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友人杨玉圣教授的《英堂文存》十五卷的综合批评初稿，答应为《〈英堂文存〉续编》作序，不敢说就能得心应手，但因准备较充分，应该可以认为是有了相应的底气。

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英堂文存》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是需要首先加以追问的。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无论是本学科研究抑或跨学科研究以及玉圣长期从事的学术批评等，均是围绕着中国学建构这个核心展开的。中国学建构，开启于晚清梁任公先生，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建构内容，也在发展和变化。比如，与晚清“救亡图存”和抗战时期“救国与建国”不同，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已演化成为建构国家理性，并催化公共理性在现代中国的诞生与发育，等等。

上述相关理性建构，是改革开放以来既繁复繁重又进退两难的思想与学术任务，但恰是惟其艰难繁复，也才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具价值、也最有意义的中国文明转型的最重要努力。甚至可以说，凡是符合这个思想与学术的大方向的努力，即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凡是背离这个大方向的思想与学术活动或运作，价值即大打折扣，其意义与思想学术面目即显得相当可疑。

《英堂文存》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也即体现于此。在编辑出版十五卷本《英堂文存》之后，玉圣意犹未尽，继续编辑、出版十卷本《〈英堂文存〉续编》。需要指出的是，该续编还蕴藏着部分相当重要的课题。作为历史学家，玉圣始终把美国史研究视为其看家的资本和立身之业；同时，自身所具备有的史家风貌与个人特点，还颇为突出；除了特别看重信史的维度外，还常常具有跨学科取向。其早年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美国观》不用说，在续编中展开写作并出版的著述《美利坚合众国史》，所谓三十年磨一剑（玉圣确实为此整整准备了三十年），想必更是如此。比如，“合众为一”之美国建国历程，其显然首先重视的就是信史，尤其是美国早期史研究的重新阐发；同时，把美国历史融入人类历史的现代化史观之中考察，甚至更进一层，还把其扩大到世界文明史进程中进行立体描述，其跨学科倾向则更是不言而喻。

其实，法学教授玉圣与众不同的史学立场，秉承的基本是任公先生在晚清揭橥的新史学旨趣。所谓现代史观，遵循的毕竟是世界进步之公理、公例的演化逻辑；所谓文明史进程，讲求的是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最后，其学术旨归在重塑中国文明，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做出中国的贡献，等等。再加一层具体观察，玉圣之治史，甚至还带有颇浓厚的清儒特点。一如任公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黄宗羲，言‘文献学’旨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第32页）。玉圣对史学史研究的热衷，显然直接承继清代史学之意绪。不过，玉圣是把这种热衷和相关旨趣转移到美国史研究以及世界史研究领域中去罢了。

其间，颇能体现清儒特色和旨趣的，就是其文献学功夫。有关于此，玉圣不仅渊源有自，而且还能有所发展，甚至说其发展成为了个人的独学功夫，也并不为过。这种功夫最早的体现，应该是与胡玉坤博士合作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一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种个人功夫的发展，最早应该是体现在《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书中。后来的《小区善治研究》一书，文献搜集的功夫仍然堪称一绝，但可能是因为时间匆促，抑或相关解读对象不同的缘故，与《中国人的美国观》相比似乎略逊。所谓文献学的发展，其实就发展在这种对文献的解读上的。有关《美利坚合众国史》写作的具体展开，因为准备特别充分，文献搜集更加完备，可以想象这种文献解读的独家功夫，必将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从而更上层楼，取得更大成功。

当然，清儒的其他成就及趣味和特点，在玉圣那里也有着不同的喜好和相关选择。如校勘、辨伪、考证之学，等等。只是文献学的功夫更突出，也更独到，史源之学更是得到了其个人的偏爱。甚至，后二者之间还常常被互为妙用，文献学的功夫让其更具史识，史学史的洞见让其兼具史通。比如，先行推出的《中国美国学史》一书，就可能在文献解读上更进一层，率先取得突破，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史》写作打下更为雄厚基础的同时，也为《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书进入新一轮的重新修订提供更全面、立体的视角。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玉圣对学术史的关注与用心始终如一，但从来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史或美国学研究领域。在《英堂文存》里，就有《学人志》《致敬集》等，对不同研究领域和学科、学人的诸多关注与历史触摸；在《<英堂文存>续编》里，有着更为浓墨重彩展开的对相关学人的专著批评或学案研究，如《李剑鸣史学研究》《历史学家的世界——中国世界史学家列传》《一个人的学术史》等。

上述专著、批评或学案研究，还有《江平精神——怀念江平教授集》《君子流芳——怀念方流芳教授集》。江平先生的忧患天下，铁肩道义，其“为私权呐喊”、“只向真理低头”之身体力行，不屈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所谓“国士无双”。方流芳先生位居“法大四大才子之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法学家”，其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堪称一代才子风流；至于李剑鸣先生，乃是中国新一代的美国史学巨子，其承先启后，别开生面，特别是有关美国革命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开一代风气之先，而且为后学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对中国学界乃至思想界的贡献，实属巨大。对这些学案进行有效研究或深入批评，即便从研究对象来说，不仅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且关于研究者的研究本身，意义也属重大。何况，对后来持续走上亦法亦史之路的玉圣来说，在很大的意义上可能还会为该前进道路开辟出一个新境界。

国家理性塑建与公共理性诉求，是当下中国学建构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有关中国学建构，只是我个人的说法。若换成任公先生之说，其实是中国文明的重塑。不管是怎样的说法，也即不管是中国学建构还是中国文明重塑，均直指当下中国问题的核心，即现代共和法理与中国法学经纬的编织，乃重中之重。就像我的同道朋友魏敦友博士所曾断言的那样，中国学术与思想在经历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和理学时代之后，应该而且必须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法学时代。这个时代其实早已来临，而且必须来临，其重要性无需多言。因为其实在事关中国人的生活品格和德性尊严，事关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知识战略。

人们清楚，玉圣一度从小区善治研究推进到县域法治研究领域，之后继续张扬江平先生“法治天下”的理念和旗帜，乃由社会理论到法律理论的亦法亦史的逐层拓宽的学术进程。而今依次展开上述学案的研究与批评，显然是对亦法亦史之内涵与外延的更大范围拓深。特别重要的是，通过诸多的经验研究，为规范的法学研究将进一步打下坚实的地桩，并为我们当下这个法学新时代继续添砖加瓦。

事实上，由于时代的某种需要，而今虽然法学家遍地，可时至今日，却几乎见不到哪怕一部真正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并经得起历史与现实双重检验的、能够真正彰显中国人的生活品格和德性尊严的规范性的法学著作。具体而言，能够立体呈现出中国人活法与说法并与立法互为表里的规范性法学著作，至今付诸阙如。由此可见，上述学案的有效研究与批评，对玉圣个人的亦法亦史之路确实是个新境界，对整个法学新时代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尤其是催生中国法学的规范性理论方面，大可施展一番拳脚，功德无量。而从重塑中国文明或中国学的建构维度讲，其学术贡献尤为重要。

话说回来，玉圣毕竟是历史学家（他一向不愿意被人称为“法学家”），《李剑鸣史学研究》将与《中国美国学史》一道，在文献搜集和微观解读及全史鸟瞰的意义上，为《美利坚合众国史》的写作，进一步做文献学、史学史之基础准备。与此同时，续编中的《历史学家的世界——中国世界史学家列传》一书，用玉圣的话说，该书涉及范围包括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等，除了美洲大陆诸国之外，其他国别史（美、德、法、日、俄等）和地区史（非洲、南亚等），非其专长，但前辈史学家的探索及其学术人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颇具挑战性的同时，也颇具探索性和前瞻性。说到底，即胸有全史的史识与史观使然，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话说：“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到利益？”（见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不过，章氏所言是专指治中国史，玉圣所做的是把其推进到世界史领域、并专治美国史而已。

作为历史学家，玉圣身上甚至还存在有一种似乎无可抑制的“历史癖”，别具史家情怀和趣味。当然，这些史家情怀以及趣味更多还是体现在学术史或史学史意义上的。续编中的《英堂集外集》《英堂序跋集》《英堂答问录》《英堂藏签赠本书话》等，就不仅带有不同程度的学术史意味，而且有的甚至还带有某种创历史意味，如《英堂答问录》，就是如此。

《英堂答问录》收录的大部分内容，围绕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沈木珠教授夫妇因学术批评引起的所谓名誉权纠纷而起诉杨玉圣、李世洞教授的系列诉讼案，其反反复复所做的系列答问以及对该案始末的全程、全面呈现。该系列诉讼案确实创造了历史：系列案前后历时八年，在全国各地法院建立了诉讼二十余案，由此创造了由学术批评引起的诉讼官司的学界历史。同时，玉圣等也历史地成就了一个因学术批评而引起系列诉讼并艰难胜诉的经典案例，也创造了司法界为学术界的学风端正保驾护航的法条历史。

上述所谓历史意味，还有着一个颇重要的视角值得注意，即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中国公共理性可能发生与发育的历史。就像我不厌其烦所一再指出的那样，这是重塑中国文明或当下“中国学”建构里，颇为迫切且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堂文存》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体现于此，续编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也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玉圣的历史癖或历史趣味还有着若干其他表现。除上述已说的那些典型特点外，还有着一些其他派生特点。比如，除了史志地理之外，包括校勘编刻、金石乐曲之类，也是清儒乐此不疲的学术志业内容。校勘辨伪，曾经是玉圣创办学术批评网，并撰写大批量学术批评文章的主要特色。编刻付梓，更是玉圣一直为之废寝忘食并欲罢不能的强烈志趣，光是其所编辑的大型系列图书，从早年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该文库初编十七卷，续编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005年出版）以及被誉为三位一体的学术宪章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读本》始，随后《学术共同体文库》《学术共同体丛书》《法律学术馆文库》《美国政治与法律文库》《英堂艺术馆文库》《青州文库》和《英堂文存》以及《<英堂文存>续编》，纷至沓来，甚至一个系列还催生着另一个系列，犹如雨后春笋。这些大小系列图书，林林总总，动辄数十种，乃活脱脱为清儒之编刻之当代典型化身者。

更有甚者，玉圣身上之清儒遗风还体现在了个人藏书上。暂且不论英堂藏书楼之藏书数以万计，即便现当代名家签赠（签名）本收藏，居然就达两千多册。为此，他专门抽空做了筛选，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在内）为主，编写推出《英堂藏名家签赠书话本》。另外，还有数千封师友往来书信，从而为之整理编写、出版《英堂师友通信集》。最后，全力完成一部《一个人的学术史》的回忆录，作为续编工程的收束。说到底，还就是史家趣味与学术人生的全方位表达与体现。

至于金石乐曲，一如清代经史之学之派生学问，如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以及典章制度之学等，讲求的是学术内部发生与发展出来的知识脉络，金石乐曲亦然。也便是种种知识脉络，其间隐藏着诸多血脉相连的种种趣味。本来，趣味对中国文人艺术家来说极其重要。其道理简单，无趣无味，势必味同嚼蜡，或者与夹生饭无异。趣味随情境而生，无情无境，趣味也即无所附丽。所谓历史文化趣味、文史趣味以及文人趣味等等，“文脉”一词，即为典型概括。因此，一切与“脉”有关。知识脉络的道理相同。也因此，必须着重强调知识脉络的发展，还特具有某种时代性和主题性。比如，清代中期以及之后，经史之学占据统治地位。在当下法学新时代，亦法亦史可能才是这个时代所特具的真正主题性。关键在于，学术传统和确立新的传统，重心在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玉圣的创造性转化，一如笔者所反复强调，在于转型中国的后新时期，逐渐进入到了亦法亦史的新境界，从而在确立新的知识脉络以及发展进程中，有效地继承或变异性地发展了诸多中国传统的精神文脉。

比如说，金石学的发展，最终叩开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大门。地理学的发展（如《海国图志》等），在玉圣那里，就被拓展到美洲史乃至世界史领域中去了。也就是说，发展确实当随时代，知识脉络的发展道理相同。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其根本要义也即在此。退一步讲，继承传统，也并非单一地继承，而应该是立体地继承，更多时候应该是变异性和创造性地继承。从这个层面上讲，玉圣之继承包括但也不限于清儒精神以及方法，乃至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精神文脉，也一并包括在内。比如，玉圣对书法艺术的偏好与嗜好，便可作如是观。

只是需要进一步指出，在继承传统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精神文脉的过程中，时时不能忘却的，也即上述所说的亦法亦史的主题性，也即法学新时代的中国学建构前提；否则，就会在继承与创造的关节点上，存在着颇为强烈的精神紧张。借用余英时先生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分概念来说，西方文化精神乃“外在超越”，中国文化精神乃“内在超越”。任公先生以降，我们的新文化或新文明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要竭力补上“外在超越”（欠缺）的功课。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把这个“外在超越”的功课做足了，我们才能重新发挥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在超越”的固有优势，从而对西方文化精神“外在超越”之内在缺陷，做出必要的纠偏。由此而致力发展出来的新文化或新文明，我们才能说是真正确立起了新的知识发展脉络，才有底气说什么新的知识发展战略，才有理由说重新复兴中华文明，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的承诺，等等。

当然，玉圣之痴迷书法，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工作之余的精神调节。用他自己的话说，罗荣渠先生既是一位兼具专门家-思想家品质的著名学者又是一位独成品格的书法家，“我之爱好书法，偶尔习书，主要缘于1985-1988年在北大历史系读研时受到罗先生潜移默化影响”（见杨玉圣：《玉体横陈》“自序”，亚洲人文出版社2023年版）。可能也并不尽然，更多的时候，也许是出自与生俱来的文化血脉所致。特别是，可能出自玉圣故乡青州文化重镇之从小耳濡目染，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历练，包括学养与眼界的拓宽，等等。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外师造化”在玉圣那儿估计不多，“中得心源”则可能不少，更多的还是出自某种“心之验证”的心领神会。否则，很难想象，玉圣又是如何做到如此这般地玉体横陈的呢？我想，玉圣不太可能有多少读碑帖的余暇，也不可能去隶、楷、行、草按部就班习字。究其实，还是出自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典型精神积淀，也即中国人平时津津乐道并为之自豪不已的悟性所产生的自然效应和宣泄。所谓“求诸己”以及“自证我心”之类，讲求的就是“内在超越”的文化精神。这本来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但搁在“外在超越”精神严重阙如的语境里，如社会、国家以及世界等众多领域里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文化短处。假如这两种文化精神混合一处而又纠缠不清，还缺乏了最基本的文化认知，就会在我们的日常中经常出现悖论，甚至会带来众多困惑以至尴尬。这种困惑与尴尬，还能随时随地反复出现。

前不久，玉圣就遭遇到了此等困惑与尴尬。在其恩师江平先生九十华诞时，玉圣别出心裁，专门手写了一幅江先生的诗词集、《民商法论要·序》等内容的横幅长轴（凡37米，并专门配制有樟木盒），拟在恩师生日宴举办当天现场献礼祝福。此原本当世雅事一桩，且也确已列入了正式议事日程。岂料俗世无聊，本“已被吩咐抱着长卷等候”却居然就在现场被故意淡忘冷落，以至无趣无语地陷入呆立的尴尬情境，“见状即恼羞成怒地回到餐桌”（杨玉圣：《先生的冥诞》，见杨玉圣等主编：《时代的呐喊》，亚洲人文出版社2024年版）。究其原因，便是“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之混杂一处、又淆乱不清所致。

按理说，江门弟子即便并非个个是法学家，但至少也全部以法学为专业。法学（号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科学）所追究的，就是“外在超越”的事情。即无论社会、国家、国际乃至全球秩序安排，均是通过“外在超越”的建构，才可逐渐演化和进化出来。如征服自然（包括自然科学）、征服世界（包括社会科学）等等，也一样是通过“外在超越”性之精神，方可达致。就像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地球”，就是“外在超越”的典型写照。可在我们这里，哪怕周围一里地也是撬不动。

我们许许多多的尴尬与无趣，就是这样见怪不怪，又时不常地莫名出现于日常。而今似乎不该出现的雅俗互置与互换的江门一幕，便是这样既典型又稀松平常的一景。一如前述，大家都是法学专业出身，明明干的都是“外在超越”的事情，但彼此聚到了一起，且是江门弟子聚在一起，讲的却仍然是排座次、论官职，领导高兴不高兴，平等无从谈起，既无价值的尊重，也无尊严的承认。讲的却是彼此的心里的服与不服，平与不平（或者“内方外圆”的“求诸己”），或者讲的干脆就是谁混得好，哪怕在江门也要地位高一点。这种尴尬到了末了，还得由特具自由精神并常带“胡适之式”微笑的雍容大度的贺卫方先生，来打圆场化解。好端端的一桩江门雅事风流，就这样无端地被一场俗世之规矩和热闹的无聊、无趣氛围，给取消掉了。很不幸，曾在晚清精英著述中被反复传讲并反思的顾炎武一句“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而今居然进一步退五步，变成为“一命为学者，便无足观”了，呜呼哀哉！

若从传统千年文脉上看，恰是文人自身成就了诸多的雅事风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史上仅有的两次雅集，便是以文人为首（一次是王羲之，另一次是苏东坡）组织，并名留青史。而今的学者理当比传统的文人更有资格（因为文人无行，许多所谓雅集，在当下早已成了出卖灵魂的俗集），至少学者在人格上更独立。何况，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学教师”的江平先生，其为生民请命，为私权呐喊，而且“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着实就是当下中国法学时代的最强音。更何况，“只向真理低头”的独立人格、“法治天下”的价值理念主张，确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实际上，江门风景无限，不说江先生个人之社会影响力（这在江平先生逝世时，光从朝野方方面面之追悼尊敬，即可见一斑。此可参见玉圣《先生的哀荣》一文中的具体描述），仅其所带博士弟子即达百余位之众，如能存有若干共识，以成就江门雅集，其风景想必当能与史上之任何雅集媲美。

现在话说回来，也即说回玉圣有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话题。玉圣之书法，既稚又拙，且弱且柔，几无斧凿之迹，实有归朴返真之貌，其骨架颇见道家之精神。既如此，其书法本身就是对上述滥觞于儒家的那种俗世精神的消解。其实，真正好的书法确有不少讲究。比如，人们之所以喜欢启功先生书法，实不在其字形字体，而在其精神表现着实不俗，并非所谓“大师”之类的鼓噪。至于那些假借某协会主席之类以抬高身价，则更是等而下之——但即便启功书法，把其与弘一法师书法搁在一块，几乎高下立判。弘一书法，尤其是晚年书法，特具佛家精神，既无烟无火，又悲欣交集。书法并非就是写字，人人能写字，然书法之魂则少有人具备。特别是潜藏在“字”之背后的东西，层次越高，越稀有。史上所谓文人墨客，实在有着无尽的超越性精神内容。此本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千年精神文脉的最大长处，可搁在眼下的现实情境和语境里，就常常变成了最大短处。所以，中国文明确实面临重新塑建。如果我们仍然在旧文明里迷途不返并自我陶醉，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长处就会永远变成短处，就会像闻一多诗歌《死水》里所表达的那样：“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如果我们确实真正有效地重塑了新文明，那么，我们的文化长处就会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创造性转化，就可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某种有力的纠偏和应有的贡献。

换句话说，只有在健全的国家理性与公共理性前提下，才不再需要“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中国人的个体心性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精神，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尽管这个道路会很漫长，尽管“内在超越”的文化精神是我们汉民族文化的最大优势，但毕竟，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全新的世界与发展的历史情势下，亟需重新塑建。国家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外在超越”性建构，由此而首当其冲。有关于此，玉圣曾经花出巨大心力，已经做得足够多，《英堂文存》中的大部分、续编中有很大的部分，均是这些“外在超越”性努力的具体结晶和历史记录。

仍需提及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玉圣许多年来念兹在兹，总是意欲回归他的美国史研究专业。比如，新近其有一篇论文《美利坚合众为一的奠基礼》，在《清华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2024年第6期以《对美国历史进程的一种新解释》为题转载（同时，还在展开《近代美国与拉丁美洲不同发展取向的比较研究》等课题）。笔者在为其高兴的同时，也想在此对《美利坚合众国史》的著述意义做些重复强调：美国史研究真的并非仅仅就是专业，更应该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之事业。何况，玉圣“三十年磨一剑”之写作、出版《美利坚合众国史》，本来即有此写作初衷，也是本来即有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时代的主题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美国学或者法学研究，而且是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总主题，本来就是为了中国文明之重新塑建这个总目标。更为具体地说，这种被重新塑建出来的现代中国新文明，尤其是在即将被重塑的世界文明进程中，实在必须占有或理应占有重要的历史位置，并理应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历史贡献。在此宏大的研究背景之下，无论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美国史研究还是包括中国史研究等在内，就该是或者本来就均是中国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我们还需警醒，无论是研究美国还是研究中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境和历史情势下，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与调整，就像“外在超越”的文化精神与“内在超越”的文化精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情境下，需做出不同的调整与重整，以发挥其在各自领域本来即有或该有的自身精神与现实的双重建构力量一样。

（《〈英堂文存〉续编》系列图书，杨玉圣著，将从2025年后开始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