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把“漏洞”改成大门——向改革的拓荒者薛暮桥致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0 次 更新时间:2009-01-07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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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 (进入专栏)  

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把她父亲的一些资料送给了我,其中有一批是书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组知青的信。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最近,重新找出来读。

显然,信都是冒寄的,收信人是:“北京 国家计划委员会 交 薛暮桥主任亲收”,想让薛暮桥读到,却又不知他确切的地址单位职务。

这一封写在很小的纸上,来自河南淮阳郑集公社殷庄:

“薛暮桥所长您好!

我是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也是一位返乡知识青年。我已经十年了,是否可以回城?时间短的可以回,时间长的为啥不可以回哩?这是什么道理?请薛所长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吧?”

“薛所长,我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热心邮政工作,想当一名投递员,我愿风雪无阻保证投递暢通。二个是热心列车员工作,愿把工作做到旅客满意。”

另一位城市青年向薛暮桥反映住房问题,起因则是这样的:

“暮桥所长:

您好!我阅读了你七月十八日对北京日报记者的谈话,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而且是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各地都大办服务和商业网点,解决大批待业人员,中央军委又做出英明决策,今年征兵全部征社会青年,在职在学不征,又解决了很多待业人员。你是经济学家,我向你反映城市住房的严重问题,希望向中央汇报。”

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信,薛暮桥不仅收到了,而且细心地保留下来,作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来源。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年75岁的薛暮桥带吴凯泰、余学本去杭州,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想的是要总结28年的经验教训,清理“左”的错误,实际写起来发现很困难,越写问题越多,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少。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这不是孤立的行动。此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

面对眼前的青年,他们身处大好年华却走投无路,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这不仅事关知青的前途,还关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而眼下,国家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也没有办法安置巨多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薛暮桥大概是最有学者气质的人物之一。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后又加入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杂志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知书店曾出版过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书籍。1943年,在山东担任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法币、伪币,占领市场、稳定物价,创造了一段光荣的历史。1949年后,他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此时,是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儿上动。根儿在哪儿呢?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

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桥带着写好的书稿回北京,正赶上劳动部开会,邀请他参加并讲话。

此时,我手里握着这份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印在黑而薄的纸上。只一读,便禁不住叫好。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我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研究一下二十二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这样慢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这一套经济管理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能不能再灵活一点?凡是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就让大家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吗?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社会主义反而做不到呢?原因恐怕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国家不能帮助人家广开生产门路,又不准人家自找生产门路,把两只手束缚起来了,只剩下一个嘴巴张着要饭吃。人家看到门路可找,把手动一动,就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比不过资本主义。”

“过去,各地都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结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会主义的步’也就迈不开了。”

接着,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如果安排就业的办法不改,“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 “劳动局一安排,就是‘铁饭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开除,开除出来还要劳动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能不能搞一点自负盈亏的建筑队伍。车站码头食品供应,组织一批一小贩来干。……城市居民最忙的是吃饭,卖小馄饨、烤白薯等类的小摊贩也可以恢复起来。洗衣也是一项繁重的家务劳动,现在家庭买不起洗衣机,洗衣作坊有可能买一个洗衣机,这样职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劳累。”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资本主义漏洞”很多,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

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

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机场愿出十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

他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薛暮桥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无锡度过的,曾经体验过市场经济,对其活力和效率留有深刻印象。

这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三十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记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下起步的?

透过文字,仿佛在听薛老讲话,听他发问;穿越时空,又回到那个年代:

“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动组织一个包工队,工程质量好,施工时间缩短几倍,很受人欢迎。当局因为他们领了退休金,下令取缔,但就是取消不了。能不能准许这些老工人带上一批青年人组织合法的包工队,解决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难呢?”

“现在看病这么难,想找退休的老医生。但是国家规定退休的老医生不准看病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领了退休金。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们有力无处使呢?”

“铺子里补一双鞋要等一个星期,摆一个小摊子可以当场取货。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缝补,桌椅坏了找不到人修理,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设些小铺子、小摊子来为居民服务呢?”

“过去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城市中不仅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补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

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北京周报》把它翻译成各国文字,《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也都转载。接着,《北京日报》开始了一场关于打破“铁饭碗”的辩论。薛暮桥的建议在北京地区首先试行。前门摆起了大碗茶、天坛开了燕京书画社、个体户挎个包或推个小车照相的生意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家住王府井红霞公寓的薛暮桥,每天早上去天安门散步、打太极拳。看到有个体户在那儿照相,他很高兴。这天,他特意上前照顾他们的生意。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那位个体户激动地说:“噢,是您啊?就是您说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好多相片,坚决不肯收钱。

一般来说,个体户在天安门一天可以拍到100份照片,一份7毛5分,成本大约2毛钱,晚上在家里冲洗,第二天就给客人寄出去,一天可以挣个二三十块钱。而那时的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

1980年中央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了解决。自薛暮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问题请他解决。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薛暮桥把一个具体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层次,使知青成为受益者之外,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由此起步。

2006年薛暮桥夫人罗琼去世时,为了寻找和父亲一样的骨灰盒,女儿薛小和去了同一家卖骨灰盒的小店。薛小和向店老板描述她想要的样式,只见老板从里间捧出来一个,有点骄傲的说,“去年,薛暮桥家买的就是这种。”店老板如数家珍地说起薛暮桥的生平,还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我这个小店”。当薛小和告之自已正是薛暮桥的女儿,这一次是为妈妈选购时,店老板掏出100元钱,要求二老骨灰安葬时,代买纸钱。薛小和婉言谢绝了。

然而,老实说,30年后,中国的劳动就业体系,还没有实现薛暮桥的理想。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薛小和正在广州替父亲领取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30人的一个奖。当《南都周刊》的记者电话通知她时,她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还没有忘记他,真有良心。”

是薛老真有良心。

谨以这个发生在三十年前此时的故事,向改革的拓荒者薛暮桥致敬。

( 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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