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哲学家,陈蓉霞女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9 次 更新时间:2014-06-16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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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 (进入专栏)  


6月8日,在机场等行李时,打开手机,得知陈蓉霞7日去世。从昨天到今天,我的里面始终有一个隐隐作痛的地方,是想念,也是深深地遗憾和自责的疼痛。

与陈蓉霞很久没有联系了,好像她住进一个记忆的房间。她患病多年,给我的感觉是:她心里有数,谨慎治病加不停歇地工作,进入了一种稳定状态。她是不“打扰”别人的人,不诉“苦”,除非你一直在她的生活里,一直跟随她生活的过程,会听到她的倾诉;而对于身陷困境的朋友,她则是牵挂着并给予关怀。这个死讯,真是猝不及防地把我掀翻了,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曾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我多么渴望和陈蓉霞说话,多么渴望陪她一段时间啊。

在我困难的岁月,陈蓉霞是一位陪伴者。虽然我们身处北京和上海两地,但是,居家工作,使我们很方便通话。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先后,也有同时,各自经历了一些事变和转折:我单独带儿子,她单独带女儿;我儿子生病;她母亲生病;彼此分担陪护危重病人的惊恐和苦乐;也分享他们多吃了一口,多睡了一会儿,精神好一分,指标长一点的好消息;之后是经历失丧之痛。一路走来,对于整个过程以及世事人生的理解,我们有很多交流。然而这种交流不知不觉地中断了,主要是因为我,因为我的忙碌和被占满,因为我的疏忽。

先前的邮箱报废了。今天下午,在后来的信箱里翻找她的痕迹。看到2006年10月她的几封来信,拷贝两封如下:

柳红:这两日没见你的信,也不知情况如何?是依然在谷底呢?还是有了转机?真是忧心忡忡哪!

空下时总在想着子尤的病情,相信他定会迎来转机,定会出现医生所说的奇迹,只是希望的曙光何不早些露脸呢?等得人心焦哪。

祈盼子尤早些康复!

陈蓉霞

柳红:读信两遍。字字都有你们的信心及磨难。我们对人体的奥秘实在知道得太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有时也不必知道得太多,坚强乐观和信心才更重要?

刚读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才知有这么一位学者,张文江,不出名吧,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读书人,殊不知,他还曾做过两次肝移植手术,在医院里磨难了一年多,与死神搏斗过两回,但在病床上依然著书授课,在生死边缘工作。不为别的,就为他爱着这份事业。

最终他从危险中闯了过来。读到这里,我倍感庆幸欣慰。想到生活给人这么多磨难,有些人承担得更为深重,如子尤,及张文江。但却成就了他们的精彩人生。我期待为子尤感到庆幸欣慰的时刻的到来。虽说等待的时间已不算短,但人生更长。耐心和信心将成就我们的等待。

陈蓉霞

像她这样,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心和惦记,撑着我的精神,燃着生命的火;而我,却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完全缺席。

陈蓉霞, 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198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所;曾任教华东师大,后来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主要是生物学史研究。我没有能力讲清楚她的学术工作,只能说一点粗浅的外行观感。和很多“哲学教授”不同,她是贴近生活和社会的人,这不仅是说,她从生活和社会中汲取问题进行哲思,而且她是把它当成践履的学问。她将理性和直觉,知识和情感都调动起来从事研究和写作。在有生之年,除了完成著作和译作:《进化的阶梯》、《破译生命的密码》、《两性冲突》、《时间舞台上的物种》、《从泰勒斯到达尔文:科学与宗教漫谈》、《道德的动物》、《隐匿中的奇才》、《起源之战》、《适应与自然选择》、《树梢上的人生》、《安妮的盒子:达尔文、她的女儿和进化论》等等之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写过很多评论。让我随手例举一些她写过的题目:“城市果真需要‘城管’”?(2009);“被行政权力捆住的科学”(2006);“官员更需补什么课”(2010);“富人将进化为新种族?”(2009);“《开学第一课》,补上‘爱的启蒙’”(2009);“去‘乙肝歧视’是健康社会的自我消毒”(2009);“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 2009);“真有‘中国性格’吗 “(2009);”一个灾区志愿者故事带来的道德思考“( 2009);”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游戏精神 “(2009);”现实让我们成为‘怀疑论者’“(2010);”科学研究中的谦卑“(2013);”被16个单位6轮抄袭的论文是如何闯关的?“”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2010);”风险重重的转基因作物“(2010)等等。

在我们来往从密的时期,陈蓉霞在钻研哈耶克,为其写下思想小传:“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2005年);她也喜欢以赛亚.伯林,一读再读。凭借其热爱和专注,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在“科学哲学”界立起来了。在我们的交往中,她从来没有显露出智识上的优越感,反而有居家女子过日子般的平凡。直到经历了生活磨砺后的今天,我才更清楚地看到她的个人特质之可贵。她从未随波逐流,简洁、清醒;身形瘦弱,内心有力。她的普通话有很重的上海口音,吴侬软语,但在批评现实和申明她反对的东西时也常常提高语速,情不自禁。她是有脾气有态度的人。在邮箱里看到她在2006年9月7日给我的一封信,基于一桩不义,她写道:“刚读完了全部的内容,我都要气得手脚冰凉了。……我几乎觉得对付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用论理,也没法论理,最好是爽快地骂他个狗血喷头!”好一个陈蓉霞!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家,除了在国内开会,不记得她是不是出过国。然而,她的见识和思想遍及古今中外的很多角落。她也没有以教授身份功利地争取过什么“资源”,始终过得清清淡淡,而有滋有味。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曾写道:“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在我眼中,陈蓉霞是将她的学术追求和人生,也就是将哲学和人生合而为一的人。特别是患病、治疗和走向死亡的过程,使她得以在生命深处体会、思考,从而进入自由之境,升华起来。这样说,并非我想象出来的,而是在补习她的文章中体会到的。但是,即使没有那些阅读,我也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这符合陈蓉霞的逻辑:随时随地,践行自己的哲思和理念。这是她选择的人生,合心意的人生。

陈蓉霞病后,我们也有过一些通信和通话,讨论人们对患癌的反应和态度,“疾病的隐喻”及其他。她给我的印象是笃定,不急不燥,化疗适可而止,尽量避免副作用,开放地接受合理建议。唯一一次与她有不同意见的事是让女儿去日本留学。我觉得,亲人生病时一定要陪伴在身边尽心尽力,以免遗憾。而她考虑的是女儿的前程。为此,我与她女儿通过一次电话。妈妈的心意已定,女儿也领会了。如今,回过头来想,按心愿做就是最好。她看到了女儿学有所成,长大成人,安心离去,这是大爱。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三年前。化疗之后,新生出短发的她很精神。她自已不用博客和微博,说学生常常告诉她我的情况。她的状态不错,似乎可以与病长期共处。

人生的遗憾有很多种。这些年,我的遗憾总是发生在相识之人或想走近之人的忽然离世。如果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在她(他)在世时给予足够的关怀、表达,帮助她或他完成一点心愿,则是莫大的遗憾。

此时此刻,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读她的文章来缅怀,来追踪她近年来的思考和言说,籍此走近她。对待这样一位以思考和写作为生的人,我想这样的方式可能是最恰当的。她的书写,在我看来,本质上都是关于疾病、死亡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比如,她写:“随机性主宰的生活世界”(2013);“忘我投入缘于对学术的热爱”(2013)等等。可能不少朋友认为,陈蓉霞生病以后的几年,在学术上的追求太过执着,累着了,然而,只要看了她去年为早逝的年轻学者张晖等人所写的文字,就会发现,她已经知道人们要这样说,并且提前给出了回答:“仅凭张晖等青年学者所取得的业绩,我们似乎更有把握推出这样的看法:他们的忘我投入更多是出自于对学术本身的热爱,这就足够矣。而当一个旁观者贸然推测他人(尤其是一位逝者,他再也不能用言语或行动为自己辩护)的动机时,那不仅是对逝者的冒犯,有失公允,更有失厚道。”“再次强调,若有人从上述青年学者的早逝悲剧中悟出自己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以淡泊平和的心态抵制世俗诱惑,不做竞争压力的牺牲品,这同样无可厚非,但底线却是,决不能因此而苛求逝者。逝者已逝,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她在“可说的是事实,不可说的是生活”(2008)一文中追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最真实的意义,不正在于所有曾亲历过的大悲或是大喜,其实都是过眼烟云,无所谓意义?生活的理由就是生活本身,它无须言说,无可言说。生活中的荒诞乃至残酷的荒谬就在这种无可言说中自动显示出来。原来这世上还有一种高贵,就是对此保持沉默。所谓大悲无声。问天,天何言哉?”平时,她绝少谈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家庭变故,即便是患病,都轻描淡写;谈得最多的是感悟和思考,这大概即“不可说的是生活”。她什么都可以承受,在承受中上升。

她一直享受着亲情。在“有一种爱,直抵人心”这篇文章里,讲完费曼和爱人的故事后,她写道:“当有人问费曼,此生他有无遗憾时,沉默了一会,费曼的回答是,”当然有,我很遗憾可能没有机会看着我女儿米歇尔长大“。当时的费曼已身患癌症,他知道自己也许来日不多,才有这样饱含泪水的遗憾。作为一个20世纪传奇般的天才物理学家,费曼没有说自己的遗憾是与某个科学发现失之交臂之类的大道理,而是尘世间一个平凡父亲最为深切的焦虑担忧和无奈。惟其不是大道理,才是人生真实的写照。”这,何尝不是陈蓉霞的心意呢?在她的安排下,让自己看到了女儿学业有成,毫无遗憾。

与其说她写的是别人和世事,倒不如说,她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心迹和思考,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生活中的她,安静之极;文字中的她,纵情飞扬。

在学思上,她主张自由和权利,探索生命的奥秘和人生意义;在生活中,她是女儿的朋友,深情的母亲;是学生的好老师和人生导师;同时,她还是孝顺的女儿。就在这篇文字完成之时,我与陈蓉霞的学生和女儿通了电话,从她们那里得知陈蓉霞对自己这一生非常满意,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这让我一下子释怀了许多。是啊,有多少人可以像她这样把生命的自主权握在手里,活得明明白白?

写于2014年6月10日凌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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