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2 次 更新时间:2009-02-04 16: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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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毅  

  

  “家”“国”关联是理解“差序格局”宏观建构的关键,“家”“国”之间“移孝作忠”的伦理设计并不能消解“化家为国”的潜在紧张性,直至宋代科举制的完全确立才标志着绅权与皇权相联结的“家”“国”同构真正得以确立起来,但“移孝作忠”的伦理形式背后却是绅权依附于皇权的利益共享机制。其中,“家”之诸子均分制与“国”之嫡长子继承制表面上并不一致,实质上却对巩固皇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中也正暗含了“外儒内法”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差序格局” “化家为国” 诸子均分制 嫡长子继承制 “移孝作忠”

  

  一、“家”“国”关联与“差序格局”

  

  “家”“国”关联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其内在预设了“孝”与“忠”相通包容的伦理联结,是为历史社会学关注传统中国的研究焦点。如李安宅(2005/1931:55)早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就指出:“总括来说,中国社会只有两种正式而确定的组织,那就是国与家——即国也不过是家的扩大,家的主是父,国的主是君。

  忠孝是人的大节,大节有亏,其他都是不值一提的。”可惜这样的论述并没有展开深入的具体分析与理论提炼。岳庆平则专著了《中国的家与国》一书,以丰富的史料系统论证了“家庭与国家模式”的稳固性,他开篇即指出,“这里之所以将家庭与国家并列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极模式,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最小的一极,而国家与天下、民族、社会等概念的结合使中国传统国家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义词,是最大的一极。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与国家尽管范围狭广差别很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岳庆平,1990:3)。总的来看,作者持有“家”“国”同构的基本论断,他分别从社会组织、伦理道德、经济因素、法律制度、心理素质、地理环境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但这种过于全面的探讨难以对“家”“国”之间的内在运作机制给出精炼的清晰阐释,且历史的动态性特征也被忽略了。

  着重于本土特色的文化比较研究视角也关注到了“家”“国”关联的结构性特征,如梁漱溟(1987/1949:162-169)即较早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非常淡漠,“家”或“家族”构成了社会基础,在“天下”观的统领下则构成家国同构或家国合一的社会结构特征。受此种研究思路的指引,梁治平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从法律文化比较的视角着重阐明了中西方“家”与“国”的不同结构状态及其后果。他提出,西方文化早期“家”与“国”之间的界限就是明晰的,从而构成了古罗马公法与私法差别的基础;但在中国文化早期,自周以来却只能看到某种包罗万象的单一规范,即联结家国于一的“礼”。进言之,“家”与“国”的分离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西方社会私域与公域分立的基础,公域或者说公共领域亦即“家”与“国”之外的“市民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则消除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可能性(梁治平,1991:6-32)。就此理论逻辑出发,家国同构与家国分离的抽象比较在根本上是要突出中西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其暗含的价值取向仍是以西方“国家/社会”相分离的结构性特征为目标指南,认为“家”“国”同构的紧密联结正是传统中国难以生成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缘由。

  与文化比较的视角不同,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专辟《说家国》一文,从社会发展观的视角出发区分了“生产家庭化底文化”与“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亦即认为传统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家庭关系与伦理,盖是由于农业文明生产的需要。但他恰恰又从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出发指出:“旧日所谓国者,实则还是家。皇帝之皇家,即是国,国即是皇帝之皇家,所谓家天下者是也”(冯友兰,1940:68)。该论述不仅暗含了“家”与“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倾向于认为“国”与“天下”是基本等同的,所谓“家”“国”合一也是由于“国”(亦即“天下”)为帝王之“家”所有,“国”在本质上是以皇家宗祧作为内涵的,“家”“国”合一某种意义上亦是“家天下”。尽管此种对“家”“国”关联的解读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做展开论述,但已然涉及到“己”与“天下”这样的传统概念,进而若从帝王自身出发,“己”、“家”、“国”、“天下”四者之间似乎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内在一致的连续统。随后,冯友兰在同书《原忠孝》一文中,对“家”“国”关联的阐释进一步突破了皇家范畴,即关注到了一般意义上区别于皇家之“国”的文臣武将之“家”,并暗示了由于“家”“国”之间的潜在矛盾造成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这些论述可以说对传统中国有着相当深入的体察,但其根本上倡导“移孝作忠”的伦理学立场必然疏于从结构层面对“家”“国”关联加以探讨。

  总体来看,梁治平对“家”“国”关联在文化比较立场上的结构性理解尽管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但其基本架构可能并没有突破西方中心性的思维定势,其所聚焦的“市民社会”难以形成的问题应该说还是在现代语境下形成的,对“家”“国”关联的理解则有着静态伦理化的倾向,从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缺乏进一步的深度挖掘。与之相比,冯友兰的线性史观立场虽然在整体上否认了中西文化差异,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恰恰触及了传统“家天下”的社会政治架构以及“家”“国”之间潜在的紧张性,只是还缺乏系统的本土理论架构来充分阐释。从既有的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的“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似乎应当能够成为探讨“家”“国”关联的理论基础。在费孝通看来,所谓“差序”与《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费孝通,1985/1947:27),且差序外推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亦即“己(身)-家(族)-国-天下”层层差序之间构成了相互包容的整体。由此,“差序格局”作为明显结构性的概念模式,在宏观结构层面必然要回应“家”“国”关联的问题。但以上的论述构想仍然是多从儒家伦理层面出发,对社会结构的阐发有着去历史化的倾向,尤其是未能进一步考察“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进程。

  由此,对“家”“国”之关联,似乎正需要从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脉络演变中来加以理解,且首先是要明确“家”“国”关联所指的实质内涵。从一般意义上看,“家”是区别于皇家之“国”的,“家”“国”关联的实质内涵应当是族权与王权(即皇权)二者之间的连带,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衔接可能正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动荡及稳定的基本走向。①如果按照“差序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推演,“己—家”可视作基本的社会环节,“国—天下”则为基本的政治环节,由此族权与王权二者连带“移孝作忠”的“家”“国”关联恰恰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关联衔接的问题,可以将其理解为“差序格局”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宏观建构问题。①从伦理层面出发的社会建构,无疑是指向相互衔接的“家”“国”同构,但在真实的历史实践中,“家”“国”之关联是否真正达成了某种同构?如达成了同构是何种性质及程度之上的衔接?其基本历史演变的发展过程又是如何?要回答以上这些重要问题,就必须考察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逻辑,其内在地也暗含了“家”、“国”、“天下”等概念所指意涵的政治社会变迁。

  

  二、“家”“国”关联的历史演变

  

  “家”“国”关联的基本成形可以追溯至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宗庙制和同姓不婚制为基础,分封制则同姓宗亲与异姓功臣兼而有之,天子与异姓诸侯、异姓诸侯相互之间均通过婚姻而建立连带(王国维,1997/1917:2,12)。吕思勉(1985:373)则进一步指出,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的结果是《毛传》所谓“王者天下之大宗”,即“天子之于诸侯,诸侯之于大夫,犹大宗之于小宗也。此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以贯之也”。

  这样,尽管由于异姓诸侯的存在,宗法制与分封制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契合,但异姓诸侯与世卿大夫总体上仍是被纳入于宗法秩序之中,从而基本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族权与王权相重合的政治社会框架,即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并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与世卿世禄制来复制延续。当然,这里“天下”、“国”、“家”层层包容的结构形态还不同于近世中国的“差序格局”,天子、诸侯、大夫等各层封建贵族在宗法体制下构成的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等级结构,宗法制并未触及一般平民阶层而基本局限于贵族内部,且各级贵族也只要按其等级身份行事而无须做己身外推的伦理拓展,亦即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大夫治“家”,“家”、“国”、“天下”所指向的政治实体的各安其位显然尚不具备诸如“移孝作忠”的伦理意涵。进言之,这种最初意义上的宗法分封所要遵循的是古代贵族的礼治秩序,异姓诸侯在宗法框架下总体上被纳入宗室王族之中,即异姓诸侯与宗室王族两者构成了拟血缘式的宗法关系,由此实现了族权与王权相重合的“家”“国”一体的礼治秩序。①应该看到,随着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的经济与军事优势的逐步削弱,出现了春秋战国“家”“国”失序的礼崩乐坏,为了土地与人口之“利”的相互征伐最终导致诸侯争天下的局面,西周以来宗法分封之“家”“国”一体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但由于观念上王权正统的合法性,东周在形式上还延续了较长时间。②秦汉大一统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影响甚巨,秦代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官僚制代替宗法制,在消除强宗大族的基础上皇权政治不断加强,但对新平六国过度的民力征伐导致了皇朝的迅速更替。汉高祖刘邦之从一介平民而贵为天子,使得皇权的神圣合法性受到了真正的触动,开始形成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彼可取而代”这些江山轮流坐的观念。同时,汉初官僚政治主要沿袭秦代的军功爵禄制,上层官僚无疑仍以功臣与外戚为主,但这些功臣外戚与皇室之间拟血缘的宗法关系已然终结,即皇家政权的血缘封闭性使得皇权政治与外姓族权之间拟血缘的纽带断裂了,这种封闭性也使得异姓外家与皇家政权之间的“家”“国”矛盾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是要确保皇家政权“家天下”的独占性,另一方面则为了杜绝外家官僚“化家为国”的可能性,汉高祖在消灭了汉初的韩、彭等异姓王之后,最终定下了“异姓不为王”的基本国策,实施新的分封制且诸侯王皆为皇室宗亲,天子有“天下”,宗室诸侯王有“国”,天子与宗室诸侯王本为一“家”,这就使得新的贵族分封政治仅限于皇家内部。此种皇家内部“家天下”的分封制既是对新兴郡县制的一种反动,也是对原先带有拟血缘性质的宗法分封制的否定,“家天下”的分封制虽然在纯粹的血缘纽带上使得“家”、“国”、“天下”三者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然其结果却常常导致宗室诸侯王与天子之间的权力争夺。

  由此对于“家天下”的分封制而言始终存在着内在的悖论:一方面皇权力图依靠分封宗室诸侯王以削弱功臣外戚的实权,进而巩固皇权以防止异姓外家夺其天下;但另一方面宗室诸侯王本身却又成为皇权不稳的重要动因,亦即发展成为皇家内部的“家”“国”矛盾。西汉初期,在打击了部分武将功臣与外戚吕氏叛乱后,天子与宗室诸侯王的皇家内部矛盾日渐扩大,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又通过实施察举征辟制一度保证了官僚选拔的相对平民化,中央皇权才一度取得了相对优势。但至东汉异姓公侯世卿与地方豪强力量重新兴盛,中上层官僚职位逐步为门阀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所垄断,相当多平民小农成为门阀士族的部曲或私属,王亚南(1981/1948:79)将其归为“官僚贵族化”趋势,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使得族权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①自汉末到唐初的几百年间,除了少数民族内迁等因素之外,武将功臣以及皇室宗亲的互争篡位是政权不稳的主要原因,西晋的短暂统一就是由于分封的宗室诸侯王叛乱而重新陷于混乱。随后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力量最为兴盛,皇室的更替变迁甚至为若干门阀士族所操控,出身寒门庶族而兵变篡位的帝王就更需要取得门阀士族的实际支持,南朝的一些开国皇帝即为典型,但立朝以后随之重新陷入重用士族抑或皇族的两难困境。也就是说,门阀士族的外家族权对王室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皇权常常不得不借重于皇族宗亲来制约门阀士族,其结果却同样导致了皇族内部的权力纷争,这又为门阀士族或寒门武将的谋篡提供了便利,但新的皇朝并不能摆脱倚重士族抑或皇族的窠臼,从而造成了皇权乃至皇朝频繁更替的恶性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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