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上)

——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0 次 更新时间:2008-12-27 18: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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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西方现代性观念动态结构以及意象关联性中的中国形象的完整认识结构,从而为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打下了十分坚固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由周宁的研究过程还可看出,要从中国视角参与到世界秩序原理重构和意识形态话语争夺,首先必须建立起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纠错的话语机制。

  关键词: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话语机制,知识系谱化,新拓扑历史主义,主体性中国形象

  

  颇有意味的是,在我准备做周宁博士的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批评性研究之前,脑海里居然反复地叠现着学界流传颇广的朱苏力先生的一句话:法学家,什么才是你的贡献?周宁当然不是法学家,但他的学术贡献确实相当重大。无须讳言,周宁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还是体现在文学学科上的,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我想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余虹先生的这句话:“在当下盛产理论的年代我们却没有理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周宁是个极为难得的例外。这种难得即难得在其特别例外地具备有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暂且不论周宁对早已是文学学科前沿的比较文学的贡献如何,即便是跨文化研究,其理论前沿的概括能力和先锋能力,国内文学理论界堪能其匹者也属不多见。或者毋宁说在国内思想界,周宁的贡献也堪称重要,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至今没有一个理论家、思想家能够像周宁这样可以对构成世界的秩序原理进行如此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和批判。假如说我们真的有伟大的作者的话,那么他首先应该是个“伟大的读者”——老实说,国内时至今日“伟大的读者”实属稀有,且不说那些抄袭剽窃者们了,即便学风纯正,能够像周宁这样读书的,可以作为例子来举的实力学者中大概只有邓正来和陈平原寥寥数个了。读书很多的人当然不是没有,但能读到“伟大”(我说的“伟大”其实是指解读和批判的综合能力)者就得让人肃然起敬了。更重要的显然还不在这里,毋宁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其背后的学术冲动和问题意识,比如:“21世纪,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西文化之间建立一种‘交往理性’,完成我们的文化自觉,我们将如何开始?”①(p15)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真正的大学者常常会有着一个终身性问题伴随着自己一生,而上述周宁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估计实际上已经伴随了他许多年,而且我相信还会继续伴随他许多年,直至他自己所认为的那种“交往理性”真正建立和“文化自觉”真正形成的那一天。

  然而,就像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这种‘事先回应’的方式开放出本书有可能进一步提出的理论问题,比如说,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甚或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未来和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②(p49)如果允许我也借用这种“事先回应”的方式,那么,“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等诸多的理论大问题也一样将会一一被呈现了出来。也如邓正来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②(p9)而周宁跟邓正来的巨大不同,便在于“我们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形象’,而不是用‘中国观’来讨论这个问题。理论前提的变化决定概念术语的选择,‘观’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观念’或‘观点’,本身就包含着客观性与真实性假设;而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①(p7)简单地说,周宁与邓正来的主要理论分野,在于前者着力于揭示“不确定性”后者则着力于揭示“确定性”。即便如此,在我看来他们二人在不少的时候其实形成了诸多的理论交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或批评乃至批判,主要是针对周宁的代表性论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册)一书,并无与邓正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意图,但因为理论上的某种前沿性难免涉及交叉分析,本文也即仅仅局限于一些交叉分析;而对周宁本人的许多其他著述,诸如比较文学、戏剧理论研究以及其他的跨文化研究或编或著部分,本文也暂不涉及。在此试图集中追问的,其实也便是上述“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等系列问题,毋宁说我们的相关追问本来就应该从周宁的这部(洋洋七十三万言)标志着理论界乃至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正式宣告结束的代表性论著开始。

  

  阅读中的思路调整:对西方大师的问题转换

  

  自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说得客气一点,我们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是处于前反思性阶段;说得不客气了,其实大多时候基本是处于搬运、消费西方的诸多大师的思想和学术的状态。究其实大抵有二,一是既然不能出于本土认知,就跟我们曾经出过无数的“国际问题专家”道理相同,对本土的问题毫无感觉,对外国的事情却能如数家珍[1],其变体就是见了人家的东西就好玩好奇,不论品质一概照单全收;二是留学国外,虽然接受的是较为系统的西学知识训练,也读过不少西方原著,却令人遗憾地大多时候是以传播知识为己任——即便有个人思考的时候,也基本无能跳出那些大师问题的解释框架及有效性范围,更不用说如何把大师的问题转换成为我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并对大师问题的解释有效性范围做出超越。与此同时,殊关重要的大师研究却又相当稀少,除了邓晓芒(康德研究)、倪梁康(胡塞尔研究)、孙周兴(海德格尔研究)等极少数学人愿意贡献出大量心血和精力外,便是邓正来对哈耶克的“八年作业”[2]以及可能另有一个八年(从康德到罗尔斯的理路)和五年(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的理路)“作业”,其目的据说在于最终能够“建构起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知识体系”[3]——也即:知识的批判和增量的可能性——尽管在我看来,正来的这个批判可能还得具备有世界秩序原理和中国传统秩序原理两大批判作为根本前提,否则几乎先天地难以完全避免以中华的“天下主义”批判西方的“世界主义”的嫌疑,而事实上以王岳川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嫌疑(关于这一点,将在本文最后部分详加论述)。然而,你不能不承认在当下浮躁至极的中国学术界正来显得鹤立鸡群。不曾想,北有邓正来(正来长期生活在北京),南有周宁(周宁长期生活在厦门),而且一样是深入到了西方世界的理论核心内部肌理和机制中去,而且一样地一派“大音希声”。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能让你感到作为中国的年轻一代第一流学者的那份使命感和焦灼感:中国的疼痛、中国的迷惘乃至在这个世界中的确切位置以及中国自身的形象和文化身份。

  以《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那种对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的自觉性和可行性以及深度和广度,窃以为国内几乎无人可以抵达。不要说还有谁能这样提问题,能有几个人可以意识到都难说:“现代中国的文化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形象,既是一种建构过程,发现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意义的丰富性,也是一种解构过程,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觉醒到他者镜像的虚幻与异化。”①(封面)即便是可能意识到,又有谁可以像周宁这样沉潜于如此长时间的阅读和解构(光是此著的写作时间便横跨十年,那种在浩如烟海之中广泛搜索、阅读并梳理西方诸如传教士、商人、水手、旅行家、政治家、外交家、记者们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和或史或论的相关文本和典籍以及西方民众的套话传说,更不知要花去周宁多少时间?特别是那些杰出的现代、后现代哲学、理论大师的原典和诸多作家的文学文本,又不知要耗去他多少心血?其准备性工作的繁重与繁复性、艰苦与艰巨性可想而知),甚至还不仅仅是阅读与解构,更重要的还是那种系谱化的能力——如果土生土长于西方或者一开始接受的便是西方的系统科学训练自又另当别论,又如果周宁像诸多“海龟”那样留学西方取得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做过相关博士后研究可能还有点“靠谱”,然而,周宁却只是我们本土南京大学培养的文学博士,出外访学是有的,但那也仅仅是为了接触第一手资料以方便研究而已——便是有鉴于此,我特别愿意称呼周宁先生为博士。尽管他已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早已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我以为周宁是个真正的“博学之士”。相形之下,国内那众多大面积“注水”的“博士”不用说,即便是“海龟”们,“泡沫之士”也一样比比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认真细致地通读过一遍《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所有的读者将会跟我一样感到振奋,同时想必也会为能享受到一场如此丰盛的“思想盛宴”而感到心灵的震撼。

  也许在阅读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周宁受到尼采尤其是福柯的“系谱学”影响,甚至可能还带有点“知识考古学”的某种倾向。必须即刻指出的是,在这部著作里面,周宁最突出的表现其实还是高度知识化的文本特征和批评理论追求。尽管在他的所有阅读和解构中归纳出的是两种原型(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和六种类型(“大汗的帝国”、“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与“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从中也可能见出诸如弗莱的“原型”理论乃至拉康的“镜像”理论痕迹,当然还有德里达的解构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影响,更可见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德里克的“自我东方化”的潜在理路,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君不见1990年代以后,“研究后学”搬运后现代理论成为我们理论界的首要“业务”,有时甚至滑稽到了“挟洋以自重”的程度,似乎离开了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拉康、利奥塔、德勒兹(也包括弗莱、巴赫金、马尔库赛、乔纳森·卡勒、伊格尔顿、杰姆逊乃至“耶鲁解构四人帮”在内)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术语就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以至我在做邓正来知识批判系列[4]的时候在脑海里出现频率最多的念头是:实在可怜,我们始终就没出现过一个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邓正来,否则还不至于让人失望到如此程度!然而,《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出版,不仅完全颠覆了我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没有理论”的看法,而且几乎是马上便对周宁聚焦观察,并对他的知识解构究竟如何形成的力度和理论观照的高度等等,形成了持久的迂回思考和深入的认真探究。

  最后得出的结论其实也简单,便是周宁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反思性的。比如,周宁的清醒“学术地图”意识:“萨义德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清晰的界定:‘我的出发点是:英、法、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东方的经历;什么样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使这一经历得以发生;这一经历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我将这一已经受到限定(但仍然过于宽泛)的问题再次限定到英、法、美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它们在长达千年的时期内共同代表着东方——的经历上,这样做的原因我待会儿再加说明。做此限定之后,东方有相当一部分——印度、日本、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地区——似乎被排除在外,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区过去不重要(它们显然一直很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在讨论欧洲在近东或伊斯兰的经历时完全可以不考虑其在远东的经历。’萨义德也试图扩大东方主义论题的视域,……1993年问世的《文化帝国主义》将东方主义话语批判从伊斯兰世界扩展到印度、澳大利亚、拉美,但在空间上还是没有扩展到东亚——中国和日本,在时间上也没有推到19世纪以前。”①(p6,周宁《总序》,注释①)我们读过《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也清楚,周宁的研究和批判恰恰就从萨义德的研究和批判所遗漏了的部分开始,而且在时间上大幅扩展揭示出了西方七百五十年现代性的内在精神历程和可能的意向结构。也就是说,周宁有效地把大师们的问题转换成为我们自身的问题,也即“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或者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尽管周宁一再强调“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文化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的机制。”①(p10)但在我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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