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我国来说乃是大事频发、波澜起伏的一年，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都经受了多重考验，我国新闻传播业的职业水准也得到一次极大的提升。本文以重大事件为纽带，大体勾勒出本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念上的新收获。 “3·14”事件和“5·12”地震报道之比较：学会与国际传媒共处的策略。

今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西方传媒进行了高密度的报道，有些传媒的报道是失实的，带有明显的偏见；而我国媒体滞后的话语抗争形成的正面效果有限。随后，西方传媒关于中国“5·12”汶川地震的报道，似乎又显得较为公正真实了。从“5·12”地震报道的国际舆论走向看，西方媒体阶段性地改变了拉萨“3·14”事件报道中的显性对立基调，转向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框架。如此，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实际上存在三个“高于”新闻职业准则的传播框架：意识形态框架、利益框架和人道主义普世框架。这些框架是第一位的，而新闻的客观、公正和真实，则是建构“中国问题”第二梯次的参照系。

以上情形要求我们讨论与西方传媒的斗争策略：

第一，注重利用不同文明体系中价值判断的共同点。汶川“5·12”地震发生后，西方传媒关于地震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的。它们原有的对中国的偏见几天内不可能发生变化，原因在于地震导致生命灾难这个话题触动了东西方民族价值观的共同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地震灾难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的尊重，让西方媒体在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报道。“3·14”与“5·12”报道中，西方媒体的态度逆转，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后者实现了信息公开。中国政府允许众多外媒进入灾区实地采访，他们的报道西方读者容易接受，比中国媒体自我宣传更具说服力。

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对外国记者说：“地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害，而且是人类的灾害”，“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这里既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国际新闻界的开放态度，也强调了我方对其职业道德的严肃要求，而我方要求的提出，恰恰基于东西方文明共同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智慧输出我方的“价值议程”。“3?14”事件之前，我国重视的是对外传达“事实议程”，而“价值议程”的输出则明显不足。

“价值议程”的输出，需要对一时一事的叙述进行战略化的提升和持久的延展，服务于一国价值信念的凝结、表达和扩散，一方面要承载本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也要映射超越具体差异的普世价值。我们在批驳西方传媒歪曲报道“3?14”事件的同时，也要着眼于与目标国家建立持久的国家层面和传媒层面的关系，需要研究西方传媒的结构和运行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作用与影响，清晰认识与西方传媒相处共生的环境特点，掌握其传播影响力施放的机遇、渠道、形式和特点，以制定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信息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

新闻传播领域的竞争力是由政治敏感、经济实力和专业工作的水准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不遗余力建造起与我们大国地位相称的现代新闻传播的体系和制度,这是基于“3?14”和“5?12”报道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

“5·12”汶川地震报道：迅速反应、信息公开的理念得到彰显

遇到重大事情发生，我们的传媒通常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来采访和选择主题，没有上级的指示而主动采访重大事件的情形不多。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多数媒体打破了这种惯性态势，反应之迅速、报道规模之大、报道力度之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5月12日14点46分，新华网发出快讯，随后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15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四川地震的新闻，随后开始直播报道。十几分钟后，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24小时直播，打破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影响全国。亚洲周刊认为，中央电视台 “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新纪录”。这次震灾报道记者之多、现场直播时间之长都创下纪录。

汶川地震发生在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生效之后。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的公开也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以往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的限制不多；国务院带头，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对地震预报的质疑、学校房屋质量的责难、救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反映。

有一个细节，能够体现出这次新闻报道的原汁原味。5月1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到北川县视察灾情的新闻，画面展现胡锦涛总书记慰问灾区，正在讲话，话还没有讲完，站在他旁边的一位灾区群众怯生生打断他说：“给我们水喝。”这位群众“不合时宜”的打断，真实显现灾区的实际情况。央视现场直播中，采访了一位转移到成都的被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孩，她先是说了一些感谢之类的话，接着抱怨被救出来后，4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天仅一瓶矿泉水。这样的叙事能够被央视播出，多少反映了传播控制者相对开放的心态。不过，这句话刚说出来，画面即刻被转移，不知道是原有的思维方式又起作用了呢，还是直播业务的正常选择转换。

不过，若与境外媒体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地震发生之时，只有凤凰台即刻播报了“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国外网站发布这个消息十几分钟了，我们的官方网络上仍然没有信息。在那个真正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媒体延续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习惯：上级批示之后才能报道。好在经过不长时间的迟疑之后，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信息公开的世界潮流，新闻报道迅速出击，接下来就是全球都予以关注的情形：我们的各路媒体向灾区进发，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媒体总体上的反应迅速，信息公开程度较高；内容之丰富，展现人性的深刻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由于我们的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境外媒体的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因而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大量媒体记者冒着危险，赶赴灾区，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信心，这为减少消息的不确定性、减少谣言，帮助全国人民建立信心、凝聚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媒体的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正面效果。国际先驱论坛报发出惊愕之声：“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信息开放的主控者是政府，因而也有利于政府掌握话语权。地震期间的大规模报道也展现了媒体报道理念的提升和运作机制的成熟，这些将沉淀为传媒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6·20”胡锦涛总书记与网民对话：信息流动呈“党的领导人·网民”态势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他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亦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之举，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党和人民联系的模式，显然已经从原来的“党→媒体→人民群众”变成了“党的领导人·网民”，信息变成了个体间水平的互动。“网民”（Netizen）这个词的本义是“网络公民”，至少理论上每位“网民”在网络上是权利平等的公民。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倡导党的领导干部“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实际上已把建设公民社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了。

胡锦涛总书记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放大器”的比喻实际上涉及的是党与人民联系模式的转变。网络的结构是网状的，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彼此之间交换信息，这种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网状结构，无疑使网络拥有了比传统媒体更为广阔和自由传播的空间。现在的中国网民，谈天说地、纵论时事了，其自由言说和参政议政的公民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网民个体所表达的思想、意见和情感，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被放大为网上的公共话题。可以说，中国的网民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成为一种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胡锦涛总书记直面网民，是对网络价值、网民力量的无声肯定。

各级党政领导人通过网络与人民直接沟通，一方面可以直接接触到网络意见和网民情绪，另一方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将网民的注意力吸引到党和国家的正经话题上来，促进网络意见质量的提高。这次胡锦涛总书记上网20分钟，强国论坛一度挤“瘫”，而网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均是国家大事。这种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导向，而且其力量很强大，但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情形是：网络较多地抢先揭露问题，传统传媒在跟进的同时，给予理性的关照。这样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自从胡锦涛总书记上网与网民对话，这个趋势似乎水到渠成。

奥运报道：我们总体上经受了信息开放的考验

北京奥运会报道，规模之宏大，事项之复杂，是我国传媒不曾经历的。各传媒充分利用地域或人缘的优势，把奥运报道算是做到了各自水准的极致，创造了各自的最佳状态。这次奥运报道的信息开放总体说不错，我国经受了信息开放的考验。如此大的赛事，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奇怪的。传媒报道奥运，同报道其他事实一样，客观报道是基本职责，即使发生的事实不令人愉快。不过，在信息开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有意不报我们认为的不好的消息。刘翔没有选上国际奥委会委员，北京市的报纸中只有新京报报道了。鼓楼发生凶杀事件，被害人一死二伤，我们只报道了美国人一死一伤，中国女导游之伤，不见报道。死伤者是美国男排教练的岳父母，我们没有任何美国男排关于这个事情的反应，这从人道主义角度也是讲不过去的。后来，因为外媒说女导游身亡，为了辟谣才报道了她未死的消息。类同的事情奥运期间发生了多起，我们仍然习惯于老一套管理信息的方式，以为只要我们不报道，别人就不知道。其实，凡是这类我们不主动报道的消息，国外传媒传得越快，待到全世界都在传播的时候，我方才被迫发言，很被动，即使解释的全是事实，人家也不信，因为先声夺人。最终，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2008年，我们看到媒体与信息开放的社会一起成长。这是直面国际传媒、话语权激烈争夺并期待走出重围的一年，我国的信息公开政策也因此迈出了关键一步。看来，患难之时我们的自信心较强；而感觉良好之时，反而容易走回信息封闭的老路。因此，巩固“5?12”报道开创的信息公开的新传统，理论上坚决贯彻“6?20”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是未来传媒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