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回到蔡元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6 次 更新时间:2003-12-20 09: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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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进入专栏)  

  

  因为有约,我必须放下手里别的活儿去读杨东平先生主撰的一本书:《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这本书是文汇出版社“文汇原创丛书”之一种,要是换个名儿,也许可叫“中国百年教育史”。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这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杨东平先生在该书“引言”中说,“我们今天的所做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此言极诚。?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中国如何完成现代教育的转型?我们的前辈有很好的见解,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等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在这些前辈中,蔡元培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诞生。1月3日,46岁的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随即制订颁布了《大学令》等,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及演讲,提出教育“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达到造就“公民”之目的,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价值和理念。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党派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功夫,更加一番努力,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一版,90页)

  

  在学术上,蔡元培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主张“圆通广大”,“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氏的这些思想,都成了知识分子这一百年里始终执着追求的理想。?

  

  那时,蔡元培、陶行知、胡适、任鸿隽等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反对“党化教育”,但知识分子毕竟拗不过现实的政治。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在纪念“五四”八周年的大会上终于提出“党化教育”思想,并要“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接着,南京政府教育当局制订《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转引自《艰难的日出》68页)1928年虽废止了“党化教育”,但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因指责党义教材为“党八股”而遭国民党中训部训诫;主张“学术自由”、“教育独立”者如马寅初、潘光旦、马叙伦、许德珩、张申府、任鸿隽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打击迫害。值得欣慰的是,由于那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专制思想和行为一直受到知识分子不同方式的抵制和抨击;不像1949年革命后,几经肃整,知识分子都一片哑然、集体缴械了。?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20世纪上半页还是基本上存在的;但20世纪下半页,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总是知识分子,其群体已荡然无存,真正有点训练的人文知识分子出现了断裂层,直到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以后,人文知识分子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欲接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批判传统。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大学人文教程》是代表当今学术思想水准的书,也可算是为久违了的人文精神“招魂”,但与20世纪上半页的思想资源相比,与那时的知识分子训练积累相比,显然还是低层次上的起步;或者说,对制度建设等话题,可以说是隔靴搔痒——然而,仅这一点点进步,也是经过近20年的“西学东渐”才有的气象,所以也是极不容易的。?

  

  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用大而无当的虚化的道德教育去培养“接班人”,结果培养出了成克杰、胡长清、李真这样的数不胜数的货色;我们一直要孩子“诚实”,告诫他们以“诚信为本”,但去年某省高考的满分作文居然是虚构的,明明是活着的母亲,满分作文却说母亲死了;我那读高一的孩子,作文喜欢实话实说,可老师的批注要么是“立意不高”,要么是“观点欠正确”,孩子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这些,难道不应引起教育当局以及全社会的深思吗?邓小平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我担心将来出问题,就出在教育上。其实,教育一直是个真问题。

  

  杨东平先生此书写了“教育百年”之后,抓住现代教育转型的种种“艰难”,理性论述,读来颇得启发。大家知道,“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废科举一百年了,现在的应试教育和科举教育又有何异?

  

  我们的困境是深层次的,有来自制度的、理念的等等。如何完成现代转型?杨东平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资源”。在那一代开创者中,尤其如蔡元培者,无论是在教育理念上,还是在教育实践方面,都是杰出的。所以我觉得,教育要走出困境,回到蔡元培也许是当下紧迫而现实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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