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并成长在沂蒙山区的一座小县城。早在1975年，我读初中时就在同学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文史哲》，这次邂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喜欢哲学，我在高中毕业前夕，就在当地邮局自费订阅了屈指可数的几份刊物，其中就有《文史哲》，另外还有《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初兴，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年代。

《文史哲》在我心目中是一份有沉甸甸分量的刊物。这种感觉最初源自学界口碑，后来则是在与《文史哲》的交往中形成并印证的。出自鲁迅先生手笔的刊名特别耐看，这只是形式的，更重要的自然是刊物内容本身的厚重和耐读。对作为读者和作者的我来说，所有刊物的编辑部都带有某种神秘感，《文史哲》尤然。记得1987年调入山东大学工作后，我特意来到学校中心校区数学楼二楼找到《文史哲》编辑部，在那块略显斑驳的匾牌前伫立良久，未敢推门进入一窥究竟。

在我的印象里，《文史哲》不是守株待兔式的消极办刊，把刊物办成自发来稿的“收纳箱”，而是勇立潮头、捕捉时代脉搏，围绕重大主题，能动地引导人文学术研究的趋向，形成读者、作者与编者的积极互动。

犹记得1989年早春，时任《文史哲》主编的丁冠之先生，选中我在一个全国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不长时间就刊布在当年第3期上。这对我是一种莫大鼓舞，自己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因为这是我首次在《文史哲》发文，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1992年冬的一天，《文史哲》继任主编韩凌轩先生读到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专门把我叫到他家的书房，找出那份报纸，我发现他在我的文章处作了密密麻麻的勾画和批注。他肯定了我文章的观点，并诚挚地向我约稿，希望我写一篇从哲学上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稿子。文章如约写出后，在《文史哲》1993年第4期头题刊出。

后来，蔡德贵先生接任主编，2000年前后也曾多次向我约稿，印象深的有关于“科玄论战”的解读，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的探讨。记得蔡先生为了确证我引用的布伯《我与你》上面的一段话，在一个深夜专门打电话核实。

陈炎先生任主编时也曾多次约稿，因不长时间他就调离编辑部任校领导职务，我未能及时践诺，颇感怅然和愧疚。

再后来，王学典先生接任主编，我同样受到了礼遇。他也经常向我约稿。最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回眸当代学术史方面的，我写过一篇《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在《文史哲》2007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再者是为支持许嘉璐先生主持的国家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工程，王先生想在《文史哲》专门辟出版面，刊发相关成果。我承担了该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子课题，所以他希望我能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自己的懈怠，这篇稿子从动笔到改定，竟延宕四年有余，直到2017年10月初方告完成。后来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为题，刊登在《文史哲》2018年第2期，也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现任主编杜泽逊先生，对我亦是扶持有加，多方关照，心有戚戚焉。

需要强调的是，《文史哲》是我迄今发文最多的杂志。除上述几位先生外，还必须提到的是，《文史哲》的刘京希、李平生、陈绍燕、贺立华、宋全成、周广璜、李扬眉、邹晓东、李梅诸位先生和老师，包括但不限于他（她）们，我要向《文史哲》杂志团队所有成员，表达由衷的谢意和敬意！离开了这份无私而长久的加持，我不可能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走到今天。在此也衷心祝愿《文史哲》在杜主编的主持下，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文史哲》不仅有扶持小人物的传统，而且聘请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编辑团队也皆由术有专攻的学者组成。我想，这份刊物之所以在新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专家办刊无疑是一个关键。挑选并发表真正有读头的文字，是需要足够鉴赏力的。对《文史哲》的长期浏览和阅读，让我感受到了许多作品的分量。

从初识《文史哲》算起，同《文史哲》延绵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愉快而受益匪浅，构成我整个人生无法割舍的重要部分。唯有融入生命者才难以忘怀和释念，这番经历正属此列。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