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对当代语言学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6 次 更新时间:2022-02-09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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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美国学者皮尔斯(C.Peirce)和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被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早已得到广泛流传和深入研究,但皮尔斯生前成果鲜有发表,去世后也鲜有人关心,只有极少数学者,如雅各布森(R. O.Jakobson)与乔姆斯基(A.N.Chomsky)高度肯定了他的学术贡献。直至20世纪末,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价值才开始真正被重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科学哲学观、科学方法论、符号学思想等,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学界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




三元符号观弥补二元符号观的不足


受康德范畴三分法思想的直接影响,皮尔斯基于初期的五范畴观(存在、性质、关系、表征、实体)提出了一级存在(firstness)、二级存在(secondness)和三级存在(thirdness)的普遍范畴思想,分别表示事物的纯粹此在性、事物间二元的或反作用的关系、事物间三元的或表征的关系。与此相对应,皮尔斯将符号定义为“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认为符号是由对应一级存在范畴的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t)、对应二级存在范畴的符号目标项(object)、对应三级存在范畴的符号解释项(interpretant)三种要素构成的:符号代表项强调每一个符号本身是一种存在,符号目标项强调符号与其所表征的对象有一定关系,符号解释项强调这种表征必定由某一解释者或解释意识所理解。相对于索绪尔二元对立式的二元符号观,皮尔斯三位一体式的三元符号观将解释关联物纳入符号要素,强调了符号作为交流媒介的特质,强调了交流主体及其背后的共同体基础和合同性共识对于符号交际的重要意义。即使是深受索绪尔影响的雅各布森,也认为语言系统不是独立于外部世界以及语言使用者而存在的。


雅各布森强调,皮尔斯符号三要素之间的关联是现代语义学和翻译理论形成的基础。创建表意学(significs)的英国符号学家维尔比(Welby)夫人是皮尔斯的坚定支持者,其门生奥格登(C.K.Ogden)1923年与理查兹(I.A.Richards)合作出版的语义学名著《意义的意义》就处处可见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作为皮尔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表征假说、意义几何学、复合话段说、语用整体论等为代表的新皮尔斯主义认为,语义不是语言到世界的映射,而是两个个体概念空间的映射,主张基于交际主体的认知语用背景来诠释语言符号传达的意义,从而转变了语义学的理论焦点,强调对话双方思想的交流和共识的建立,进而将语义研究纳入语用研究之中。莫里斯(C. W.Morris)基于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观,根据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符号与人的关系划分出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三个语言学分支学科,而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平面的意义转述,其实质就是借助解释项对符号进行的转译,而这种转译可能是在一种语言内部,也可能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还可能跨越符号系统,分别体现为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皮尔斯三元符号观将解释项引入符号交际过程,突破了语文学范式只重内心省悟而缺少理论建构、结构主义范式只重转换规则而忽视语外因素、解构主义范式只重译者主体而无视文本意义的局限,提倡兼顾“文本、意义、译者”的三位一体翻译观。


为了把握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皮尔斯在符号学的框架内专门设立了普遍修辞学(universal rhetoric),研究人为了获得社会共识而利用符号在社群中互动的方式和遵循的规则以及符号意义的有效解释方式和高效传播途径,从而推动基于劝说和论辩的传统修辞学向基于对话和认同的当代广义修辞学转变。值得一提的是,王寅提出的体认语言学关注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其核心原则即体认原则主要包含三个要素“现实—认知—语言”,徐盛桓论及实在存在和虚拟存在与心智的关系时基于心智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提出了“意向性解释三角”模型,这些理论新知某种意义上正是皮尔斯三元符号观的发展。




符号三分法对当代语言学研究影响深刻


以符号三项式为基础,皮尔斯提出了符号分类的三种三分法:单子式(非关系式,符号为其本身);二项式关系(相对于其对象);三项式关系(相对于解释项)。第一种三分法按符号显现的性质分为:性态(tone),指符号本身,物体的性质和形式都属于这种符号;型例(token),指实际出现的具体东西和事件,是一次性的,但可重复;类型(type),是型例符号的抽象图式或法则。第二种三分法按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的指意关系分为:像似符(icon),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是相似关系;指号符(index),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是时间、空间、因果方面的相关关系;象征符(symbol),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是基于共识的约定关系。第三种三分法以解释项为基础,分为:单词符号(rheme),解释项通过这种符号指示符号之对象,即那种既非真又非伪的符号,如单词;命题符号(dicisign),通过自身内对对象的确定来限制解释项的指示,即可转译为一语句的符号;论证符号(argument),本身规定着自己的解释项,即本身具有合理性的符号。


在这三类三分法中,基于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指意关系的类型划分对当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符号总体上被归入象征符之列,因为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共同体建立的规则和共识,具有鲜明的任意性特征,但语言系统中像似符和指号符也并不鲜见。事实上,在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现代语言学学科中,指号符已远远超越了皮尔斯意义上的人称代词和时空指示词等狭小的范围,而扩展到语用指称、话语指称、社会指称、文化指称等广阔的领域。


语言中的像似符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拟声词,在认知语言学中已拓展到语法、语句和语篇等各个层面。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影响下,雅各布森将符号要素间的像似性和相关性关系拓展到符号单位之间,认为索绪尔作为语言系统运作的两种基本机制提出来的句段关系(组合)和联想关系(聚合)分别使符号指向自身和语境,这两种机制分别依赖语言符号之间的临近性(contigu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雅各布森强调,失语症患者的相似性紊乱和临近性紊乱表现为在组合操作和聚合操作方面存在障碍,而这两种紊乱又与隐喻和换喻两种修辞方式密切相关,进而提出话语推进的语义路线主要表现为隐喻方式和换喻方式,认为隐喻和换喻直接构成了语言系统的两种运作方式。这些思想对认知语言学研究尤其是隐喻和转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皮尔斯符号三分法为人们分析多样化的各种符号现象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具体到语言研究领域,皮尔斯符号三分法为指称研究、多模态语篇分析、认知语用学研究、语言景观的符号学阐释、语言世界图景研究等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工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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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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