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为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一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7 次 更新时间:2009-02-23 19:35:45

进入专题: 草泥马   反对低俗化  

王晓渔  

  

  [按: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初,当时尚未有反对低俗化运动。但是,只要把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替换为“低俗文化”,观点依然有效。区别在于,批判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行动获得“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支持,此次反对低俗化运动却遭遇草泥族人民的“微笑不服从”。2007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净化网络视听的新闻里推出一位13岁的小学生,她表示自己曾经遇到“很黄很暴力”的网页,“很黄很暴力”的控诉迅速被网友“善搞”,这个事件(以及“华南虎”事件等)标志着“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转变。此次反对低俗化运动,可以称作“清除文化污染”运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持续了27天,20多年后的“清除文化污染”运动虽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草泥马的横空出世已经证明“清污话语”彻底失效。]

  

  2006年的中国文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恶搞文化”三部曲。年初,“恶搞文化”异军突起、攻势如潮,胡戈根据陈凯歌的《无极》制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两人的官司最终无疾而终,陈凯歌成了人民公敌,胡戈成了人民英雄。春夏之交,“恶搞文化”的正反两方处于相持阶段,各种连篇累牍的文章、电视节目、座谈会,频频对“恶搞”进行批判。岁末年初,有关部门的官员表示应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恶搞文化”首当其冲,转入战略防守。

  耐人寻味的是,“恶搞文化”在年初几乎获得全民支持,到了年末却被纳入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范畴遭到公众声讨。为什么公众会在一年之内倒戈?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思想觉悟的提高,但什么样的思想工作起到如此灵验的效果呢?这种思想工作以什么方式运作,遵循什么逻辑,为何如此所向披靡?

    

  “恶搞扩大化”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恶搞文化”,绝非2006年才开始,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自有文化以来,就有“恶搞文化”。在文化起源的诸种学说之中,“游戏说”就暗示着“恶搞文化”的起源。但是,我在此无意如此放大“恶搞文化”,因为在我看来,批判“恶搞文化”的前提正是“恶搞扩大化”。

  “恶搞文化”的前身是“大话文化”。虽然《大话西游》早在1995年就已推出,但它最初的票房并不理想。直到千禧年前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大话西游》才在以青年一代作为主力的网民中获得普遍认同,由此产生大话文体。随后,根据《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的画面剪辑,重新配音而成的短片《分家在十月》,虚拟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分歧。以此为代表的“大史记系列”掀起了“大话文化”的第二个浪潮,把它从文字引向影像。

  回顾这一事件,需要质疑的是:究竟先有“恶搞”再有“批判”,还是先有“批判”再有“恶搞”。这个问题本来非常容易回答,按照常理,必须先有靶子,枪手才能射击,没有“恶搞”何来“批判”?可是,一个神枪手的笑话提醒我们事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位水平很差的枪手,在一夜之间让自己成了神枪手,方法很简单,就是先开枪,再以击中的地方为圆心绘制靶子。

  从内在精神而言,我们很难严格区分“大话文化”和“恶搞文化”,应该说两者就是对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不同命名。从新世纪开始算起,“大话文化”至少也有了六七年的历史,其间经历“大史记系列”等多次变形,与之相比,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形式上并不具有革命性,它显然与“大史记系列”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尽管这种师承是以自学成才的方式得以体现。但为什么胡戈之后,“恶搞文化”的说法逐渐取代了“大话文化”?为什么作为一种文化命名的“恶搞文化”,在2006年获得承认并被普遍推广?

  在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时,“大话文化”被视为网络文化的主体部分,受到既有秩序的排斥和批评。比如传统纸媒一度禁止网络语言,显然不是禁止出现在网络上的所有语言,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具有大话风格的遣词造句。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话文化”已经拥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继续对之进行批判难以获得广泛响应。正值此时,“恶搞文化”的说法浮出水面,现在很难考证这一命名起源于何时,不能把它认定为批判者的故意之举,但是在“大话文化”、“无厘头文化”、“戏仿文化”等诸多名称之中,“恶搞文化”被批判者挑出作为批判对象,这绝非偶然。批判者利用“恶搞文化”的歧义性,顺势将表示程度的“恶”转换成善恶的“恶”,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批判策略。先有“批判”再有“恶搞”的做法,与先射击再定靶心的神枪手如出一辙。

  批判“恶搞”的过程主要分两步,先是选取反面典型,为批判定下基调。比如一位署名“胡倒戈”的网友制作了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变成“八七电影制片厂”,潘冬子变成青年歌手大赛的参赛选手,他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他母亲则把主持人李咏当做梦中情人。由于《闪闪的红星》对中国几代儿童有着根深蒂固的教育作用,对它的“恶搞”很容易引起公愤,对这种“恶搞”进行批判自然会获得公众支持。选取这个反面典型,将“恶搞”之“恶”成功地锁定为形容词而非程度副词,有助于顺利推动对“恶搞”的批判。专家和公众理所当然地把《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等同于“恶搞文化”,他们却没有考虑这个短片能否充分代表“恶搞文化”。于是,一个特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反面典型。

  批判没有到此为止,随后是“恶搞扩大化”。比如2007年2月20日《广州日报》将小学生给120打骚扰电话称作“恶搞”,2007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将避孕套外包装印上国徽图案称作“恶搞”,2007年2月12日《每日新报》更是以《谁在恶搞公德》为题,向读者征求曝光照片,并举例说明:“节前很多人忙着打扫家庭卫生,把垃圾等破旧物品都堆在了公共楼道或随便丢弃到小区里。还有一些人做得就更加过分,自家不要的东西不仅不妥善处理,还故意摆在显眼的地方搞恶作剧,比如把毛绒玩具扔在楼道或挂在窗户上吓唬人。”此种报道不可胜数,各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现象(其中一些甚至算不上文化现象)没有作出任何区分,就被统一归入“恶搞文化”的范畴。“恶搞文化”成为一个包括万象的垃圾桶,所有不良的现象都被扫入其中。

  对“恶搞文化”的批判与历史上的“肃反”、“审干”、“反右”、“严打”等具有相似之处:先针对批判对象中极为有限的特例,集中批判这些反面典型;然后无限扩大批判对象的范畴,一揽子将准备批判的反面或者非反面现象统统纳入其中;时过境迁,如果要对此进行拨乱反正,便以“扩大化”为由肯定主干、否定枝节。一收一放,批判者进退自如,神情严肃的他们像笑话里的神枪手一样,百发百中。这里,我不想断言对“恶搞文化”的批判是有意沿用历史上诸种类似事件的逻辑,但它是“扩大化思维”的无意识沿袭,却是可以确定的。

  胡戈本人表示:“如果有些人要把恶搞理解为‘恶意地搞’,我可以告诉人们我做的东西就不是恶搞,如果有些人觉得恶搞就是‘很夸张地调侃和搞笑’,我就可以告诉人们我的作品就是恶搞。”① 他首先说明了什么不是“恶搞文化”,可以看出,诸如小学生打骚扰电话、避孕套印国徽乃至乱扔垃圾,与“恶搞文化”的本意毫无关系,它只属于批判者无限引申的“恶搞文化”。没有谁会把以上诸种行为归入“大话文化”,因为两者显然没有关联,但是专家、媒体和公众却不会排斥将它们称作“恶搞文化”。尽管只是命名的不同,“恶搞文化”的歧义性使得它很容易被扩大化。因此,有一些专家建议放弃“恶搞文化”的说法,改用“善搞文化”,可惜这个建议未能受到重视。

  胡戈接着说明什么是“恶搞文化”?但他所界定的“很夸张地调侃和搞笑”,概念有些模糊。这不能归咎于胡戈,对于这个不断产生变化的文化现象,确实很难清晰定义。胡戈已经说明了“恶搞文化”的一个特点,在我看来,“恶搞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陈词滥调、大词空话的嬉戏。它引发了文体革命和话语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并非批判者所说的“颠覆”。制作《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胡倒戈,看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严厉谴责该短片恶搞红色经典之后,在网上贴出道歉声明,表示:“受到极大的触动和教育,没想到自己的一次轻率的纯属自娱自乐的行为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本人感到深深的不安,深感自己必须悬崖勒马,回到正确的思想觉悟上来。”他解释自己是看着《闪闪的红星》和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长大的,因此做了这样一部初衷毫无恶意、纯属自娱自乐的短片,然后自我批评“尽管主观动机单纯,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不严肃的作用”,还表示“八一厂相关负责人声明语重心长,句句敲打着本人的灵魂”,最后保证“痛改前非,再也不做任何有意或无意伤害阶级感情的行为”。熟悉“恶搞文化”的读者,自然可以把这个道歉看作“恶搞文化”的一部分,它戏仿了检讨书的格式。对“恶搞文化”非常隔膜的一位八一厂负责人则表示:他们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胡倒戈的道歉信,总的说来,胡倒戈反应很迅速,有悔过表现,态度是诚恳的,但不良影响已经造成,而他又是始作俑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仅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在胡倒戈亦庄亦谐的道歉声明面前,“总的来说……态度是诚恳的……但不良影响已经造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司空见惯的句式突然具有了喜剧效果。

  

  文化炒作是万恶之源?

    

  文化管理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通过批判“恶搞文化”满足扩权诉求,这种行动符合它的内部逻辑。然而,很多学者主动配合文化管理部门,参与到对“恶搞文化”的批判之中。作为学者,自然有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批判的权利,但是,很多学者似乎并不把批判“恶搞文化”限定在学术范畴里,而是主张或者呼吁行政部门进行介入。当批判从学术权利变成行政权力,它的功能也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韩寒在博客上撰文表示:“网络有史以来最恶搞的一件事情,就是广电总局借口英雄的光辉形象被玷污事件,发文禁止恶搞,并要开始对网络视频进行管理。”这种表述似乎有些夸张,却也说明批判“恶搞文化”只是一个借口,主要目标在于网络治理,比如推行网络实名制。

  对“恶搞文化”的批判虽然在舆论上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在公众尤其是网民之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部分媒体也不断发出宽容“恶搞”的声音。胡倒戈的道歉,与其证明了批判的成功,不如说明了这种批判的失败。于是,对“恶搞文化”的批判逐渐过渡到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批判。在批判“恶搞文化”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② 这番言论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很多知识分子就曾发出类似的感慨,只不过当时的批判对象是以王朔为首的“痞子文化”,现在则是以网民为首的“恶搞文化”。当年曾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沦丧,温儒敏则认为商家的介入和炒作促使“恶搞”成为沙尘暴。相隔十几年,他们使用同样一套话语进行批判,唯独没有批判自己的话语。经典难道不能颠覆?常规难道不能冒犯?正经难道不能调侃?网民难道不能玩乐?他们对此坚决地回答,一个字:不!两个字: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难以通约,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但在排斥文化炒作上,学者、公众、媒体和政府四方达成难得的共识,连赵本山先生也在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通过小品《策划》对此进行批判,这在价值观逐渐分化的今天非常罕见。什么是文化炒作,不妨举例说明。2006年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学生吴莹莹突然成为各大媒体的风云人物,据报道她被一家美国知名软件开发公司聘为亚洲区副总裁。而她的简历更是接近“神仙姐姐”的完美形象:早在三岁就步入艺术的殿堂,达到芭蕾舞四级,民间舞九级;创造了一百项发明,获得三项国家专利;曾是第一个进入ACM(美国计算机协会)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主席团的中国人,当选ACM亚洲助理主席,还是美国心理学会会员。然而,这份简历很快遭到质疑,那家美国软件开发公司并非什么知名企业,在美国总部只有不到一百名员工,在北京办事处只有吴莹莹一名雇员;吴莹莹也不是ACM主席团成员,而是ACM赛事组委会主席团的助理;只要交纳二十七美元,任何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加入美国心理学会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草泥马   反对低俗化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03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