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

——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1 次 更新时间:2008-12-27 1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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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 (进入专栏)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位置:世界秩序原理批判

  

  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启蒙运动中完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自由、文明为价值尺度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野蛮或文明的对立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其优胜劣败的等级,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和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成为自由、进步、文明的‘正义’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中国形象也成为停滞、衰败、专制、封闭、愚昧、野蛮的东方帝国的典型。

  也许,必须再次特别强调指出,在周宁之前或者之后,国内已有成千上万学者在讨论着“现代性”问题,据统计单相关讨论的文献就有近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200部[5],个别学者甚至还写出了几卷本的大部头,甚至书名就有叫《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的等等,恕我直言:周宁除外,迄今我不能接触到对“现代性”有真正透彻了解的论者,更不用说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理解和深入把握的论者了。绝大部分见到的均是对西方这个大师如何论现代性那个大师如何介入现代性的论争之类,如果不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话,起码也会让人一头雾水,准确说始终就是见木不见林。再恕我直言,如果一定要说国内曾经还有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表述得比较显豁的学人,当推刘小枫、周宪也许还有汪民安,但他们对审美现代性的了解和研究显然远胜于对社会现代性的了解和研究,终究无法让人们明白现代性的根本精神结构和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究其根本,就是一直没有人能够意识到,现代性的过程实则是世界秩序原理的构成过程——离开了这一点,就完全可能不得要领,且不说南辕北辙,也常常是越扯越远。

  周宁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理查·罗蒂说过,启蒙主义有一个政治理想,还有一个哲学理想。政治理想旨在创造一个自由、正义、平等、富裕的社会,而哲学理想则是规划一个以自然和理性为核心的世界观念秩序。启蒙思想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⑤(p419)对这个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周宁大多时候仍是从文本解读入手。在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曾德昭神父的《大中国志》以及《利玛窦中国札记》和柏应理神父的《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等著作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神父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中国历史超过了《圣经》纪年,至于火药和印刷术也比欧洲早发明了五百年以上。有关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的发现,有关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历史的发现,开始动摇基督教历史信念。“近代人文主义挑战基督教神学,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世俗历史。历史是关于人的现世生命的世俗知识,历史要求认识人的生命进程、意义与价值,而一旦证明历史是人创造的文明的过程,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基石,就被动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就是世俗历史的自我确证观念。历史意识构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础,理性批判祛除了人类生活的神旨,历史将在文明基础上构筑人类的新身份。”⑤(p430)因此,在文艺复兴时代普遍的崇古思潮下,历史悠久的中国是让人羡慕的,在启蒙运动时代,当历史悠久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但无论是“荣耀”还是“耻辱”,都直接跟西方现代性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发现中国历史悠久并以中国的自然法则或风俗文明的历史,动摇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念,发现中国历史停滞并塑造中国历史停滞的他者形象,以确立西方现代进步的历史观念等等,说到底,均是出自他们内在社会变革要求的话语建构罢了。

  因此,西方现代性的过程实则也是构建世界秩序原理的过程。“从中国开始写他的世界史,说他们的祖先还围着兽皮在欧洲森林里追逐野兽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精美的诗歌印到纸上,并且发明了火药与罗盘”的伏尔泰不用说,在他用世界历史作为启蒙工具的时候,杜阁正根据启蒙理想设计法国的制度改革方案。政治家、哲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开始规划世界,周宁以为:“启蒙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哲学,世界的空间结构最终将统一到时间序列中,人在经验时间中经验空间,而体现着进步历程的历史,就成为人的存在方式。”⑤(p438)当培根大法官并不知道罗盘、印刷术和火药的真正发明者,而他却把这三项伟大的发明视作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文学、战争、航海三方面完全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时,当传教士的报道和启蒙哲学家的宣传让人们认识这三项伟大的发明者,人们早晚要意识到“他们发明了罗盘,却自愿放弃了航海,专制君主禁海,因为惧怕自己的人民就把自己的人民当成国家的囚徒;他们发明了火药,却用火药做装点太平的烟花,最终一再被野蛮的游牧部落征服;他们发明了印刷术,却将印刷术当作统治工具,不但没有促进自由思想,反而禁锢了思想。”孔多塞甚至说:“如果你想了解专制即使不乞灵于迷信与恐怖也能把人类的能力摧残成什么样子,只要看中国就行了。”⑤(p440)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等欧洲当时一流的学者和思想家均讨论中国停滞的原因,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见解也各异,但是只要是建构了“他者”必然确认的便是他们自身。比如孟德斯鸠以为“他们的教育不是教会人们如何思考,而是教会人民如何不思考,只服从”,那么,就必然思考“教育应该教会人们思考”同时如何教会人民“不服从”。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它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劳动需求和人口生产的关系进行分析,总结出三种社会:进步的社会、衰退的社会和停滞的社会。毋庸讳言,周宁对现代性的揭示一下子就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政治、经济、知识的三足鼎立共同推动着西方社会转型的立体状况,同时也揭示出了周宁自己所反复强调的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极其深刻的过程。

  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并非指由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是根本上世界即被称为图像。其实这从来就是西方思想家的问题,中国思想家关心的从来是“天下”,既不关心“世界”更不关心“图像”。所以西方的伊比利亚扩张和“延长的16世纪”直至眼下由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均为势所必然,我们只有被动挨打和被动应付的“份”,时至今日我们还有诸多学人在那热烈地讨论着“天下主义”,虔诚地操心着天下的“圣人”们应该如何和谐相处。“孔多塞与马戛尔尼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标志性人物。孔多塞描绘出了以进步为核心的线性发展的人类历史图式,并试图确定停滞在历史的过去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马戛尔尼带着关于中国历史停滞的朦朦胧胧的观念出发,在现实的中国的见闻又以某种客观亲历的权威性证明了西方正在形成的‘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⑤(p458-459)也就是说,在思想家把世界当作图像进行描绘的时候,政治家们也开始不断地对这个世界展开他们的政治抱负,一如周宁所说:“黑格尔与拿破仑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是野心勃勃要建立帝国的英雄,前者在精神世界里,后者在物质世界里。他们真正迷人之处在于,他们的野心与努力都是凡人所无法想象的,即使失败,也不能损害他们的光辉。”⑤(p459)“荷兰人、英国人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法国人、德国人在观念世界中建立‘世界文明体系’,黑格尔教授构筑他的太阳神话的时候,英国海军经营的日不落帝国已近完成了。”⑤(p481)周宁以为,杜阁是最早系统地深思进步史观的启蒙主义者,但,没有人比康德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启蒙精神,他坚信人类历史具有一个合乎理性的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哲学家可以写出一部以人类进步为线索的世界历史。康德期望“哲学的历史家”能够写出一部体现人类终极目标的普遍历史来,黑格尔完成了,混杂喧嚣的历史通过他的历史哲学体系,映现在理性的肃穆与光辉中。周宁还以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启蒙主义“线性的、必然的、目的论的、进步的历史观念”最系统的总结和发展,也标志着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完成。只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启蒙哲学中具体的知识的增长、财富的积累、制度的合理化不同,黑格尔所理解的历史的进步,指自由精神的发展和实现。于是周宁进一步指出:“人们只注意到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的逻辑,忽略了他的想象。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两个核心性隐喻:一是太阳隐喻,一是生命隐喻。他的世界历史的框架,全部表现在这两个隐喻中。”⑤(p465)“太阳从东到西,人生从幼到老,历史的时间从过去到现在,空间从东方到西方,表面看来,所有这些过程都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最深的偏见也就隐含在这貌似客观的隐喻理论框架之中。”⑤(p467)“汉学界形成的‘冲击-反应’说的前提是停滞,甚至现代化的观念也潜在着一个停滞的前提。黑格尔的太阳隐喻也像原型一样不断出现在后世的理论中。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福山的历史终结说、20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太平洋时代’、‘东方复兴’说,都明显沿袭太阳隐喻。”⑤(p469)“黑格尔看到英国人征服印度,也预见到他死后1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洲各帝国的必然命运。’行动的西方与思想的西方正默契配合,创造一个在野心勃勃扩张中世界化的西方现代文明。”⑤(p471),但是,周宁以为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的意识形态,就像启蒙主义者哲学能够为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提供正义的根据,却无法支持帝国主义一样。“只要用进化取代进步,帝国主义扩张的一切劣迹,都被合理化了。启蒙主义进步热情,加上达尔文进化的残酷,就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⑤(p485)更为紧要的是,“进步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也是各种理论学说的前提。不论是斯宾塞的还是达尔文的理论,都是那种普遍的进步主义思潮的产物。社会进化论并不是达尔文或斯宾塞的个人发明,观念史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社会进化论是后启蒙时代进步大叙事的‘社会构造物’,是那种普遍思潮或信仰的新的表述形式,所不同的是,在科学主义背景下,一种社会学说找到了自然科学的形式,显得更宏大也更具有权威性。”⑤(p477)“在社会进化论的背景下,西方人越来越多地从中国人的人性或民族性格方面寻找文明停滞的原因。停滞的原因一旦成为民族性,停滞也就成为不可改变的宿命。制度的问题变成人种的问题,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是在历史中合理的,而且在人性基础上也是永远合理的。”⑤(p487)

  之所以上述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周宁诸多分析和说法,除了确实精彩纷呈,实在是因为必须特别凸现周宁出色的知识谱系化能力。从小里说,周宁毕竟不能像福柯或德里达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或《书写与差异》等那样系谱化的过程实则也就是颠覆和解构的过程,因为他们首先便是处于西方自身的知识传统之中,其次便是在自身的知识传统之中寻找知识解决之方案,而我们的系谱化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理解,之后是必须寻找我们的知识解决之方案——起码,只有真正理解了才有可能有效批判;从大里说,对世界秩序原理的理解没有谱系化的知识能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前所述对现代性的全面认识也根本不可能,即便有认识也只能是见木不见林,甚至“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对现代性的解构和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就更无从谈起了。也许,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我始终以为的周宁对其话真相的揭示过程,以及掩藏在这个揭示过程和知识谱系化背后的种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否则,我们何以只有在周宁身上才能看到那种久违了的遨游于人类精神的最高殿堂并企望跟大师们对话,并深入于梳理他们的理论脉路,并揭示出他们的问题史、观念史、精神史?我们再以周宁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相关理解并与黑格尔理论作出较细的比较分析为例,他说:“基督教神学将人类历史当作人走向千年王国的被救赎的历史,上帝是照耀前程的明灯。启蒙哲学将历史当作知识、自由与财富逐渐积累的进步历史,理性是照耀前程的明灯。黑格尔继承了启蒙主义时代的进步信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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