尔是美国军队的医生,此人曾在19 世纪中期参加过美国军队杀戮印第安人的战役。印第安人不同的部落之间往往语言不通,麦尔观察他们如何利用手势、身体和四肢互相发送信号,由此得到启发,发明了他的编码系统。

  摩尔斯码的优点在于它逻辑上的简明以及它跟字母表的充分对应。自然语言所能表达的摩尔斯码几乎全能胜任。早期的海军旗语或者光标总是受到某一种物质表达形式所限制。比方说,当年18 世纪东印度公司使用的两套旗语,总是受到天气和光线的限制,船跟船之间打旗语的时候,白天用旗语,夜间用光标。自从摩尔斯码发明以后,人们借助声音、电信、书写符号等各种物质媒介,都能准确地翻译出自然语言。比如字母“A ”是“?—”,一短一长;“B”是“—???”,就是一长三短。国际紧急呼救的“SO S”也都是用摩尔斯码打出来的。据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用来记忆电报码的口诀就是摩尔斯本人发明的,便于学打电报的人背诵。口诀将字母“A ”的一短一长记忆为a2gain st; 字母“B”的一长三短记忆为bar2ba2ri2an。两者连起来读就是again st barbarian (打击野蛮人)。英美军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在使用这个电报码的口诀。从某种意义上讲,19 世纪的帝国战争实践的也就是这个口诀——进行所谓文明人“打击野蛮人”的现代战争。当前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自称又是一次文明人打击野蛮人的战争,我们经常可以在美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这种集体记忆的表达。回顾这一段历史,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符号学的历史谱系。

  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符号学的理论概念与19 世纪帝国战争之间的关系呢? 接下来谈谈索绪尔符号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 rse in General L ingu ist ics) 里,首先提出“能指”( sign if ier) 和“所指”( sign if ied) 的说法,前者指符号的物质形态,比如声音和音素,后者指符号所表达的概念或含义。任何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这一对因素组成。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arb it rary) 或是非自然的。也就是说,词的发音和它的意思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纯属约

  定俗成,同时人们不能随意改变这种人为的结合。不过,我们还要追问,索绪尔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 他的基本命题从哪里来? 针对什么现象提出来的?

  符号的泛自然化是一个广泛的现象,比如人们在数字13 和灾难之间的联想,再比如中国人从4 和“死”的谐音,以及从广东话的8 和“发”的谐音中推导出“词音”和“词义”之间的某种宿命的天然关系。就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说,所谓“约定俗成”是对长久以来统治欧洲神学思想和语言理论所做的一次回应。符号学的任务是推翻“词音”和“词义”的自然关系,所以索绪尔指出任何音素和意义之间对应关系都是人为的和约定俗成的。除了少数的象声词外,语言中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纯属偶然。索绪尔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词义”或所谓的“所指”是从哪里来的。他声称“所指”指的是概念,既头脑里的意象“m en tal im age”,至于这个意象从哪里来,他就不再追问了。索绪尔把这些问题留给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讨论。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让他感兴趣的是语言的物质性表达,比如声音和音素的物理性及其他特性,而不是概念的由来。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 acques Derrida) 在其《文迹学》(有人译为《书写学》O f Gramm ato logy) 中,恰恰追问索绪尔所说的符号之“人为性”究竟建筑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或哲学理念上,并由此探讨其基本理论概念的疏漏和局限性。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对符号的自然性的否定以及他对人为因素或者约定俗成因素的强调,已经事先隐含了他对“自然”和“人为”这个二元对立思维的认可,因此索绪尔的科学方法只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又一次表达,并不能脱离形而上学。德里达的看法非常精辟,不过,当他笼统地批评索绪尔如何不能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9 世纪这个关键的历史因素。被德里达忽略的历史因素其实很具体,可以透过索绪尔的思想与美国耶鲁大学比较语法学家惠特尼(W illiam W h itney) 的理论的关系中得到一些启迪。

  惠特尼不是唯一的在19 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语法学家,德国的比较语法学派也许在当时更有地位,更受学界的青睐。但惠特尼在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发挥较大的影响,并直接作用于索绪尔的理论探索。比如有关符号的自然性和人为性的这一思考,并不是索绪尔的发现,而来自惠特尼。惠特尼在他的《语言和语言研究》(1867) 一书中对“自然性”和“人为性”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说。他说概念和词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自然联系不过就是人们头脑中的联想。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人们总会追问某个词为什么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那样的意思,即使他们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或发觉现存的理由不够充分,也不会因此而不再使用某个词。惠特尼认为语言符号达到约定俗成的过程正如国与国签署条约的过程,而条约的签署不必假设文化、宗教、或者某种自然的共通性。条约是人为制定的,一经签署和换约,签约的双方就被牵制,任何一方都不可以随意改变。

  惠特尼的理论语言与19 世纪国际法的概念如出一辙。他明确提出,每一个语词都是人为的和约定俗成的符号(an arb it rary and conven t ional sign) ,所谓“约定俗成”(conven t ional) 指的是被公认的用法(con sen t ing u sage)。我在后面还会讲到conven t ion 这个词的多义性。惠特尼说,关键是概念和词汇之间的约定俗成必须依赖语言共同体的“认可”,他还使用了动词rat ify 来强调“认可”的程序。rat ify 的本义是“换约”。当一个主权国家对自己的全权代表与他国所签定条约赋予合法性并令其生效时,这个程序就通过了rat if icat ion 的认可。我在中文系讲课的时候曾提到“承认的政治”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何等重要,国际法实行的“换约rdquo;这种“承认的政治”与黑格尔哲学上的“承认”A nerkennung (英文recogn it ion) 的概念有某种历史上的承接。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主权”这一概念开始强调国际法的认可程序,国家君权的合法性不仅要获得本国人民的承认,同时还要获得外国主权的承认。这种双重承认的政治是成文法(po sit ive law ) 的重要内容。① 成文法强调“约定”本身,即国与国之间签署条约时,不必诉诸于宗教、文化、人性或文明的通约性。

  比如“conven t ion”这个词就很能说明问题。此词一般指“惯例”、“习惯”、“约定俗成”等等,但还有一个意思是“会议”、“大会”,泛指“国际会议”,后者在19 世纪才开始流行。“日内瓦会议”的用词就是GenevaConven t ion。在19 世纪,“conven t ion”一词频频出现在国际交往和成文法(po sit ive law ) 中,因为当时国际政治开始强调成文法,而不是自然法。惠特尼和索绪尔两人都生活在19 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各主权国家也在这个时候召集国际会议,即“conven t ion”,以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度量衡、交通路标以及电讯信号的统一。1909 年的日内瓦会议规定了国际救急信号,也规定了交通信号等等。在今天,这类会议很普遍,比如像统一电脑内码的国际会议等等。其实,主权国家关注符号问题并派政府代表团到日内瓦或其他欧洲城市商讨或推行符号的统一或标准,这种做法始于19 世纪。主权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不仅关系到战争、领土割让等古老话题,而且还包括铁路轨道的宽窄、信号的形式等问题(英国的车左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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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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