婵歌:专访刘禾·六个字母以外的解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14-11-15 18: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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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  

   无意识反抗与教育的教条化

   蝉歌编辑部:从《弗氏人偶》(The Freudian Robot)出版后,我们一直期待您的新作。没想到等很久却等到您这本书出来,这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其实一开始没有关注跨文体写作这一创新,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感觉到写作方式对于知识和文章的传播,尤为重要。我们到底写给谁看?会不会陷入自娱自乐的漩涡?国内微博上出现的网络大V,在网民和大学生群体中,影响力很大,您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青阅读”的采访时候也提过,网络大V,实际上美国是没有的。

   刘禾:是的,美国有各式各样的bloggers,但好像没有左右公众意见的大V。

   蝉歌编辑部:我们就一直在讨论写作的问题,网络大V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这么红火?

   刘禾:可能是因为网络的幕后推手吧,点击率背后有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推手是什么人?我们不清楚,只能猜猜而已。许多事情的内幕现在不清楚,多少年以后可能会曝光。

   这些事让我想起美国大学和冷战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有一幢楼,叫做SIPA楼。SIPA是个缩写,指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它属于哥大二十多个学院中的一个,就是杨澜当年读研究生的那个学院。这座楼方头方脑,是现代主义式的混凝土建筑。第一层楼上有个以Frank Altschul命名的大礼堂,这个捐款人Altschul是谁?他是个银行家,冷战时期他在哥大国际事务学院(这个学院当年的名称是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担任顾问,很重要的职位,他同时也在中情局底下的自由欧洲委员会任职,亲自参与了“自由欧洲电台”等冷战项目的创立。冷战期间,哥大的国际事务学院为中情局做事的教授和研究人员还不少。我认识一位美国学者,是60年代哥大的本科生,他告诉我,60年代学生运动的时候,哥大的学生把这座楼包围起来,高呼CIA滚出去。现在不少关于冷战的研究开始揭露更多的内幕,原因是有些档案公开了。

   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档案无法公开,人们也就无从了解。像奥威尔告密的事情,那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卫报》记者揭露奥威尔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交黑名单,是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有些档案需要打官司,《卫报》记者采取法律手段同英国政府打官司,这才看到奥威尔的秘密笔记本。一位美国学者为了调查爱因斯坦的档案,也花了很多功夫与FBI打官司,最后他看到FBI多年监督爱因斯坦的材料,写成一本书。这本书有中译本,叫做《爱因斯坦档案》。大V这个现象,我们不知道内幕。根据我的经验和历史研究,有些网络现象背后可能还有国际背景。

   蝉歌编辑部:对,您今天还提到了读者问题,我们对于读者本身有个期待,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过度低估读者。我很震惊,因为您提到在纽约上演一个九小时的英国话剧《乌托邦彼岸》,而且讨论这么复杂的历史哲学,观众对此趋之若鹜。但如果这么一个剧放到中国来,你们觉得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猜测可能有人会把它改造成一个彰显自己有品味的行为,也许他不一定真的对这个剧感兴趣,也不真的能搞明白它在说什么,但是呢,我去看了,然后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就达成了彰显与众不同的愿望:你们在看《妈妈咪呀》的时候,我却在看黑格尔。

   刘禾:这都有可能,有的人在参与的时候可能被改变,有的人永远都不能被改变,这都没关系。如果某些东西给他们施加足够的心理压力,让他们觉得炫耀这个东西比炫耀《妈妈咪呀》更加高大上,那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中间,可能有一些有头脑的人,我相信存在这个概率。就像我在书里写的,世界上优秀的科学家并不多,就那么几个人,他们却改变了世界。俄国十二月党有几个人?没多少人,但在他们之后,俄国的历史就被改写了。19世纪俄国文学也没出现多少人,结果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俄国文坛。他们顶多有十几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不倒那么悲观。我为什么说要用写作吸引最优秀的人呢,不然的话各自为阵,孤独地与风车搏斗,多浪费精力呀。

   蝉歌编辑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也想到,是否可以让学生或者周围的朋友读了奥威尔的《1984》再来读您这本书,以这种控制实验的方式能否产生一种心服口服的效果?

   刘禾:让他们先读奥威尔是吧?

   蝉歌编辑部:对,现在很多青年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读过或者认真读过,但媒体已经制造出了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1984”。

   刘禾:那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但它总是行之有效,为什么有效?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1949年之后,国内在教育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马列主义的教条化,意味着学校要强迫学生通过政治课的方式接受一套说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几十年毫无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反抗是情有可原的,可以理解。这明显是主流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失败,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只能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你越强调宣传,就越失败。奇怪,搞教育的人不研究社会心理。

   但学生的问题在于,反抗之后能不能学会思考?一个孩子反叛父亲,这是正常的,它是人类的通性。除了家庭,还有现代教育机制,考试制度,晋升机制,就业制度,这些也都造成层层压制,那么儿子反抗父亲的模式也自然被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形成一种我们熟知的自动心理模式,谁控制我,我就反抗谁;谁统治我,我就反抗谁,时间久了,反抗者反而被自己反抗的对象所束缚。其实这种影射式的反抗比较幼稚、很无力,正如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不由自主的、强迫症式的重复,不经过思考,完全都是无意识。如果人的行为完全被无意识所控制,那与动物没什么区别?既然他所有对外界的反应都是固定的模式。比如你给这种人一本书,马上就能预测他如何反应。我对中学生的无意识反抗持同情态度,因为他们不得不每天都面对老师的权威,高考的压迫,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我甚至理解他们为什么一窝蜂地都读韩寒。然而,到了大学阶段,过了青春期的门坎之后,是不是该到发展智性、让自己成熟起来的时候了?我的意思是,既不再是单纯的反抗,也不仅仅在反抗之中寻求某种心理满足,而是开始思考问题。一个人如果多少年都重复一种心理和行为模式,我怀疑这个人的大脑能不能处理复杂的信息。

   蝉歌编辑部:这也是韩寒成功的社会心理动因,他就是顺应了受众简单反抗的模式,用他那一套语言技巧,让这些人更容易接受。

   如何看待韩寒现象?

   蝉歌编辑部:既然说到韩寒,我们就请您谈一下关于韩寒的著作、电影和他的影响力问题。韩寒粉丝包括中学生,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很多白领,甚至是岁数比较大一点的人更是韩粉当中的主力军。

   刘禾:白领也是他的粉丝吗?真的?你们能不能分析一下,该如何解释?

   蝉歌编辑部:韩寒最初搞文学创作,但后期他的重心转移,已经不写小说了,主要写一些杂文,社会时评等等。他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和追捧,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他的态度。

   刘禾:他后来出了抄袭丑闻,是吗?

   蝉歌编辑部:但关键在于,那套说他抄袭的指证对他毫无杀伤力,不但对他毫发无损,而且还迫使质疑他的人下不了台。这在抄袭问题上也比较反常,毕竟一般情况下,被质疑者应该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不论你是不是真的抄袭了。但他恰恰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而且大家会觉得质疑他的人别有用心。你质疑韩寒?你是五毛吧?就会有这种很奇怪的逻辑出来,除非你是五毛,那不然你为什么质疑韩寒?喜欢他的人一方面概不承认质疑方所提交的那些证据的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又拒绝与任何证据直接对话。这些过程中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争吵、论战。为他正名的不仅仅是一些小P孩,还有学界或其他文化名人、媒体知识分子,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

   刘:我感觉这似乎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死结。一个人想当民主英雄或者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走反政府这一条路,这在中国是简单不过的逻辑,毕竟这出戏往往是唱给国外媒体看的。反过来把这一套拿到美国就玩不转,倒不是因为美国民主,谁说什么都可以,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家机器太强大,谁怎么发表反政府言论都无济于事,蚍蜉撼大树。你倒试着在公路上顶撞一下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察,看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

   经济学和传播学背后的故事

   蝉歌编辑部:您的这本书里面除了讲1919年之后英国知识分子的分化,科学家和政治的关系,还有文化冷战这一议题。文化冷战对于传播学的学生非常重要,1980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从一开始被视为一门社会科学,中立、客观和去意识形态化。但主流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发展正是文化冷战的产物,这一点不能回避。

   刘禾:在传播学之前,早有很多学科尝试过中立、客观和去意识形态化,尝试的结果很不一样。比如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把数学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之前,这个学科属于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人们把它和历史学相提并论,说它只描述现象,而不能建立模型,而建立模型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在建立它的科学性或正当性时,就靠成功地引入数学,表面上好像摆脱了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是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搏斗。我在《六个字母的解法》里面提到,剑桥的大经济学家狄根森(Henry Dickinson)周围都是左翼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到芝加哥大学以前,那里的经济学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天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不受欢迎,他只能去法学院。其实,哈耶克的研究和法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法学院有人支持他。那时候,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不玩新自由主义的数学模型,但冷战期间博弈论的发展,导致经济学逐渐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天下。所以真实的情形是,经济学没有抛弃意识形态,而是炮制出新的意识形态,所谓“中立”无非就是说,经济学家借助数学树立自己的学科合法性,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研究。

   经济学在数学和科学的装饰下,变的越来越理直气壮,它声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很多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模型对市场作预期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他们下次还要说,似乎他们的学术信用度永不下跌。你看,一个巫师犯错误,胡说八道,但大家还笃信不疑,这难道不是一种宗教?在我看来,经济学越来越成为把持人们信仰的宗教,不是吗?我听一位数学家讲,数学界并不认可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可能因为那些模型没有多少数学意义。那么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就只剩下了修辞意义和巫师说教。说来说去,它也不是科学,倒不如像社会学那样,老老实实把经济作为社会和政治问题研究。总之,博弈论之后的经济学表面看起来强势,但它对人类的贡献非常有限。他们最后走到这一条路上,已经变成自娱自乐,与现实脱节。而这套游戏和模型到底有多少学理,谁去追究它呢?

   再回到传播学上,香农是信息论的创始人,但香农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完全是传播学的方式,毕竟他有个数学学科的背景。他做过一个奇特的玩具,起名叫The Ultimate Machine “终极机器”。这个小机器是由很简单的反馈机制构成的,极为形象地演示了反馈的过程,它的功能就是开启后,再把自己关闭。你按下一个钮,一只假手从盒子里伸出,假手再把那个钮摁一下,然后就缩回盒子里了。我说这是香农演绎的自杀机器,启开,关闭,很可怕吧?其实,美国语言学不是一直在自杀吗?香农极富想象力,他不仅演绎什么叫反馈,他的工作都是带有哲学性的,直接启发克拉克写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库布里克后来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这种哲学意义是促使我写《弗氏人偶》这本书的原因。如果传播学只是把香农视为信息论和传播模式的创造者,那就是浮于表面。此外,我发现香农对英文字母也有贡献,他贡献了第27个字母,一个无法用笔写、只能用数学展示的“空”字,这里面蕴含的哲学意义不是更深奥吗?可惜,国内的传播学好像正在重蹈覆辙,正在朝着经济学已经走过的路前进,你差不多可以预见它下一步走到哪里。

   蝉歌编辑部:我们回到文化冷战。您曾经提过,文化冷战采取几条腿走路的方式,那当前美国文化冷战采取的一些形式……

   刘禾:现在不说文化冷战,不说文化帝国主义,人们说软实力。冷战的反面就是“热战”,软实力的反面就是“硬实力”。这都是帝国中心论的表征。软实力作为一种通行的规范,用来衡量每个国家,比如网络战争,但网络战争不能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看吧,那是赤裸裸的软硬政治。

   蝉歌编辑部:但是传播学把它放到一个自由的框架里,网络被看作一个通向自由的可能,因为在国内传统媒体被控制得很严格,网络虽然也被控制,但相比之下更存在一些突破的可能。

   刘禾:这又是控制和反控制的简单思维。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成功突破一个国家的控制以后,又落入另一个国家的控制怎么办?斯诺登的逃亡恰恰证明这一点。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与信息自由无关,它不是一个自由空间,更不是Google和 Amazon所描绘的那种自由市场,它最早就是由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控制和推动的。互联网的鼻祖ARPANET(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是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一个项目,这是公开的事实。

   当年信息论开始发展的时候,拉康也在思考信息和信息论,他给学生授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情人之间打电话,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认为他们是在进行communication吗?任何东西经过电话这个机器,肯定已经不是communication…问题是,信息究竟是什么,这恐怕才是传播领域里的根本问题。

   (感谢笑尘的前期录音整理)

   【本文选自由吴畅畅、石力月主编的《蝉歌》网刊国庆特辑,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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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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