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的变革早已被提上日程。特别是世纪之交的来临，更使这种变革显得刻不容缓。完成哲学变革的使命，有赖于对哲学的传统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和对新的哲学建构进行展望。本文就此谈点初步想法，以期引起哲学界的深入讨论。
一、物质本体论可能吗？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或曰正统）解读，物质本体论迄今尚未得到一种真正的清算。尽管人们已经对它越来越不满意，但从已有的讨论看，却并未触及物质本体论的要害。不完成这项工作，哲学的变革就有可能沦为一种改良或折衷。
笔者认为，“物质本体论”本身是一个虚概念，物质本体论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它们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所谓本体，乃是指哲学体系达到并保特其逻辑自足性的内在前提和基础。它是逻辑的而非实在的，是功能性的而非实体性的，是关系的而非元素的，是形式的而非质料的。因此，本体范畴并不描述任何自在对象。把它当作某种自在规定，就必然陷入误区（参见拙作：《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探析》，《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然而，以物质为本体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却无法达到逻辑的自足性。因为物质本体论隐含着这样一个设定：心物二元分离。物质只有在与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规定。倘若离开了精神的存在，物质范畴本身也就成为不可能。可见，物质是一个非自足的概念。以它作为本体范畴，必将导致逻辑前提自足性的破缺。所以说，物质概念的非自足性同本体论的自足性要求之间是背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物质本体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尽管持物质本体论立场的人们并没有明确使用这一称谓，但由于把物质作为本体范畴，从而潜含着这一概念的规定。
心物分离的预设，使得作为本体的物质蕴含着无法摆脱和克服的悖论：一方面，“物质”概念所指称的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独立自在的客观实在；另一方面，“物质”作为本体范畴，它又获得了逻辑设定的意义，从而折射着人的此在性。由此形成了自在性与此在性、彼岸性与此岸性之间的二律背反。物质本体论所寻求的目标在于对外部世界自在状态的纯粹客观诠释，而不附加任何主观成份。问题在于，任何诠释对象必须首先进入人的视野，变成人的存在状态的所与和呈现，亦即消解自在性，才能成为现实的诠释对象，从而被指称和描述。这就决定了物质本体论的归宿必然与它所确立的出发点相佐。因此，物质本体论陷入了两难境地：说出不能说出的东西，寻求没有认识者的认识，把握未曾对象化的对象。由于这一悖论，物质本体论提出的问题只能是一个自我消解的假问题。
严格地说，物质本体论只是属于近代哲学现象。它衍生于近代哲学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剥离和解析。被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真正始祖”的笛卡儿对心与物的二元划分，使哲学陷入误区，形成了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的不同解释传统。由于本体论的自足性特征被心物二元分离模式所消解，近代哲学出现了这类特有的伪本体论形态。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物质本体论式的解读，必然会抹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使其退回到它之前的旧哲学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遇到的所谓“挑战”和“危机”，从根本上说，不过是这种物质本体论诠释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而已。物质本体论的致命弱点，使得哲学体系的建构表现出种种缺陷：
1．实证性倾向。心物二元分离模式决定了物质本体论只能对心物关系进行发生学考察。在这一模式下，除了典型的二元论选择之外，唯一可能的便是追溯和还原，即要么把心归结为物，要么把物归结为心。这种还原论的溯因法无法逃避发生学的描述和实证方法。物质本体论把心归因于物，就利用宇宙演化理论、生物进化论、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一系列实证方法来描述并证明心物之间的发生学联系。这样一来，哲学视野就被置换为实证科学的视野，哲学的逻辑问题变成科学的实证问题，哲学的逻辑前提（本体）被实体化，从而使哲学陷入实证化倾向。在哲学体系的建构上，物质本体论表现为“原理＋例子”的经典模式。在物质本体论那里，实例的功能不再是说明，而是证明。这显然无法同实证科学进行合理划界。
2．非逻辑性倾向。由于逻辑基础是分裂的而非自足的，物质本体论在体系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缺乏内在逻辑性的板块式结构。例如，整个哲学体系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几大块机械地堆砌而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互为外在的并列关系，而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和过渡。这样，整个哲学体系的展开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无法体现出前后一贯、首尾一致的逻辑结构。
3．独断化倾向。物质本体论把物质范畴当作对外部世界本质的绝对客观的把握，从而认为剩下的不过是某些细节的完善与修补。由此出发，整个哲学必然带有浓厚的独断论色彩，丧失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能力。一旦剔除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哲学的本体论预设就会变成一种不受哲学家历史存在局限的带有终极意义的提示。因为它一经确立似乎就一劳永逸地把握了绝对真理的尺度。于是，哲学体系的建构就整有完成的和封闭的性质，任何批判性反思和重建都成为多余的了。这样，哲学便不可能获得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动力。相反，它将逐渐丧失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功能，变成逃避实践挑战的独断信条。
4．反主体性倾向。物质本体论既然追寻的是一种脱离人的存在和活动的自在状态，就不可避免地在其基本精神上忽视主体的意义。例如，在认识论方面，以朴素实在论为基础的反映论模式，对人类认识的过程性描述，即忽视了认识活动中主体选择与建构的能动本质。在历史观中，客观必然性与合目的性也因缺乏人的实践这一中介而变成互不相容的规定，人被消融在冷摹铁的必然性之中，沦为历史规律赖以展开自身的符号。由于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取向，人的存在变成某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过份强调客观必然逻辑的他律实现方式，结果把人类历史了解为一种宿命过程。应当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中的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偏颇即是这一倾向的反映。
物质本体论的上述缺陷引起了哲学体系的危机。因此，重建本体论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变革和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实践本体论：名称和意义
克服物质本体论的缺陷，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实现由物质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的“格式塔”转换。唯其如此，实践才能真正从狭义的认识论范畴解放出来，变成一个广义的本体论范畴，从而获得终极意义。实践乃是人的存在状态的最基本、最充分的表征。从人的存在出发重建本体论，就应当把实践作为整个哲学的逻辑起点，建立一种实践本体论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我未使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称谓，而是选择了“实践本体论”一词。尽管马克思未曾用过该词，而只是偶尔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从当代人类实践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看，用“实践本体论”之称能够更鲜明、更准确地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实质及其实现的哲学变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人将实践唯物主义诠释为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调和，认为马克思既强调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重申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这种折衷的解释，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样一来整个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将陷入二元分裂），而且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的真正超越。有鉴于此，为了同此类实践唯物主义的庸俗解释划清界限，有必要以“实践本体论”取代“实践唯物主义”。因为前者更鲜明地体现出实践的本体地位，更好地避免了意义的暧昧和解释的随意性。
马克思把实践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基础，认为“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诚然，在实证的意义上，它并不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这种自在物质不能被用来当作哲学的逻辑前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这当然不是说离开了人及其实践，自在物质就不复存在，走向绝对虚无，而只是说那种脱离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在物质对于哲学来说没有意义。因此，在实践本体论看来，物质是有中介的，它只能通过实践以扬弃的方式被包含在哲学的逻辑前提之中。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谓的“物”，不再是指自在物质，而是指人类实践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它不是指自在物质的彼岸性，而只是意味着此在性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性。马克思就曾明确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自在性、直观性。实践本体论的这种逻辑特征也决定了它把自身诉诸于实践的功能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满足于“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而是为了“推翻这种现存在东西”，亦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同上书，第47、48页）。
由上可见，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相比，实践本体论的特质在于突出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的本质意义，把实践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唯一可能的逻辑前提。作为本体范畴，实践本身乃是自因自律、自本自根的，即无需借助他物来规定和说明自身，而是在自身内并唯一地通过自身而被确定的东西。整个哲学体系的展开却有赖于实践作为阿基米德点。因此，实践构成哲学体系的逻辑意义上的第一因，在其背后不可能也不应当寻找更根本、更隐蔽的基础。而这恰恰是那种实践唯物主义庸俗解释的失足之处。因为它一方面试图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实践，以缓解物质本体论的困难，另方面却又不愿放弃物质本体，从而取消了实践的本体意义。只有实践，才能在本体意义上消解心物的二元对立模式。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此在性之呈现与表征的基本方式，实践既非心，亦非物，也不是二者的统一规定。实践就是实践，它是无法被拆解和还原的。如果说，在物质本体论那里，人的“在场”被遮蔽了（这正是实证科学所需要的，因为对人的“在场”的“遗忘”恰恰是科学理论达到客观性的必要前提。正因此，实证科学与物质本体论发生了视界混淆），那么，实践本体论则回到了人的“此在性”，使人的“在场”走向澄明，从而真正担当起哲学的使命。这种对人的“在场”的“唤醒”，不仅消解了科学理性的僭妄与自负，而且使哲学实现了向自身的复归。
那么，实践本体论对于哲学变革的意义何在呢？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从内在的方面说，作为本体范畴，实践既打破了心物二分模式，避免了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发生学考察，又由于自身是逻辑的而非实在的、是功能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从而防止了对哲学问题的实证性考察。这样便彻底消解了导致哲学实证化的可能性。人的认识活动和历史活动，都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实际表征，它们都以实践作为自己的内在基础。实践的本体地位的确立，就使得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考察找到了共同的前提，提供了两个领域内在沟通的媒介。这种逻辑上的通约，为整个哲学体系突破板块式结构，从而达到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奠定了基础。实践本体论对实践的重视，也就是弘扬人及其存在的主体性地位和意义。因此，实践本体论的兴起，意味着哲学建构的根本原则由物的尺度向人的尺度的转变。以上几方面表明，实践本体论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与物质本体论迥然有别的全新视角。在这一视界内，哲学真正扬弃了二元论模式，从而获得了逻辑自足性，克服了物质本体论的缺陷，能够真正按照哲学所特有的方式来提出并解决问题。
从外在方面看，实践本体论的革命意义和理论价值，在于使哲学在逻辑层面上获得了内在创造机制，从而改变了哲学自身的存在方式。在物质本体论的条件下，物质范畴的非属人的性质、非历史性，决定了无论人类文化怎样演进、人的实践方式如何嬗变，都无法影响和改变哲学形态，至多不过是削足适履地作出某些附加解释，以维持原有的理论框架。与此相反，实践本体论则把实践置于逻辑基础的地位，从而使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成为整个哲学体系赖以展开的前提。它不再象物质本体论那样去寻找一种游离于人及其存在而孤立自在的绝对参照，也不再去诠释那种离开人及其存在的非人世界。这就使得哲学所把握的不再是一种预成的、先验的对象，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正在制作和生成着的人的存在状态。哲学与实践在本体层面上的内在沟通，一方面使哲学在指导实践、实际地批判现存事物，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功能，另一方面又使哲学能够不断地感应时代精神，把握历史脉搏，吸收并升华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最新成果。因此，实践本体论的确立，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使哲学获得了一个新的阐释基础，而且在于使哲学获得了属人的、历史地展开着的主体视角，从而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开放性特征。
或许有人会问，实践本体论的逻辑自足性本身是否潜含着走向独断论的可能？回答是否定的。实践本体不同于“道”、“绝对精神”等这类抽象的本体范畴。因为这类本体符号很容易掩盖自身因哲学家的有限的历史存在所蕴含的局限性，使哲学家难以自觉意识到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的存在本身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因此，必须过滤掉这种独断论成份。只有实践才能做到这一点。实践作为人的“此在”状态的现实表征，总是体现着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恰恰是在实践面前，一切独断信条都将丧失自己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把实践作为本体论前提，一方面可以找到建构一种自足逻辑系统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又能够彻底消解哲学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有可能附着的独断性，从而使哲学体系达到这样的健全状态：就其逻辑系统而言，它是自足自律的，因而是闭合的、完成的；而就其作为思想史事实的存在来说，它又是开放的、非自足的，因而是有待于实践和文化的历史发展来不断予以完善的。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